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如果说真的为历史留下了些什么，除了一些需要吸取的教训，更多的则是无尽的党争。而说起党争，人们很习惯于将参与党争的人分个层次，最起码也有两层，就是相互攻击的双方一方为君子，另一方就是小人。可是，纵观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党争，党争的双方还真没有几个小人。
先说新、旧两党头目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在斗争白热化期间，两人相互称对方为“奸臣”，然而，平心而论，他们哪一个不是抱着济世安明的理想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的。
王安石身为宰相，他不纳妾，死后没有遗产，他为改革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最后弄得身心交瘁而且众叛亲离，在忧愤中离开人世。在整个改革与斗争的过程中，无论是推行变法，还是打击异己，王安石始终襟怀坦荡，一心为公，即便是大权在握的时候，对他的对手，他从不致于死地，而仅限于降职或外放，从不曾恶意地网罗其它罪名。对比中国历史上无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伎俩，王安石的高风亮节跃然纸上。尤其是在他的对立派苏轼遭受乌台诗案打击期间，王安石本离开朝廷，但还是为苏轼上书求情，大叫“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因为在王安石看来，他与苏轼不存在个人恩怨，存在的只是政见的不同。他不耿耿于怀于当初苏轼对他的攻击，相反，他认为苏轼人才难得，不该蒙受此冤，其人格和胸怀可见一斑。如果说王安石在变法中犯下什么错误，应该是认识上的偏颇，而不是道德层面的错误。
再看司马光，别的都不说，单从他历时15年著《资治通鉴》，足见他的才学的渊博与品德的高尚，而非奸佞小人。妻子病故，司马光卖田简葬，其节俭可与王安石一比。同王安石一样，抱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司马光投身到政治事业中去。他因反对变法遭贬，又因反对变法获得相位，最后在变法中耗尽全部生命。他一生命运坎坷，为的都是那份富国强民的理想。在他的老对手王安石逝世期间，司马光上书朝廷，建议“宜优加厚礼”，以实际行动肯定了王安石的为人，此举又可与王安石对苏轼的态度媲美。
同样，苏轼在变法的起伏中，虽然也是命运多劫难，但无论自身遭受怎样的打击，除了文笔和语言的犀利，他从不曾怀过害人之心，更没干过一件害人之事。最后，还与从前的老对手王安石结成深厚的忘年交，高度评价王安石为“希世之异人。”这些当然不是一个小人的作为。
从东汉党锢之争到明朝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几个不是刀光剑影，不是残酷打击。回头再看王安石变法中的党人，让人感到一股清新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