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蒸以教育家的学识和品格，在主持办理高等师范教育的10多年里，周密计划，精心实施，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师资，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他的《我的办学经验》等论著，充分反映了一代教育家在旧中国办学的艰难处境和可贵经验。李蒸认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制度的中心，是一切教育之母。高等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分区设立，使之成为独立系统，是战时教育的一大创举。他主张教育必须实现专业化，应由专家或专门人才去主持，那种以为任何人皆能高谈教育，以为教育是一种常识而非学问的论调，只能是不科学的头脑，是阻碍教育的怪论。他在主持北平师大、西北师院的工作中，一直主张以专业训练为学校之“重责”，大力提倡培养专业精神。他认为教育事业是精神事业，从事教育事业者必须先养成专业精神，要以事业为重，安贫乐道，不见异思迁，负起为国家培育人才之职责。他在给西北师院1943年毕业同学毕业册题序中，谆谆告诫诸位弟子：“开发西北，首赖教育”，“诸君毕业之后，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下定决心，争先恐后，同在西北工作”，“切不可仍陷故常，竞赴通都大邑，图个人之安逸”，充分体现了一代教育名家的品格与见识。
在学校建设方面，李蒸认为，学校的构成要素有三：一为教师，一为学生，一为设备。评定一所学校的优劣，就要评价这三种基本条件，而后两种基本条件的完成，大部分要靠头一种基本条件的具备。由此，一所学校的成功，主要的是师资的健全。因此，培养优良师资，是师范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李蒸还非常重视培育和保持传统校风。他认为，优良校风可使全校师生精诚团结，工作振奋，在有形无形之中不仅学到知识，且可变换气质，养成高尚品质。他以“刻苦耐劳，诚朴笃实，埋头苦干，不尚宣传”来概括西北师院的校风，与广大师生共勉。
李蒸还认为，校长的学识、品格、作风，对办好学校至关重要。他以多年的亲身体验，总结出一系列办学理念，认为作为大学的行政领导，要保持尊师重道的风尚，只有取得全校教师的竭诚合作，才能真正办好学校。大学校长在学问方面虽然不一定是全校的领导，但必须是一门学科的权威，在品行方面则应是全校的表率，能够以身作则，对人对事必须公道真诚。李蒸向以思想开明，办事公允而为人称道。他十分赞同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主张，认为大学教授应享有学术自由之权利，不能把他们当作官吏一样任意调动。
李蒸对西北教育文化建设寄予厚望，并愿为此尽力。他认为，抗战以来东南华北人才内移，西北开发与建设的声浪益高。借此良机，西北教育事业必将快速发展。他还认为，西北师范学院的使命之一，就是协助西北各省教育行政当局扩充中等学校数量及改进其质量。在他的主持下，西北师院开办教育实验区，通过本院的毕业生，对推进兰州和全省的中小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指出，作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西北师院不能仅限于课堂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养，还必须发扬民族文化，弘扬国民道德，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竭力进行。
李蒸在西北师院迁来兰州后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品格、作风以及勤俭办学的业绩，为广大师生以至许多民众所敬佩。1945年李蒸调任去职后，十里店一条街曾被命名为“李蒸路”，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与怀念。
辛树帜（1894—1977），湖南临澧人，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赴德国留学，专攻生物学。回国后任职于多所大学，1941年来甘、宁、青考察，对西北开发建设具有浓厚兴趣。1946年受命主持筹建国立兰州大学，对创办和建设兰州大学具有重要贡献。
1946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委任辛树帜为国立兰州大学校长后，他随即来到兰州，开始为建校而奔忙，历经艰辛，功效卓著。辛树帜经过考察研究，并征询省府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后认为，新组建的兰州大学，不仅要符合大学规程，而且要具有西北特点。当年6月，即向教育部呈送了《计划大纲》，提出按大学规程设置文、理、法、医四学院的意见，并以发展畜牧，防治畜病，改良品种，对发展西北经济大有裨益，上书教育部和甘肃省政府，积极支持在兰大特设兽医学院。他还认为，西北各民族各有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据此专门呈报教育部，在文学院内增设了边疆语文系，内设蒙古、藏、维吾尔文三个组。
辛树帜认为，要办好大学，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因此十分重视礼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他为此奔走各地，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先后聘请知名教授、教师近30名。
为了让更多著名学者来到兰大，他还采取短期讲学的办法，利用兰州夏季凉爽的有利条件，邀请著名学者来校开设暑期讲座，辛树帜为表示礼遇，常常到堂听课。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使兰州大学的教学质量在短短两三年内即有显著提高，同时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声誉。
办好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较为充足的图书仪器设施。辛树帜在接受任命、来兰州之前，即设法在上海订购多种仪器药品。在校期间，更是投入重资，多次派人去京沪等地采购图书，充实馆藏。正如顾颉刚在兰大新建的图书馆落成时所作《积石堂记》中所说：“（辛树帜）先生高瞻远瞩，知树人之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更竭其全力购置图书”，先是车载而来，后更以飞机运之，“二年之间，积书十五万册，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而为西北巨藏矣！”除图书仪器外，辛树帜对兰大校舍建筑亦亲作筹划，倾注心血。他曾几次造访教育部，争取建筑经费，又诚聘工程专家精心设计建设。在首批新建筑落成后，特以西北名山天山、祁连、贺兰命名，并于1947年8月10日亲自撰《中山堂记》：欣喜“三堂且竟，教室实验室，粗有丽止”，而“大学洎四年，人数必半万”，在时艰物迫的情况下，期待礼堂、宿舍等工程亦能相继告成。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当局加紧控制学校，迫害进步师生，兰州大学处于危机状态。辛树帜以一个教育家的责任感，多次奔走于南京等地，向国民政府索要欠费，以维持学校教学与生活。兰州解放前夕，他坚持留在学校，团结全校师生，以应付拖延的策略，抵制国民党军政当局迫令迁校的阴谋，保护校产免遭破坏，为人民政府接管准备条件。总之，辛树帜作为一位富有魄力、注重实际的教育家，尤其是对创办和建设国立兰州大学所做的重要贡献，深得广大师生和兰州人民的称赞。
赵元贞（1879—1974），字正卿，甘肃正宁人，甘肃近代著名教育家、爱国人士，以主持甘肃教育工作、筹建兰州志果中学等教育活动而闻名，为兰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赵元贞出身农民家庭，自幼家贫，勤奋刻苦，1908年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之后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地质，19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以优异成绩被公费派往美国留学，获匹兹堡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曾一心想留学美国的赵元贞走实业救国之路，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但在旧制度下此路难行，便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工作。曾先后于1923年和1930年两度出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1940年以后任私立志果中学校长，直至解放。建国后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赵元贞初任教育厅长后，认真办理教育行政，创办《甘肃教育》月刊，筹办矿师养成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四处奔走，各方求助，亲自组织建所、聘师、实施教学，后因调任而中断。1930年复任教育厅长后，因从政难有成就，次年即放弃政务，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省立甘肃学院、甘肃农业学校任教，讲授化学、地质、英文等课程，精心培育专门人才。
1940年春，为救助因日寇飞机轰炸、学校迁移而失学的青少年入学，兰州“兴文社”等八社团发起创办私立志果中学。因学校经费仅仅来自各社团的赞助，又无官方督导，屡聘校长都推辞不就。于是，赵元贞应邀担任校长。他为办好学校，全力以赴，精心筹建，并慷慨捐助自家房产、良田，以弥补筹建经费之不足。为保证当年秋季招生开学，他以极少的经费，权衡分配，“拿情面聘请教员”，终于按期招收近百名初一新生。开学之后，更是把全部心血倾注于学校。他亲自上课，选购图书，组织师生义务修整操场，关注教职员和学生生活，使学校在困难环境中得以正常进行教学活动。由于办学经费不足，创办之初董事会曾决定每三年招一次新生。但赵元贞认为这不符合中学教育规律，力主连续招生，终于得到支持，增加经费和教学设施，于第二年连续招生，使得学校得以正常发展，并于1942年获教育部备案成功。
志果中学这颗幼苗，在赵元贞的精心呵护下，经过全校师生九年的努力，由原来无人知晓、默默无闻，到解放前因其办学有方、教学质量较高，成为一所声播陇原、受人赞誉的私立中学。赵元贞曾昭示志中校友：“世界最著名的学校是私立学校”，鼓励他们饮水思源，努力深造，将来服务社会。解放后，志果中学改设为兰州第二中学，赵元贞继续兼任校长。他在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仍坚持到校授课主持校务，深受师生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