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蜀党争是王安石变法的附产品。王安石变法初衷就是富国强兵，改变国家贫困的面貌，扭转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而变法的过程中，致始至终都贯穿着党争，开始是新党与旧党的争斗，等到元佑更化，旧党上台，新党失势，王安石也彻底隐退，按说党争该结束了，可新的派系在旧党内又产生了。
旧党头领司马光拜相后，对新法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结果引发旧党内的不同意见。事实上，旧党人物中相当一部分对王安石变法采取的并非全盘否定态度，只是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存有异议。现在司马光对新法的全盘否定，必然引起新的不同意见。当保甲法、方田均税法被一一废除，司马光马不停蹄地下令取消免役法，终于在旧党内掀起一阵波澜。以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苏轼对此也提出明显的反对意见，可是司马光意志十分坚定，苏轼不得不在私下里大呼其为“司马牛”。
就是这样一位司马牛，虽然遭到很多反对，但以他个人的威望，还是基本保持了旧党的团结。其后，随着司马光的去世，
不久，司马光病逝，旧党失去领军人物，可能是习惯了在争端中生存，掌握朝政的旧党内部大致按籍贯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进入新一轮党争。洛党以大学者程颐为首，手下不少人都是程门子弟。蜀党首领当数苏轼、苏辙兄弟。朔党则以王岩叟等人为首。三党之间，尤其是洛、蜀二党间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唾沫大战。如果说神宗期间，新、旧党为了变法与否和如何变法而争，元佑初期为如何废止新法而争，都是为国家的兴旺与百姓的生活出发，有其积极的意义，那么到洛蜀党争时期，争论的主题转到学术上的见解、志趣上的分歧等等，其意义则表现为党派私利和意气了。
洛蜀党争的起端说来也是个芝麻小事。说是司马光死后，朝臣们去他家吊唁，此前，大家刚刚参加了宋神宗灵柩入太庙的大典，而此时，主持司马光丧礼的程颐不干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孔子说了：“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一个人当天哭过了，就不能再唱歌，而这帮人今天刚参加大典听过音乐了，就不能再哭。苏轼立即不干了，理由更简单：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于是不顾程的反对，率领众人进门行礼去了，事后还丢下一句讥讽程颐的话，弄得程颐很下不了台，从此与洛党结下怨气。不久，苏轼因出试题与王岩叟发生分歧，朔党也参加了论战中来。
洛蜀党争的场面十分混乱，先是蜀党上书为苏轼辩护，认为苏轼与程颐的个人恩怨没有必要扩大化，但另外两党穷追不舍，上书不止，大有一定要为苏轼定罪之势。然后是洛党头子程颐被免职，洛党在意气之下，发起更大的反击。党同伐异、杯葛恩怨成为这一时期没有任何意义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