苏轼在密州，心情越来越不好，去年想念亡妻，今年又怀念起了苏辙——子由弟。自己外放杭州，子由弟亦随之外放。京城一别，已有六、七年没见。听说他现在齐州任职（今山东济南），不知是否可好。于是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洒问青天。不知天上官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在密州有诗词吟诵，后调任徐州（今江苏）、湖州（今浙江）任知州时，亦有大量诗词吟诵。一些诗词涉及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弊病和残缺，传到了京城。有人秘密收集，并添枝加叶说“苏轼诗文恶意攻击新法并影射皇帝”，密告给王安石。王安石已知“苏轼无野心，只发发牢骚罢了”，便“置而不问”。
不久，王安石痛失爱子王雱。人世沧桑生死难料，功名利禄皆是过眼云烟。他开始心灰意冷。于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便提出“辞职归乡”。神宗被逼无奈，终于让王安石带使相（有官价，无实职）兼任判江宁府职，重回金陵。元丰二年（1079年）又封他为荆国公。
王安石一离开京城，朝廷里的一些嫉妒苏轼的小人舒亶等便加紧活动起来，终于在元丰二年（1079年）秋，形成历史性的“乌台诗案”，将苏轼从湖州抓捕回东京下狱。王安石在金陵听到这个消息，忙设法营救，给神宗皇帝的奏折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宰相肚子能行船，皇帝的心胸岂不如罢去的宰相。苏轼在大狱里关押了一百多天，神宗也没看出苏轼的诗文有什么大罪，便下令把他释放，迫于当朝小人得势，无奈将其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
黄州团练副使，实际是一个极小的空头官衔，所挣俸禄不够糊口，初来乍到，住在一所破庙里。时为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江边白雪还没融化，寒气袭人。苏轼躺在破庙里睡不着，写成了被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关于这首词的主旨，有许多种说法。一种认为：为怀念亡妻王氏女作。再认为：为温都监女作。还有的认为：为影射讽刺现实作。比较流行的说法，当属黄蓼园《蓼园词选》所说“自写在黄州之寂寞”以及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的“此亦有所感触”为是。词中以孤鸿自喻，表明了作者既孤苦伶仃又不愿合流同俗，从而反映了政治失意后无奈的孤寂心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苏轼在黄州吃饭已成了问题，后来靠朋友的帮助，弄到了一小块田，自己耕耘起来。此地靠东山坡，东山坡上又盖了一间小草房，他便居住了下来。算是自寻其乐吧，自己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便被人叫开了。
在逆境中始终情绪消沉的生活，并不是苏轼的性格。他很快从思想的低谷中走出，游山看水，勤奋写作，以便不辜负欧阳修老师的栽培。
神宗元丰五年（1080年），七月和十月，苏轼约友人先后两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赤鼻矶）。归来后，写了两篇赋，头一篇叫《赤壁赋》（现今称《前赤壁赋》），另一篇叫《后赤壁赋》。写了两篇赋，苏轼还感觉余兴没尽，于是又写了一篇激情奔放意境深远的词《念奴娇·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三国赤壁之战所在地，没有人能说得清。黄州是，江夏、汉阳、汉州亦是，嘉鱼更是。今人经过大量考证，“嘉鱼之地”占主导地位。据此，便有好多人写文章，说博学多才的苏轼在“假赤壁”闹了一个大笑话：“张冠李戴生了一个怪胎”。其实，苏轼并没有以讹传讹，要不然他怎么会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呢？如果还不足以说明的话，再请看他的《与范子丰书》：“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
此词一出，便生出很多佳话。俞文豹《吹剑续录》说：“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据《东坡志林·记游庐山》说，苏轼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由黄州赴河南汝州任团练副使时经过九江，于是登临庐山，见“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但毕竟山水天上人间，触发灵性，不能自抑，写了近十首庐山记游诗。今漱玉亭前，三峡桥下，苏轼当年均有诗作（有《庐山二胜》等诗为证）。作为游觅庐山的总结，这首形像与哲理高度完美偕和的《题西林壁》，便应运而生了。
石钟山（今江西湖口县）位于鄱阳湖与长江汇流交口处。从庐山到石钟山一百多里地，中间仅仅隔着鄱阳湖。庐山在湖西，石钟山在湖东。
苏轼和长子苏洵等人从庐山上下来，便从鄱阳湖上泛舟，去了石钟山。著名的《石钟记》便产生了。
《石钟记》第二自然段云：“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丁丑（初九日），余自齐安（湖北黄州）舟行适临汝（今河南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
实际上，苏轼从湖北黄州出来，并没有去临汝。河南临汝在黄州的西北面，离黄河不远。苏轼“舟行适临汝”真的是南辕北辙，江西湖口在黄州的东南面，邀长江伸手可及。那么到底是谁搞错了呢？
王安石变法之始，宋神宗对苏轼的才学就十分看重。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之所以未行，是苏轼的上书奏议起了作用。奏议呈上，神宗看后即说：“我原来就怀疑这项改革行不通，读了苏轼的奏议，更加清楚明白了。”乌台诗案后，苏轼含冤被贬黄州，神宗仍对苏轼不忘。一日，神宗对当朝宰相说：“国朝史事，文笔重要，调回苏轼润色如何？”当朝小人嫉妒苏轼的才华，找出种种借口阻挠。神宗皇帝仰天长叹：“苏轼被贬，闭门思过，熬苦数载。人才实在难得啊！朕不忍心弃他终身在外。”说罢，便亲笔御旨，调苏轼回比邻西京洛阳的临汝。苏轼接到皇帝的圣旨，便从黄州启程了。南辕北辙，说是去临汝赴任，实际走的方向正相反。其实，他心里落脚点是在江苏扬州。《石钟山记》一写完，他便向皇帝上书。上书说“自己处境饥寒，江苏常州还有点薄产。请求回常州为安。”神宗见了苏轼的奏折，思虑再三，还是“恩准”了。
我们今天真应该感谢苏东坡这个“土之皮”，跟皇帝玩了一个“小心眼”，要不然，我们怎能有《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读呢？
苏轼得到了皇上的恩准，长子迈又把父亲“送之至湖口”……面对浩浩荡荡的长江，父子含泪话别，早没了游石钟山的神态，随着船公的一声吆喝：“开船不等客了！”，苏轼便乘船顺流而下……
9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副宰相，开始变法，到了第二年十二月（1070年）和早年好友韩维一起升为正宰相。
王安石与司马光因《答司马谏议书》公开后，便彻底决裂，化友为敌。
司马光把一大批反对变法的人召集在自己的门下，如老宰相（王安石初入仕途的顶头上司）韩琦、编修《新唐书》的积极支持者曾公亮、曾布、富弼、唐炯、文彦博（早年宰相十分器重王安石并提拔）等，与王安石公开进行较量……
在“反对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神宗有些举棋不定了。王安石抓住了神宗“想变革，又怕乱”的心里矛盾状态，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立即“称疾不出”，呈上《乞罢政事表》。这时，韩绛、韩维兄弟二人还和王安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便极力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以免重蹈庆历新政复辙”。神宗无奈，便让司马光代写圣旨。司马光借神宗的口吻狠狠地把王安石讽刺了一番：“如今士大夫沸腾，黎明百姓骚动……你的雄才大略怎能无用武之地，朕希望你照常处理公务……”
王安石接旨，怒不可遏，立即上书给皇帝进行驳斥辩解。
论辩才，小小的神宗皇帝，哪是王安石的对手，忙亲写手谕认错：“诏中两语，有些言过其辞，也是朕失于详阅。如今再浏览时，有些惭愧。”
识时务者为俊杰。王安石见好就收，不再装病又上朝主事，继续搞起他的改革了。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春，京东、河北两路发生了暴风的灾异现像，百姓十分恐慌。反对变法的人见机可乘，又征得了神宗皇帝的圣旨：“暂停变法，以对天变”。王安石傲气十足，扣下这道圣旨，不予传达贯彻。并提出了“三不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司马光又抓住“三不足”的把柄，在社会上大做文章，让谋求官职的人答卷辩驳：“市上流传‘三不足说’，为奇谈怪论。愿闻所以辩之？”
欧阳修见自己早年的学生——王安石和司马光闹得太凶，便出面做调解工作：“人言还是可畏也，好友因政见不同也，再继续闹下去，恐怕将来名声不好也”。
王安石丝毫不顾师生之谊，一针见血地说：“政见不同既政治不同。什么叫政治？轻者说，你下我上；重者说，就是你死我活。”
欧阳修见王安石不可救药，便请求“解职归家”。神宗皇帝想挽留，王安石却说：“欧阳修依附韩琦，同情司马光，在一郡就败坏一郡，在朝廷就败坏朝廷，留下何用？”
欧阳修回到家里，面对范仲淹的画像大哭：“范兄，怎么才能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
欧阳修解职归家不久，司马光又遭到王安石的排挤：“徙许州”。司马光拗不过王安石，便保证“自是绝口不复论事，请改徙西京御史台，专心于编制《资治通鉴》。”
我们还真得再一次感谢王安石变法，要不是王安石的不容人，哪有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一举成修《资治通鉴》呢？
欧阳修解职在家，忧愤成疾。他感到有生命的日子已经不多，便重新润色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又把早年“著书立说”自己完成的有关古代文物的收集、著录、考辩的《集古录一千卷》重新校对，随即又完成了《集古录金石跋尾十卷》。不久，便撒手人寰，在他的范兄（范仲淹）走后的二十周年，羽化成仙了。
面对众叛亲离，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不改，更加坚定。新春佳节时，他写了那首《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酥。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然而，老天不支持王安石，熙宁六至七年（1073年—1074年）连续干旱，年景无收，流民遍野。京城内外，童谣四起：“去安石，天乃雨。去安石，天乃雨！”两宫太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再一次逼迫神宗停止变法。神宗无奈，终于找王安石商量：“该如何是好？”
王安石无奈，“愿罢相”回金陵任知江宁府。在罢相前，他向神宗皇帝建议：继续贯彻新法，任命“传法沙门”韩绛为宰相，任命“护法善神”吕惠卿为副宰相。后事安排完妥后，王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三日回金陵了。
吕惠卿是个小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王安石罢相后，他以为时机到了，借继续推行新法之机，网罗党羽，遇事不尊重宰相韩绛意见，又不能容忍朝中沈括、李承之等一大批有影响的老臣，于是又有了“请王安石入朝辖治吕惠卿”的呼声。此时，宰相韩绛趁机向神宗上奏章：“天下之人思念荆公（王安石），请陛下恢复其相位。”神宗皇帝准奏，王安石于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官复原职，重新执掌帅印。帅印丢而复失，间隔仅十个月。为了讨好王安石，神宗还任命他的儿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假意一番谢职不受，吕惠卿劝说皇帝准奏。岂不惹恼王氏父子？
王安石从金陵迁回东京，又继续深化了他的变法，并同吕惠卿的矛盾公开化。吕惠卿有点不服天朝管了。
王雱背着王安石暗地网罗党羽，搜缉吕惠卿罪证，假传圣旨，想置吕惠卿于死地。吕惠卿知道后，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王安石一刁状。王安石回到家里，问明原委，把王雱一顿臭训，王雱在父亲面前有苦难言，有辩说不出，只好暗生闷气，暗自憋火。不久，王雱后背生了个大痛疽，不治身亡。
“一日风鸟去，千年梁木摧”。不到二十岁的王雱，生性聪敏，才华出众。爱子英年早逝，使王安石有点看破红尘，不再迷恋仕途和变法。从此，心灰意冷，“老来厌世语，深卧寒门窦”，痛失爱子，常常使他吟诗大哭。自此后，王安石多次向神宗皇帝提出辞职。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神宗皇帝终于同意王安石回了金陵。
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在相位八年，推行变法，可谓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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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自贬黄州，十分钟情于山水，游完庐山、石钟山后，便获神宗皇帝恩准，由去河南临汝改为去江苏常州。
苏轼乘江船，顺流直下，不几日便到了江苏金陵——南京，南京是常州的必经之地。时值神宗皇帝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