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武王伐纣以后，西周王朝历经多年东征，基本消灭了殷商残余和东夷势力，当年不起眼的“小邦周”变为“大邦周”，成了天下的共主。
得了天下的西周王朝自然要进行一番奖赏，大凡姬姓嫡亲都赐给了地盘，在战争中贡献突出的功臣（如姜尚等人）、古代帝王之后也分别得到一块封地，成为诸侯国国主。据说，这一封就是71个诸侯国。这么多封地的来源，当然是自被征服的地区。
这些国主一到封地，第一要务就是筑城，也叫封建，所谓“封”，简单理解就是在地上挖一条沟，“建”则是在沟上垒起城墙。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一是给予远方而来的诸侯一个落脚的地方，其二是要区别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因为城筑好以后，征服者是住在城内，而被征服者是住在城外的。说得更明白些，诸侯王分封各地就是替周天子行使武装殖民统治，而城池既是统治者的一个驻地，也是他们高贵身份的一个象征。这种城通常有两层城墙，里面一层为城，外面一层叫做郭。城内居住的是随国主同来的征服族，称为国人。被征服的民众住在郊外，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被开发的荒郊野外，称之为野人，或鄙人、庶人。国人与野人就这样诞生了，这一分，就是数百年。
国人与野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除了住所的天壤之别，在地位上也区别更是玄虚。国人享有参政权，而且参政的权力还大得很。在诸侯国国君的废立，国都的搬迁，对外的交往与战争这些重大事项中，一般都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当年吴楚争霸，夹在中间的陈国深受其害，不知跟随哪个国家，结果陈怀公“召国人而问焉”，因为只有国人才能共同商讨国中的重大事项。到后来，这种权力更是不得了，当周厉王的怠政和残暴激怒了周围攻的国人，国人们一发力，硬是把周厉王给轰出了京都。需要讲清楚的是，这厉王可不是诸侯国的国主，而是西周的天子！可见国人的政治力量的巨大。
相比这下，野人的地位要低下得多。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从事农业生产，“若民有余力，复予之田。”总之，除了种好田，还是种好田，有了多余的力气，再多种些田，多产些粮食，于贵族们总是有好处。这种田也有讲究的，田被分为“公田”与“私田”，“公田”的收入是用来交赋税的，说得直接些，就是用来养国人们的，私田才是养家糊口的。而且法律有明确规定，野人们只有将“公田”的事做毕后，才能到私田里劳作，否则是违法，因为国人们的温饱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保家卫国上，国人与野人绝然不同。参加军队的只能是国人，与野人没有关系，因为野人们一旦拿起武器，谁知道矛头会对准谁，既不值得信任，还是不参军的好，不如老老实实种田可靠。
在为国家提供劳役上，国人的年龄段为20至60岁，野人则为15至65岁，这是显然的不平等。这还不说，国人服劳役，是在规定时间做些“修城”、“除道”之类的活，而野人则没有劳动时间的规定，也没有脏活累活之分，就是说，无论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都是要无条件服从的。
除此之外，周律规定，教育是国人们享有的特权，野人们则被剥夺了这一权力。在贵族们看来，让这些野人少学些知识，头脑更简单，不是更便于统治吗？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是真真切切的实际写照。倍受剥削和压迫的野人，心中不可能不留下怨愤，这种怨愤穿越千年时空，存留于《诗经》中，让今天的我们可以走进当年野人们的心田。他们用“嗟我农夫，我稼既同”描写田间劳作的状态，用“凿冰冲冲”这样的动作表现他们在寒冬腊月劳作的苦悲．．．．．．国人与野人就这样，在奴役与被奴役中，日子一天天地顺沿，国人们不可谓不逍遥，野人们不可谓不艰辛。
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战争发展的需要。到春秋时期，当年各个由宗室而建立的诸侯国，经历数百年的转换，大约也把他们共同的老祖宗忘得差不多。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你争我夺，相互撕杀，先是春秋五霸，再是战国七雄，打打杀杀好不热闹。打仗就需要人，战争规模越大，需要的人越多，而周王朝对各诸侯国军队数量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既是战争，就是推翻旧秩序的过程，既然法律限制了诸侯的力量发展，到诸侯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打破甚至摧毁所谓的法律。五霸之一的晋国，就擅自将自己的兵力从一个军扩大到两军、三军，乃至五军。如此多的军队，仅靠国人们充当兵源显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野人们纷纷被授权拿起了武器，成为士兵中的一员。从可以参军开始，野人们的地位发生着变化，国人与野人的区别就这样日渐被打破。
学校在乡野也开始出现，称为“乡校”，于是孔子终于有条件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野人们有了受教育的权力，他们不再普遍愚昧，他们一天天地变得智慧起来，也一天天显得重要起来。与之对等的是，国人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在“国”中呆不下去，不得不流落他乡，过着不为当年的“征服族”所容纳的日子。
接下来，就是郡县的出现。整个国家不再象从前那样，简单地划分为城、效和野，郡、县、乡、里，逐一划分，统治者发现，这样一种一级管理一级的更为严密的组织，更利用中央集权，更利于国家的统治，从此不再有哪方诸侯可以不听管制，胆敢不听皇帝的调遣，更谈不上到皇帝这里挑衅。再也没有了“国”、“野”之分，国人与野人彻底地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除了《诗经》的表述，今天的人们只能凭借丰富的思维，去想象两三千年前，国人与野人的真实场景。
作为一段真实存在的历史，国人和野人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当年国人们享有充分的权力，是氏族公社留下的烙印，他们依然习惯于利用宗族的力量决定大事，既然姬姓宗族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宗中之人自然享有较高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公社制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与其相适应的国野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动摇，国人少了更多的特权，野人少了更多的束缚是历史的必然。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大家自显其能，野人出身的人，也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崭露头脚。比如楚相孙叔敖，曾经也为“期思之鄙人”，最终却能帮助楚庄王成就一番霸业，算得上是“野人”中的俊杰。
值得一提的是，国人与野人作为两个词泯灭了，而新的等级观和相应的等级制度还是不断出现，最著名和有影响力的当然是其后的所谓士人与庶人，可以说是国人与野人制度的延伸。其特点也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士族世代担任着重要官职，并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他们不与庶族通婚，甚至不与他们坐在一起，处处显示尊贵的身份。这种制度到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了鼎盛，我们熟悉的孙权和刘备，在他们建立吴、蜀政权的过程中，都不得不与当地士人集团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至于曹魏政权，到曹丕时代，干脆用九品中正制全力保障士大夫们永世做官的权力，从而换来曹家一个皇帝 的称号。
到隋唐时代，这种制度演变为对一个人门第出身的万分看重，如李世民家族借助关陇贵族集团的力量，终于走上历史大舞台。其后的命运一样是走向陨落。到隋朝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寒门子弟从读书中找到了出路，获得了希望，更大一批的庶民在历史舞台上担当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历史发展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在碾碎一个个旧的模式的过程中，给予更多人更多的机会，给予社会发展更宽广的平台，搭建着这个异彩纷呈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