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治疗癌症的套路是：能手术的先手术，而后做 N 个疗程的放化疗，再就服中药、找偏方、吃名目繁多的保健品。接下来的命运，各有各的走向：有人财两空的，有复发转移的；当然，也有从此健健康康的，尽管并不多。我的乳腺癌治疗也沿用这一模式吗？把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好之后，我开始平静地思考我的下一步治疗问题。
手术两周后，拆了线，王平治医生对我说，根据你的病情，必须化疗，而且必须是联合化疗方案，即三种化疗药同时用，静脉注射，六个疗程。我要求看一下这三种药的说明书。在没有满足我要求的情况下，我让家人从网上下载了三种药的说明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三种药对心脏的毒副作用都很大。“不行，不能再伤害心脏了。”这是我的底线。连 续两次全身麻醉的大手术，已经让我的心脏不堪重负，床边的心脏监护器连着几天夜里都在报警，心内科医生已来会诊多次了。心脏病对我的威胁是瞬间的，而当下的癌症起码还不会即刻要我的命。这就是我第一次拒绝化疗的充分理由。
得了癌症，不肯化疗，这还了得啊！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纷纷对我启动劝说程序：两个妹妹轮番地苦口婆心；离了 15 年婚的第一任丈夫的妈，也就是我那位没有法律关系的婆婆，硬是冒着酷暑，三次来医院心疼地责问我： 你是怕化疗掉光头发，不好看吗？”我的挚友、时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的汪泓正在出差，急着赶回上海，晚上 11 点，一下飞机就直奔我病房；好友鲍日新教授更是将上海华山医院乳腺病专家请到我床前；我的前任系主任叶玮玮带领七八位
老师来集体给我“上课”……为了不让他们太失望，我都会一一对他们微笑着说： 好的，好的，我考虑考虑。”
医生看我这么坚决地不愿化疗，就劝我一定要放疗： 放疗是局部照射，你是右边乳房的癌症，所以，放疗对心脏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的。”我觉着医生说的这方案还在理，就决定到有放疗设备的医院去做放疗了。
这是转院后的第一个晚上，我的床位医生正好值班，他到我病房，与我聊天，并很和气地询问我，为什么不肯化疗。我说了理由，并告诉他我已经决定做放疗和坚持吃中药。
他说，中药是调理性的，不直接杀癌细胞。此时，我不想就中药的抗癌作用问题来和他理论 。第 一，我 没 有 这个 底 气；第 二 ，刚入 院，就和医生针尖对麦芒，太不礼貌；第三，他也是好心，他想挽救我。接着，他竭力向我推荐一种对心脏毒副作用很小的静脉化疗药—紫杉醇。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有关“紫杉醇”的故事，它是一种植物，怎么被日本人发现它的抗癌作用的，而后又是如何被用于临床的，现在国内外医学界对它的评价如何如何，等等。
一开始我听着很反感，心想我已经明确跟你说不化疗了，你为啥还这样不依不饶。慢慢地，我对他能这样不厌其烦地与病人耐心沟通起了好感，他临走时要我好好考虑考虑他的话。
第二天，我请家人从网上下载了所有关于“紫杉醇”的材料，希望它既不伤害我的心脏，又是我这种乳腺癌的克星，同时，还不会引起股骨头坏死。我躺在病床上仔细阅读，不希望在自己身上发生歼敌八百，自伤一千的赔本战争。
那天刚吃完中饭，床位医生又来了，笑呵呵地问我：“考虑得怎么样？” 医生，我想请教一下， 紫杉醇’使用前，是不是先要用‘地塞米松’？”我向他求证这个对我来说蛮重要的问题。
“对，是为了防止过敏。” 医生，不好意思，我因为股骨颈骨折，还未痊愈，用‘地塞米松’这类激素药，行吗？”我深知，自己是在向医生请教，即便此问题我已经很有把握了，也不能用判断句说话。
“小剂量，20 毫克，没问题的。”医生说话是善于用判断句的。我心想，６个疗程的话，那就是 120 毫克。再加上“紫杉醇”这类化疗药，对骨髓都有抑制作用。那我这“股骨头坏死”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最重要的是“紫杉醇”也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能治愈我的乳腺癌。但这些话，我不能说出来。
“医生，我还想请教，临床上有没有碰到过，使用‘紫杉醇’而发生并发症的病例？”我壮着胆子问。 有。”“什么并发症？”“呼吸窘迫症。”“那怎么处理呢？”我紧追不舍。
“轻的，吸氧；重的，切开气管。”真是很谢谢他，我们能沟通得如此充分。这时，他可能看到我的脸上有惧怕了，忙说： 不要害怕，这种概率很小。不信，明天主任查房，你可以问问他。”
“好的，谢谢您，您赶快去吃饭吧，已经 12 点了。”我们结束了对话。此次对话，真是得益匪浅。医生在无意中告诉我所有的实情。
一般医生是不会这么坦率的。午休时，我在思考，明天如何与主任对话。
主任查房了。这位主任看上去 60 岁左右，但人很精神，很有外科医生的气质。据说，他是这里开乳腺癌的“一把刀”。
“你是大学老师？”
“是的，主任。”
“你知道自己的病情吗？”
“知道，浸润性导管癌。激素受体都是阴性，腋下淋巴结阳性，HER-2 强阳性。”我说完，所有的医生们都笑了，包括那位主任。
可能是因为我回答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
“听说，你不愿意化疗？”看来这个主任对我已经很了解了。
“主任，我因为骨折，躺在床上 3 个多月了，又经受了两次大手术，如果再静脉化疗，我真的吃不消了，我经常要犯心脏病，这些天，血压也往上蹿，所以……”还没等我说完，主任就抢着说：“你这种乳腺癌已经比人家少了一种内分泌治疗的手段，再不化疗，非常危险！”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我告诉你，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你的病情一两年后，远处转移的可能性很大，或到脑、或到肺、或到肝、或到骨头，到那时就麻烦了。”全病房的人都屏住呼吸，太可怕了！
这些话听上去是很恐怖，但他可能是实话实说，他在击醒我这个“顽固分子”。记得有张报纸曾经报道过，“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过度治疗而死的，还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无法治疗而死的。”看来情况是这样。
“那我靠意志！”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然是微笑着说的。
“靠意志？成功的只有十万分之一，但轮不到你。”主任冷冷地扔下这句话后走了。我看见站在床边的研究生小张听了主任这话，眼圈红红的。我对她说：“别怕，老师就是那十万分之一。”当晚，一位年轻医生来到我病床边：“潘老师，早上查房后没事吧？”我很感谢这轻轻的一句问候话。如果说，最糟糕的医生是用语言恐吓病人的医生，那么，最亲切的医生是用语言温暖病人的医生。
我开始按计划放疗了。放射科医生告诉我，根据我的病情，两处需要放疗：右胸壁和右锁骨。共放疗 25 次。我进行到第 4 次，就在放射科的那架机器上犯了心脏病。放射科医生赶紧电话心脏科抢救。我心脏疾跳，全身冰凉，我的意识是：挺住，挺住，我不会死的。
医生们一阵手忙脚乱，半小时后，我的心脏开始稳定，医生慢慢地将我移到机房外的走廊上，继续观察。一小时后，我才被推回病房。
医生说，休息几天，等心脏好了，再继续放疗。但我不想再继续了，再出万一，太可怕了！还是为了保护心脏，我又一次拒绝了放疗。
据说口服化疗药“希罗达”，毒副作用很小，特别是对心脏。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服了不到一个疗程，人感到浑身很不舒服。一检查，肝功能出问题了，GPT 指标上升到近 100，肌酐指标也不正常。
医生又说，停一下吧，等肝功能、肾功能都恢复后再服用。这种让我的主要脏器亮红灯的药物，我也必须拒绝。我又一次没有遵医嘱。
我的思考还在继续：为什么我们要“生命不息，放化疗不止”呢？我们不能只关注这个“病”，而不关注生这个“病”的“人”。如果“人”都被放化疗弄得“千疮百孔”，那么治这个“病”的本钱在哪里呢？
癌症这个顽敌，人类在与之战斗的时候，并没有交白卷，但始终也没有得高分。这其间，除了人类对它本质的认知有限外，人类自身作战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没有问题。遗憾的是，我的这些思想很难与医生们沟通，我怎么找不到“知音”呢？不过，想想也是，医生若真有我的这种治疗思路，能得到病人与病人家属的理解吗？
我终于决定：坚决不放化疗了，我的生命我做主！走一条自己的路。但究竟这是一条什么样子的路，当时心里也是很不清晰的。我必须回家去好好潜心研究，在这医院里是没法搞出名堂来的。
我准备出院。出院前，我做了一次全身检查，意外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