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君被扫除以后，朝鲜政治形势有了显著的变化。尽管政府依旧腐败，权力分散，通货因膨胀而贬值，国家正遭受着半饥饿的威胁，但王妃及其党羽如今是至高无上的，没有遭到明显的严重反对。他们当时是亲华的，因为王妃的闵氏家族源于中国。他们也是朝鲜最大的贵族和最大的地主。他们对其两个互相竞争的邻国的态度是矛盾的：日本督促朝鲜人采取他们不愿去审视的进步措施；而中国尊重他们管理自己的权利，而且较为随和，更何况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仍然是远东最强大的国家。朝鲜人喜欢中国人，却嘲笑他们；憎恨日本人，却崇拜他们。乔治·寇松[ 乔治·寇松（Hon. G. N. Curzon，1859—1925年），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驻印度总督、牛津大学校长、外交大臣。曾于1892年来华，并与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谈。后根据来华经历，著有《远东问题：日本朝鲜中国》一书。]这样评述道：“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是当前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朝鲜憎恨日本人，却崇拜他们。注重礼节的日本人在朝鲜滋生出了霸道与蛮横的习气，之所以如此部分归因于民族的虚荣心，部分则是对往事记忆犹新所形成的。普通日本人利用一切机会欺侮朝鲜人，反过来朝鲜人又对前者恨之入骨。”[《远东问题：日本、朝鲜与中国》（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Japan， Korea， China），修订版，第194页。]
然而，日本不会坐视这种不利的形势发展。它不认为它与中国就朝鲜控制权发生的斗争会和平地解决。因此，日本专注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同时鼓励其人民在朝鲜定居经商。到1884年，在朝鲜商贸中心区域经商的日本人比中国人多出了十二倍。而且，日本抓住一切机会培育针对王妃的政治对手。日本人发现，许多朝鲜访客，包括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人，愿意倾听日本就后面这桩事情提出的建议。金玉均是一个年轻的贵族，风度翩翩，才华出众，被视为一个日益壮大的党派[即“开化党”，为当时朝鲜国内的一股革新、亲日的政治势力，他们主张终结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改与日本结盟，希图借助日本之力实现朝鲜的开化改革。]的领袖。他于1881年去日本居留，自愿服从国王之命，因为这使他置身于大院君残忍的独裁统治之外。1882年，当这场危机平息之时，他和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一道回国。那时朝鲜宫廷正在挑选一名使节赴日商谈十二万法郎的借款，金玉均被提议担任此职。但是，他谢绝了这一任命，推荐国王的姐夫朴泳孝为代表团团长，他自己则做顾问。在完成这次使命后，他留在日本，同时扩展了与日本政治领袖们的接触。他给其欧洲和日本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过来，他自己完全信服了欧洲文明的优长，对日本的社会与经济进步尤为折服。通过与权倾朝野的井上伯爵的一次会面，他明白了日本对其祖国的强烈愿望，后者对他说道：“我们的军备计划不单是为了自我防卫，也是旨在协助贵国获得完全的独立。”[金玉均日记，见伊藤博文所著《秘书类纂》第一卷，第430页。]他的其他日本朋友这时向他暗示：只要他能获得朝鲜的政权，他就能取得很大的成就。于是他决定回国。
金玉均回国后，受命负责殖民事务，后来又负责对外事务。他发现亲华的闵妃集团地位十分牢固。尽管驻扎在汉城的中国军队已从三千人减少到一千五百人，但在四名指挥官和袁世凯控制下的朝鲜新军有四营之多，总计有五千五百人，并配有大约三千支皮博迪·马蒂尼步枪。四名指挥官为右营的闵泳翊，左营的李祖渊，前营的韩圭稷，后营宫廷卫队的尹泰骏。这四营部队构成闵妃党势力的一个支柱。另一个支柱，很奇怪，竟然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鹭宾·赫德爵士于1883年派到朝鲜的德国人保尔·乔治·冯·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作为中国在朝鲜的代理人，此人无疑很有才干，但任性而武断。他的穿着和举止都像朝鲜人，并控制着朝鲜政府的财政。
袁世凯与朝鲜的国王和王妃相处得很好，以至于国王于1883年初要求他出任新军的统帅。吴长庆将军不同意这个提议，但这未能妨碍袁世凯控制新军四营的操练。
与此同时，中国在安南[即今越南。]与法国发生了军事冲突，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似乎即将爆发。1884年11月12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寄去一封密信，将汉城的政治形势概述如下：
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唯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216—217页。]
但是袁世凯没有三年的时间可等。金玉均回国之后，国王立刻召见了他。这时正值中法战争的前夜，中国对朝鲜控制的放松，致使其宗主国地位的可靠性减少，而王后的地位更易受到攻击。在这次关键的召对中，国王听取了金玉均阐述的亲日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日本与法国两相呼应，在一场战争中打败了中国，那么它就可能会决定吞并朝鲜。这里有一个可笑的巧合，即在几个月后，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爵士警告中国的总理衙门：日本正在加强军备，日本与法国结成武装同盟的危险增强了。金玉均继续说，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中国对朝鲜的保护已经失效了；要保护朝鲜的完整，必须与日本结成盟友，并与沙皇俄国谈判。国王觉得他见多识广，而且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于是承诺针对所有重要的事务都会听取他的忠告。
亲日派的掌权引起了中国驻汉城代表们的警惕，但吴兆有将军[淮军庆字营（即吴长庆的庆军）将领，在吴长庆撤防辽东后继任清驻朝鲜军队统帅。]及其副官生性优柔寡断，而总领事陈树棠被金玉均描述为“软体海参”。[金玉均日记，第436页。]所以，通知李鸿章有“不测事件”正在发生的任务，就落到了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袁世凯的肩上。
1884年11月8日，金玉均及其同志们秘密会面。其中一人报告说，袁世凯在几天前就对他的部队做了动员，命令官兵们睡不解甲。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对此作出反应，命令其驻军官兵于11月11日夜间进行射击训练。这也许是他自发的行为，但确实吓坏了国王和汉城的居民。流言突起，大肆传播。袁世凯为小心起见，在兵营附近实行戒严，朝鲜的四营新军也如法炮制。
袁世凯对朝鲜军队的牢牢掌控，以及穆麟德对财政的紧抓不放，使亲日派极难挑战闵妃党。面对着这个强大的同盟，他们要取得胜利，只有两个希望：第一是将军人们争取过来，而这必定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二则是暗杀。日本公使及其美国同僚孚特（Lucius H. Foote）认为，后营（应为前营——译注）[前文已提及韩圭稷为前营指挥官，此处应为作者笔误，后文径自更正，不再另作说明。]的指挥官韩圭稷同情亲日派的诉求。即便算上韩圭稷的帮助，亲日派仍然没有机会公开反对亲中派。于是他们缩回去了，改以较为隐蔽的办法来实现其目的。
那些口耳相传的流言，以及在汉城暗中进行的各种繁忙的活动，不能不引发方方面面的焦虑。11月17日下半夜，右营指挥官闵泳翊拜访袁世凯，他们长谈过后，于凌晨3点40分一起前往闵泳翊的指挥部。接着，袁世凯前去参见中国的提督吴兆有将军，有人看见他在破晓时分骑马回到自己的兵营。一星期后，英国总领事阿斯顿（W. G. Aston）开玩笑似的警告金玉均：“很快就有事情要发生啦，阁下这样的人得小心一点才是。”[金玉均日记，第445页。]但金玉均很坚决。第二天，他和竹添讨论了政变的详细计划。后者拒绝了绑架国王然后将之送往江华岛的想法，但同意在新政府成立之时提供三百万日元，作为对它的临时财政支持。他还同意，一旦政变发生，他便派部队进宫。金玉均告辞之前，日本公使问道：“我怎样才能派兵去帮助国王？”金玉均笑着回答：“阁下将会收到国王陛下的信函。”竹添说：“一句话就行。”但金玉均补充道：“信函将由国王陛下的姐夫朴泳孝递交给阁下。”竹添回答：“太好了！”[金玉均日记，第447页。]他们就此分手，彼此约定行动日之前不再见面。
从11月30日开始，阴谋在加紧进行。谋反者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决定于12月4日发动政变，当天将会举行一个宴会，庆祝邮政总局的竣工。这个项目由新任命的邮政总办洪英植负责，而他正是一名亲日派领袖。政府的所有重要成员，包括王宫卫队的四名指挥官，都接到了邀请。这个聚会将会尽可能地延长，与此同时，亲日集团的成员们会去烧毁太子宫。他们希望借此将卫兵们吸引到那里，使王宫无人守卫。接着，亲日派和日本驻军将冲入王宫，抓住国王，强迫他宣布成立新政府，发布改革诏书。
宴会如期举行了。约有二十人参加，包括朝鲜外务督办金弘集，三名指挥官闵泳翊、韩圭稷与李祖渊，日本秘书岛村和他的翻译川又，美国公使孚特及其秘书斯库德（C. L. Scudder），海关税务司穆麟德，中国总领事陈树棠，以及英国总领事阿斯顿。亲日派包括主人洪英植、朴泳孝和金玉均自己。日本公使和其他许多人都拒绝了邀请，用的都是同一个借口：“偶发小恙。”
席次的安排非常有意思。上席给了孚特，四个下席分配给了中国和英国的领事，以及两名卫队指挥官。金玉均夹在那两个日本人之间，因为他能用日语跟他们交谈。卫队指挥官们的席位靠门最近，以便在需要时迅速离开。侍者们接到命令，上菜倒酒要尽可能迟缓，以使那些纵火者有充足的时间干活。亲日派，即当时所谓的“开化党”，急于看到他们的国家通过现代化而变得强大起来，但是其愿望虽强，效率却很低下。他们两次返回邮政总局，报告说，他们无法在任何地方纵火。他们首先对太子宫下手，但无法使其燃烧起来，于是他们急忙派一个人去找金玉均，请示下一步怎么办。金玉均不得不起身离席，告诉来人：他们应该见机行事，哪里合适就烧哪里。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来报告更多的纵火失利，还带来一个更糟糕的消息：警察已经起疑心了。惊慌失措的谋反者们要求来邮政总局，在宴会厅里干掉他们正在饮宴的敌人。金玉均坚决地否决了这个提议，劝他们在邮政总局附近找个地方去完成他们的任务。金玉均的第二次离席引起了宾客们的怀疑。当侍者们将茶和甜点端上桌时，宴会厅里爆发了一阵骚乱，有人喊道：“起火了！”金玉均等人冲到窗边，终于看到附近某处着火了。这时大约是10点钟。
三名卫队指挥官随即告辞而去。闵泳翊先走，但他很快就返回了，头上、脖子上和肩上都有流血的伤口。他的右耳几乎断裂了，只有一条皮将它挂在头上。中国总领事陈树棠立刻告辞，去把这场丑剧告诉袁世凯。美国公使孚特派人去找艾伦博士来帮忙，后者是汉城的一位美国医生。冯·穆麟德则将那个伤者送到他的家里。
当袁世凯领着一支中国军队到来时，邮政总局已空无一人。他立刻前往日本公使馆，在那里，他得知艾伦博士和穆麟德正在照顾闵泳翊。他赶到穆麟德的住宅时，发现有个年轻人拿着手枪守在入口。这是穆麟德的助手唐绍仪（字少川）。袁世凯被他的勇气所打动，一份对二人此后带来很大影响的友谊由此开始。
在袁世凯赶到邮政总局之前，金玉均及其朋友们已经从窗口跳出去了，冲向日本公使馆。他们要求面见公使，岛村叫他们去王宫，他们照办了。没有费多少工夫，他们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将为数不多的值班卫士解除了武装，闯进了国王的寝殿。金玉均向国王与王妃报告中国士兵企图烧毁邮政总局，劝他们向日本公使求助。但是，王妃怀疑金玉均的说法，坚持也要向中国人求助。他们立刻派出了两名信使，一名派往日本公使馆，另一名则是派往中国大营。但是金玉均暗中设法将后者拦住了。他又催促国王派一名私人信使去见日本公使，当即拿出一支铅笔和一张西洋纸，强迫国王写下：“致日本公使：请来保护我们。”这份信函由国王的姐夫朴泳孝递交。
就在这时，前营指挥官韩圭稷跑步来到王宫，但他没带部队，犹如出水之鱼。他所能做的就是待在国王身边，以保证他自己的安全。很快，那个“偶有小恙”的日本公使，便和朴泳孝一起，带着一些守备部队，抵达王宫主体附近的一所小宫。这些人将国王、王妃和他们的嗣子暂时安顿在这里，让他们处于亲日派的包围之中。这所宫殿的所有入口都由日本人和日本人训练的朝鲜军校学员重兵把守。
这时候，国王与王妃的安危是京城里受到最高关注的事情。大臣们蜂拥到宫内，犹如飞蛾扑火，他们要看看国王和王妃陛下究竟是否安全。另两名卫队指挥官仍然束手无策，也许是被迅速的事变弄得茫然失措了。他们前往王宫，也没有带上部队。在几个小时内，三位军事领导人、首相及其副手以及负责征兵的大臣都被处死了，而王宫的太监总管被剁成了碎片。黎明之前，一个新政府宣告成立，由朴泳孝指挥左营与右营，徐光范指挥前营与后营，而金玉均本人主管财政。
第二天早晨，孚特与阿斯顿，后来又有德国总领事赞布施上校（Captain Zembsch），带领他们的随从，应国王的函邀，来看望国王。他们一到王宫，便看见朝鲜和中国的军队把守在王宫的各个入口处，而在王宫之内，则有日本官兵守卫着入口通道。他们费了一点工夫，才叫开了皇家暂住的那所宫殿的大门。这个时候，他们又看到一排日本刺刀在他们眼前挥舞，寒光直闪。国王跟他们进行了简短而含糊的交谈，整个交谈过程都是在那四名亲日的领导人和日本公使的监视下进行。显然，设计这次召见别有用心，为的是借此破除关于国王安全的谣言。
身在中国大营中的人们，肯定也承受了这种焦虑。在短时间内，朝鲜国王下落不明，京城里的大局乱成一团。中国的提督及其副手为了推托责任，提议致电李鸿章请求指示，陈树棠则高兴地附议，但袁世凯强烈反对，他的理由很明显：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国王及其继承人的失踪令袁世凯建议将国王的侄儿，一个七岁的男孩，立为临时的国家元首，但他的上级反对这个提议。凑巧的是，躲在小王宫内的谋反者们也在计划废黜国王。洪英植的意见是应将国王囚禁在江华岛上，而日本公使坚持要将他流放到日本的都城。在他们达成协议之前，形势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