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 8 点半，医生开始查房。
“这就是刚才那张片子的病人。”站在最前面的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医生，对着我的病床，向他背后的医生们说话。我判断，他肯定是那位从长征医院调来的骨科主任。看来，他们已经讨论过我的病情了。
“你要手术的，是‘头下型股骨颈骨折’，跟你直说吧，如果采用打钢钉内固定的保守治疗，预后比较差。所以，我看你还是换个人工关节吧，省得卧床 120 天。换关节的话 14 天后就能下床活动了。”
14 天就可完事，太好了，没等他说完，我就微笑着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主任对旁边的年轻医生下医嘱： 给她做个牵引，手术安排在下周一。”接着，就把脚步移向了下一个床位，一群医生尾随着他。
“下周一才做手术，那我还要再等三天。”我嘀咕着。家人着急给我出主意，赶快找找熟人，送点红包。我不想这样做，不是吝啬钱，那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不愿意呗。
自身骨科医学的“零知识”状态，让我无法与医生对话。“开刀”不是“吃药”，可以在吃药前，仔细研究该药的说明书，最后你自己决定这药该不该吃。今天主任医生要我置换人工关节的这种“休克疗法”与昨晚急诊医生说的“打钢钉内固定”这种保守疗法，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疗思路和手术方案。这两种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我茫然无知，所以就丧失了话语权，更不用说选择了。我思绪有点乱，心里很不爽。
骨科病区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位固定的护工，我们这房间的护工姓孙，30 多岁。人长得清清爽爽，原是江苏镇江务农的。小孙已在骨科病房干了 5 年，她所见所闻积累的骨科知识是可以给我上课的。
我见小孙这会儿正闲着，就招呼她，与她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凡是股骨颈骨折打钢钉内固定的，一般术后一年半，就可以住院进行手术将钉子取出来，所以，很多人打钢钉不选择进口的钉子，反正要取出来的，这样可以省很多钱。现在病区内就有好几位是术后一年半来拔钉子的。“麻烦你能请他们过来吗？”我开始就地取材收集这一方案的第一手信息。
小孙真能干，找来了三位病人，都是女病人。也许是女人比男人易骨质疏松，所以一旦摔跤，股骨颈就易断裂。这不，她们中有下雪天穿高跟鞋摔倒的，有在单位食堂吃饭时被地上的油水滑倒的；还有一位是在自己家的打蜡地板上疾走倒地造成的。她们的病情基本与我差不多，所以我第一个需要解决的疑问是“为什么你们都不换人工关节？”她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医生没有要求我们。是啊，如果医生要她们换人工关节，她们是不会不听医生话的。然后我又一一请教了术后的康复方法，真是如获至宝。交谈后，我基本过了“打钢钉内固定”这种保守方案知识点的扫盲关。
医生是专业的，我还想找医生聊聊，但请医生到我病床边来，这任务显然有点为难护工小孙。我打铃呼叫床位护士，请她帮我找一下医生，随便找哪位都行。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年轻的进修医生，我请他告诉我，这两种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他支支吾吾的，说得很不清晰，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他的知识盲点呢，还是他不想在“主任”与“急诊医生”之间做选择。见此景，我也不能太为难他。“谢谢”之后，他走了。不过，对我来说，收获还是有的，他让我知道了“换人工关节”的自负费用是 3 万元左右，“打钉的”自负费用是 5 千元左右。
整个上午，我躺在床上“调兵遣将”，长了很多有关我这病的知识，情绪好多了，午饭吃得很香。
下午 3 点，探望病人的时间到了。第一位来探望我的竟然是昨晚我与他通电话的那位朋友的妻子，她拎了大包小包的慰问品，一脸的歉意迎面扑来。她先询问了我的病情，而后介绍起一位与我同病的医生朋友—上海南汇卫生学校的校长楼行斐。楼校长长我 9 岁。当时的病情是不慎从楼梯摔下后造成股骨颈断端错位 360 度，属于最严重的股骨颈骨折。但她出事后两小时就做了急诊骨科手术，方案是“复位，打钢钉内固定”。现术后 5 年多，基本无后遗症。临走她把楼校长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我一直认为：患了病的医生，对这疾病的指导可能更接近真理。但我又有点担心：一则一般来说，医生的架子都很大，很讨厌病人将电话打到家里的；二则我又不是她的病人，我们之间根本不认识。她会理我吗？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楼校长的电话。没有想到电话那头的楼校长，语气热情，态度温和，这让我即刻感到轻松，她对我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花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一边回答我许多很基础的问题，一边条分缕析我的病情与治疗思路。
楼校长告诉我，股骨是我们大腿上的一根骨头，股骨与骨盆相连接的关节是腿部支撑人上半身的一个最大的关节，医学术语叫髋关节。髋关节包括股骨头和髋臼两个部分。股骨头是股骨上端球形的部位，通过股骨颈与股骨干相连。股骨颈骨折是常见的髋部骨折。
股骨颈骨折的内固定方案就是通过手术用钢钉把断了的股骨颈与股骨头固定好，恢复股骨颈的供血功能，使股骨头不至于因缺血而坏死。
所以，她说： 手术时间很重要，越早手术预后越好。换言之，股骨颈处破损的血管越早修复，日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可能性就越小。好比你不小心断了一截手指，越早把断指接上，断指复活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你的病情比我轻多了，根本没有错位，完全可以保守治疗。”
对置换人工关节这种手术方案，楼校长的看法是虽然摆脱了卧床 120 天的煎熬，但性价比差。高昂的费用与其不确定的疗效不匹配。
首先，体内安置一个巨大的异物，就好比器官移植，会存在排异风险。这种排异的不适程度是因每个人的情况而异的。当然，也有可能全然没有。总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与医生的手术水平、人工关节的材质、病人的体质都有关系。其次，不菲的费用并没有给病人带来一劳永逸的效果。因为人工关节的有效期是 10 年至 15 年，活动得越多，有效期越短。你现在 50 岁，到 80 岁时，你将经历 3 至4 次置换。这不成了在髋关节处装拉链了？
“那为什么医生要我置换人工关节呢？”
“现在这社会嘛……那叫我怎么说呢……”同行的楼校长欲言又止。
“嗯，我明白了。”我放下电话，脸朝天花板，回忆着楼校长的音容，想象着楼校长的笑貌，突然感到：自己悬着的心，放下了。
在与她通话后，我已经可以对两种方案做出选择了。认识楼校长这位好人是我这两天中遇到的又一大幸事！
这晚，我睡得很沉。
第二天的下午，骨科主任来到了我的病床边。
“主任，您好辛苦啊，星期六还上班。”我连忙先打招呼，情感沟通，拉近医患距离。
然后，我先礼后兵地说：“不好意思，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认为，我有没有打钢钉内固定的手术指征？”我很礼貌地用选择问句，并稍稍卖弄一下刚学的医学术语。
“有。”他回答的结论，在意料之中，但回答得如此快速、如此干脆却在意料之外。
我在小心地诱导他自我否定，想实现临门一脚。“主任，我想选‘打钢钉内固定’的手术方案，您认为可以吗？”继续用选择问句，把最后的决策权还是交到他手里。
“我早就对你说过了，这方案，预后很差，即使骨折愈合，也可能发生股骨头坏死，不发生坏死的可能，只有 30%。如果你要坚持，那可以。”我看着他的脸，他似乎有点不悦。
我的手术时间被告知又要推迟一天，理由是病人要求变更手术方案，我无语。尽管我已经知道，手术时间推迟一天就意味着我日后股骨头坏死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当然，这个医学常识我的手术医生也不会不明白的。
三年后，我看到一则报道：根据循证医学的统计，股骨颈骨折如果能在确诊后的 4 小时内进行内固定手术，预后相当好；而如果超过 72 小时再进行内固定手术，术后股骨头坏死的可能性就上升到70%。这个数据使国外许多医院的骨科医疗制度得以改写：对待股骨颈骨折就像对待心肌梗死一样，通过快速的“绿色通道”进行手术。所以，他们的股骨颈骨折患者，不管是置换人工关节，还是打钢钉内固定，预后都很乐观。
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何没有撼动我国的骨科医疗制度？你看，我们对待股骨颈骨折是做慢性病处理的，从确诊到手术，一般在 3至 5 天之间，以至于让我国股骨颈骨折的保守治疗患者，股骨头坏死率达 70% 以上。这种对患者的医源性伤害，我们的医务界居然熟视无睹？居然心安理得？我的白衣天使，我们病人是希望在治病的同时，不要再致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