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的源头在格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姜古迪如冰川。这道冰川体积十分庞大，尾部也有巨大的冰塔林。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闪闪烁烁的冰川在点点滴滴地融化，慢慢地汇集成细细的流水……这就是长江。
在青海省内，长江流域除了干流通天河流域外，还有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流域。干流在省内长1206公里，流域面积15.97万平方公里，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8.9%，占全省总面积的22.4%，涉及3州8县1市。源头区地旷人稀，总人口不到17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一个人，93%以上是藏族，成年人中文盲和半文盲近80%，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二分之一。
治多县正处于长江源头区，“治多”在藏语中，便是“长江源区”的意思。
这个高原上的小城海拔仅仅略低于玛多县，达4230米。阳光辐射强烈。人们的皮肤全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得黑炭一样，嘴唇是黑紫色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小城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一座楼房，娱乐设施则是街沿边摆着的一张张台球桌，一群群藏族小伙子正兴致勃勃地簇拥在台球桌边，玩着这种欧洲绅士喜欢的游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治多县是青海省唯一没有照明电的县城，当辐射十分强烈的太阳从山坡上落下之后，全城便会堕入“中世纪的黑暗”之中。
治多县城为什么会没有照明电？其原因许多治多人都会感到愤慨乃至耻辱，因为并不是由于国家忘记了这个高原小城——20世纪90年代国家曾拨款3800万元，为治多解决修建小水电的费用，当地又自筹200万元。但是建成的小水电站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豆腐渣工程”，发电后仅仅几个月便发生大坝变形、漏水，发电机房渗水等严重问题，以致水电站被迫停止运转，发电机房被迫关闭。后来有关部门曾来检查过，但至今也没有查出原因，4000万元投资竟不了了之。
没有电，不仅照明成了问题，而且也无法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除夕夜连举国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也从来没有收看过。干部、群众一提起这件事便怨声载道，每年开人代会时代表们都要提出质询。据说省领导不敢向中央汇报，记者们受指示后也不敢报道，只苦了当地的老百姓。
但是我在治多期间却并没有遭受无电之苦，副县长罗西然和畜牧局副局长胡福勇两人亲自把我送进了当地的部队招待所，这是全县条件最好的地方，晚上8时至11时有柴油发电机发电，便于我阅读资料和整理笔记。招待所所长是陕西省宝鸡市人，出于“军民团结”和“都是内地人”的原因，十分热情，不但送来了高原上十分珍贵的水果，而且还有预防高山反应的中药“红景天”，并派人为我生起了火炉。
退化的“生态源”
和玛多县一样，治多县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
治多地处青藏高原中心，年平均气温仅0.80C，没有绝对无霜期，年降水量在150毫米至420毫米之间，寒冷、干燥，“一年无四季”而“一天有四季”，再加上缺氧，以致生态环境脆弱。
在治多县城里再也看不到玉树县城常常出现的绿树碧阴，部队招待所里种了一些耐寒的灌木，但一二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半人高。
由于地处长江源头，治多县境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还有许多冰川。据统计，全县大大小小的河流共有80多条，而且全部属于长江水系。这种自然状况让当地人感到自豪，他们常说这样一句话：“治多土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汇进了涛涛东去的长江。”
治多80多条河流中，最著名的是“一江九河”。“江”指的是长江上游（通天河），县境内流域达600多平方公里；“河”指的是聂恰河、当曲、牙曲、君曲、莫曲等。
由于地处“三江源”中心地带和“中华水塔”的核心，生态效应不但影响我国，而且会波及东南亚，因而有“生态源”之称。
但是，治多县的生态现状却使人揪心。
2002年8月我到治多时，这里已经连续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大片牧草已经干枯，“九河”两岸昔日绿草茵茵的地方已经全部变成黄沙漫漫的沙化区。朔风卷过，黄沙陡起，遮天蔽日。
草原退化状况虽然不像玛多那样突出。但也足以让人警惕。全县可利用草地2800来万亩中的四分之一已经退化，昔日优良的草地每亩可以产鲜草600至800公斤，但退化了的草地只能产100至200公斤，甚至连100公斤也不到，一只羊要养两三年、一头牛要养五六年才能出栏。
我和县畜牧局副局长胡福勇再一次讨论起了草原退化的原因。
我问他：“有人说青藏高原草原退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大自然的作用，和人的活动没有多大关系，您长期在基层工作，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胡福勇身材又瘦又小，初见面时，我不由自主地担心他怎么能适应高原这严酷的自然环境。他是西宁市附近的互助县人，20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青海省畜牧兽医学院（现青海大学），被分配到治多县。刚来时他很不习惯，但并没有走，坚持留了下来。只是结婚十几年来和妻子一直分居两地——他不愿意让妻子也到治多县和他一起受苦，便把她留在了玉树。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再加上作风踏实、吃苦耐劳，在当地的藏汉族干部中，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和很多高原人一样，他也极坦率，对我提出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应该是肯定有人为因素的作用。
草原沙化面积大、速度快，原因第一是地处高海拔地区、雨量不足，再加上牲畜的啃啮和践踏，草根便被彻底破坏，很难再恢复起来。黄河源头的玛多据我们了解，牲畜最多时曾达到120多万头，现在说是28万头，实际上也该还有四五十万头吧？我们治多县现在还有70多万头。粗看起来，牲畜的数目和草原的面积比较起来似乎不会造成过载，但由于高原生态的脆弱度和内地不同，因此草原过载的问题仍然出现了。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鼠害和虫害，这个问题已经为大家公认。
第三个原因呢，是雪灾的影响。现在可能还没有人认真观察和研究雪灾是怎样引起草原退化的，但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您知道吗？在发生雪灾的时候，往往草场越好雪越大。在背着太阳的阴坡，元月份受了灾，6月份雪才会完全融化，于是在长达半年的日子里，牲畜都无法在阴坡上放牧，大家只能都拥挤在阳坡上，阳坡的草场因而严重过载，以致引起退化和沙化。过去我们常常说高原年年有小灾，5年一中灾，10年一大灾，但近年来灾害更加频繁，已经掌握不到它的规律，不知道雪灾到底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了……
第四个原因是其他人为活动的影响，包括采金、修路、挖虫草等等。过去我们治多县也采金，去年才停止。修路时不制定水土保持方案，到处随便挖，料场随便堆，公路两边都成了“战壕”，许多育草的围栏也被破坏，一干涉他们，采金的便说有“地矿法”，修路的便说有“公路法”，只有“草原法”无法逗硬。每年到这一带挖虫草的也足有两万多人，外地人和本地人都有。省上下令禁止，但就是禁不了，老百姓们太穷了。不可能为了生态就不饲养牲畜，也不可能为了生态就不挖虫草。今年虫草价格低一些，但一斤也卖到7500元，而牛毛和羊毛却都不值钱……
说到这里，他紫黑的，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的面庞上，神情十分黯然，叹了口气又说：
现在国家对牧区只投入防灾基金而没有生态基因，“三江源”保护区建立后实际上也并没有投资，甚至还没有正式的规划。说到底，真正要保护“三江源”地区，就必须停止人类的活动，但是，我们又怎样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呢？
高原牧民的环保志愿活动
令人欣慰的是，治多县仍然不愧为索南达杰的家乡，它虽然有使人感到困惑和沮丧的问题，但是也常常使人受到鼓舞，使人看到希望。
索南达杰一直是全县人民的骄傲。
在小城的街道上，经常出现这样一道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一群群各种颜色的羊只在惬意地大摇大摆地散步，它们有时在小伙子们的台球桌边驻足，有时挤进了人群……在索南达杰精神的影响下，这里人和动物的相处十分和谐。
特别让人惊奇的是，1998年治多县的老百姓们竟自动组织了一个“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促进会成立一年后，会员发展到108人，80%是环长江源地区土生土长的牧民。
促进会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奋斗目标。
总任务：促进国内外致力于生态文明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团体、人士关注青藏高原江河源的生态，探索一条既有利于当前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全民族未来发展并符合高原和全球生态平衡的发展道路。
具体工作：促进国内外社会各界援建“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生态经济综合示范区”；大力宣传生态经济知识，促进利用自然资源的当地人成为保护自然资源的卫士；促进社会各界保护青藏高原特有的生物资源和文化资源，走生态、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促进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人士，建立青藏高原特有的生物基因库，为青藏高原特有生物的研究提供基地；进行生态预测咨测和决策分析活动，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等等。
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计划，但对于今天的中国说来，它似乎过于超前，过于“野心勃勃”；而对于既缺乏资金又缺乏科技、僻处于长江源头的国家级贫困县治多来说，它的实现更近乎“天方夜谭”了。
然而，顽强、刚毅、长期在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搏斗的牧民们，却始终不愿意放弃心中美好的梦想和蓝图，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的规划开始起步。他们邀请了国内外12位专家学者组成了“顾问委员会”；为“环长源江生态经济综合示范区”征得了20万亩天然草场，并邀请加拿大自然生态专家马尔克进行了生态调查；在索加乡设立了藏羚羊、雪豹、藏野驴和鸟类四大自然保护区和三个禁猎区；邀请香港建华基金会牵头，由芬兰医学博士郝尤嘉等组成医疗组，对牧民进行15天巡回义诊，并为牧民的卫生保健及扫盲工作提出初步方案；在民族中学设立生态课，普及生态教育等等。
面对这一连串极难取得的成绩，我们能不肃然起敬并衷心祝福他们取得成功么？
这里特别应该谈到的是治多县索加乡。
索加乡是索南达杰出生的地方，索加乡遭遇大雪灾后，索南达杰曾经在这里担任过五年党委书记。这里地处长江南源当曲河流域，境内又有澜沧江源头水系。相对于可可西里，有人称之为“可可东里”，认为野生动物资源超过了可可西里，每年有大批藏羚羊在这里过冬。
索加乡是治多县最偏僻的乡之一，离县城260多公里，过去没有公路，骑马去要整整走四天。现在虽然修了路，但在冻土带上修筑的公路只能季节性通车，去一次也十分不容易。但是，就是在这个贫穷偏远的地方，藏族老百姓们继承索南达杰的遗志，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我曾经仔细阅读过1999年索加乡人代会上通过的《索加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决定》，心里十分感动。实在很难想像，这两个对生态环境保护有透彻认识的《决定》，竟是在如此偏僻、如此边远而又如此贫穷的地方做出的。
《决定》中展示的索加乡生态恶化状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索加乡60%的草原已经开始退化，鼠害和狼害猖獗。20世纪90年代末，每公顷牧草产量竟比60年代减少了一半以上，有毒杂草却增长了20～30%，莫曲三队1万亩优质草场严重退化后毒草丛生，成为可怕的人畜禁区。由于牧草营养成分降低，牛、羊的单体重量已经比50年代降低了一半。
而源头草场的退化就直接意味着长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的退化。
除了草场退化外，在水土流失加剧的同时，索加乡莫区三队一带又出现了水源枯竭、人畜饮水困难的情况。
野生动物资源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和60年代相比，一些特有的珍稀动物已经西迁了100多公里，一些物种甚至已经消失。
针对生态恶化的状况，乡人民代表们强烈要求索加乡立即建立生态保护管理委员会，下设生态监督委员会；要求乡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索加乡规定每个牧民小组组长为监理员，负责保护野生动物。全乡成立了鸟类保护区、藏羚羊保护区、雪豹保护区、藏野驴保护区四个自然保护区和禁猎区。并且制定了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一系列奖惩措施。
尤为难得的是，索加乡人民并没有满足于纸上淡兵。2002年索加乡发生6.2级强烈地震后，县领导们曾到那里去了解受灾情况并慰问灾民，发现一些老百姓房屋已经被震坍了，但是在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他们却自己掏钱为各个自然保护区挂了牌并落实了监理员和管护人员。这些人都是义务工作，不领报酬。
索加乡离城市很远，下面是冻土带、经常泛浆的公路使他们极难和外面的世界沟通，老百姓们出卖畜产品都感到十分困难，再加上经常发生的雪灾和地震，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猎杀野生动物在一些盗猎者的眼里是一条发财致富、摆脱贫困的捷径，但善良的索加乡人民却从来不愿这样做，于是便只有忍受贫穷带来的辛酸和煎熬。
治多县的基层领导们呼吁，国家能不能考虑把索加乡一带列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国家在生态建设方面给予一些投入和支持，并考虑对那些海拔4800米以上、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坚决进行生态移民。他们认为，不这样做，长江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很难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