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积极意义，可是变法最后结果是失败，变法是失败了，但变法的余波却长远地蔓延开去，越来越演变为一种远远超出变法本身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整个北宋王朝。
一
当北宋的步伐迈向中年，各项矛盾日益激烈和突出，各类官员“十倍于国初”，而且北宋官员的俸禄是高得出奇的。除了庞大的官员队伍，北宋的军队数量也不断增加，沉重的官晌和军晌都落到人民头上，国家财政赤字日甚。加上军队战斗力极弱，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在积贫积弱状态下，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发生，国家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北宋统治者认识到，不改革难以摆脱这种社会危机。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范仲淹主持过一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新政的中心是整顿吏治，裁减官员，选拔贤能，并注重发展农业生产。然而，由于新政触及了官僚权贵的利益，仅推行一年就被取消，范仲淹也被迫离开朝廷。
王安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了变法的历程。熟读史书的王安石该知道变法者的险恶命运，况且他的同僚范仲淹还为他作出了榜样，不过，他义无反顾，是自信自己的能力还是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二者该兼而有之。王安石是江西人，进士出身，在地方为官多年，深切认识到北宋政治的弊端，他以深刻的政治眼光和高度的责任心，向皇帝上万言书，系统阐述改革思想，可是未受到宋仁宗重视。直到宋神宗继位，这位一心想变法图强的年轻的帝王终于召王安石赴京主持变法事宜，这一年，王安石47岁。
变法的内容涉及富国、强兵和选拔人才三大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的贫弱局面。可是，没有哪一种变革会是一帆风顺，没有哪一种新东西会被人们抱以阳光的心理接受，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由于变法极大地损害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团结起来，对王安石给予强烈的人身攻击。同时由于变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强国与富民的关系，没有争取了更多的支持力量，以及变法的推进太快等等，一批如司马光、苏轼这样的正直人士也站到了反对派的立场上。无论是出于私心，还是出于政见的不同，总之，反对的人是越来越多，最终于凝聚成一股力量，被统称为反对派或保守派，也叫旧党，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者们则被称为改革派或顽固派，也叫新党。
一个以富国强国为单纯目的的变法，在举步维艰的推进中，结果引出了两大派系。派系一旦产生，问题的严重性就愈演愈烈，面也牵扯得越来越广，新、旧党之间针锋相对，你来我去，他们围绕着所谓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等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唾沫横飞。旧党大力倡导对前代帝王的精神追念与推崇，王安石则大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反击。随着争论的深入，两党积怨越来越深，最后演变成派系倾轧和斗争。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批支持或反对变法的人物命运也开始走上变幻莫测的起伏沉浮。
二
在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推进的时候，苏轼看到了因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端，于是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此时他本为京官，而且很受宋神宗赏识，但是，由于变法立场的问题，苏轼遭到强烈人身攻击，他不得不辞去官职，到杭州做了一名通判。苏轼在杭州政绩十分突出，日子过得也不可谓不逍遥，还作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美丽诗句。苏轼这一离京就是八年，远离朝廷的他却还是被卷入一场巨大的飞来横祸中，这场祸同样源自苏轼的旧党身份。
由于宋神宗一心一意推行新法，却屡屡遭受反对，在强烈的挫败感中，他想到要严厉打击反对派，皇上身边的一批小人立即想到了苏轼，因为苏轼是反对派中的二号人物，没有一号人物司马光那样难以撼动，而且性格比较张扬，容易抓到把柄。果不其然，他们集中力量对苏轼的诗稿进行研究，硬说其中有讥讽新法，谩骂朝廷的意向，苏轼很快被关押。这一关就是103天，苏轼显些丢了性命，最后在大量人物的营救声中获释，最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还没有薪水，苏轼及其全家的日子苦到了极点，他的政治生涯也降到了谷点。
在黄州过了4年多，新法在北宋也推行了16年，宋神宗总觉得很不顺利，宋神宗的思想再度发生变化，由原来专用新党人物转到两党人物并用，于是皇上又想到了人才难得的苏轼，将他由黄州调到汝州，虽然仍然是个团练副使，但离京城更近一些，传达的政治信号十分明确，就是神宗想起用苏轼了。于是苏轼携全家离开黄州北上，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心一意图求富国强兵的宋神宗，因为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理想，最后积劳成疾，以38岁的生命撒手人寰，他10岁的儿子继位，政权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掌控。
高太后是变法极力的反对者，她一执政，第一件是就是全面废除新法，启用旧党人物，史称“元佑更化”。在元佑更化的新的政治背景下，旧党人物苏轼被一步步招回朝廷，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三品大员，达到人生最高峰，离宰相仅一步之遥。达到人生辉煌的苏轼很快尝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最后在洛蜀党争中身心疲惫，再度在政治上萌生去意。经再三请求，苏轼于元佑四年离开京城，到杭州任职。
苏轼远离政治中心的京城，要的是求得一份清静的心。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元佑八年，高太后去世，18岁的哲宗亲政。哲宗亲政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将变革之事进行到底，于是，苏轼的命运再度发生改变，短短五年时间由正三品大员降为九品，还被远远发配到了海南，这时候，他已年过六十。
苏轼做好了终老海南的所有打算，无论从年龄还从身体、身心，苏轼从没想过事情还会发生转机。而人算不如天算，随着年轻的哲宗皇帝的早逝，政权回到神宗的皇后、即现在的太后手中，新太后继承婆婆遗志，对所有元佑旧臣进行了赦罪，包括苏轼，他离开海南，被允许随意选择居住地。而就在北归途中，64岁的苏轼走完了人生的全部历程。
苏轼一生命运多变，有飞黄腾达，也有则面临死亡的威胁，从京城到地方，他来回奔波。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一场王安石变法，在最高统治者对变法认识的变化中，在变法由单纯的富国强兵演变为更广泛的政治斗争中，苏轼的命运不能由自我控制。
苏轼的命运只是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一批政治文人的缩影。苏轼的老师司马光，本为朝中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因反对变法离开京城，在身心疲惫中潜心编写《资治通鉴》。高太后掌权后又回到朝廷，不久去世，哲宗亲政后司马光的坟墓被铲为平地。
再说王安石，他是变法最坚定的推行者，无论遭到怎样的反对不后退。可是，他的上司宋神宋在波涛翻滚的反对声中却坐不住。熙宁七年，北宋天气久旱无雨，于是有人在皇帝面前说了，是新法惹怒了上天，需要皇上顺天才能应人，神宗于是罢了王安石的相位。无论宋神宗心底真实的想法如何，王安石因为主持变法被罢官是实际的结果。虽然神宗很快明白，没有王安石，朝政的局面更差，于是又将他请了回来。但是，在无尽的纷争中，王安石已心力憔悴，复相的第二年，他自动辞去相位，回到他的家乡，十年后，郁然病逝。也有人说王安石在家乡山水间颐养天年，心灵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不管怎么说，他从此远离了政治。不难想象，一个怀抱变革图强的人，最终选择终老故里，王安石的心灵曾经历经了多少跌宕。
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派中的二号人物，在在变法阵营与王安石产生误会，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元佑期间，又遭到反变法派的清算，一贬再贬，据说其间他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是对朝廷不满所致。可见一场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给一个人的生存带来多大的苦难。
其他参与或反对变法的如蔡确、文彦博、范纯仁、吕公著等等，哪一个的命运不是随着变法的风向起伏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