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20年代，当如火如荼的大革命遭遇白色恐怖，一股退党风席卷党内，有一个人，却在这样的时候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党领导的“左联”受到巨大冲击，柔石等五位烈士倒在血泊中，一时间，“左联”盟员从90多人骤降到12人，在这样危机的时刻，有一个人，却决然地加入这支队伍，并扯起一面反文化“围剿”的大旗。
他是鲁迅先生的知心朋友，他是******的倾心交谈者。当人们遗憾于处在同一时代的毛泽与鲁迅两个伟人擦肩而过，他却以特殊的身份，搭建了两人心灵的桥梁。
在上饶集中营的非人日子里，他宁死不屈，永远昂起高贵的头。在特务横行的大上海，他置生死于度外，极力追随与维护鲁迅先生。
他热衷于文学与文艺，可是时代迫使这只拿笔杆子的手要拿起枪杆子。他毕其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可是却被党遣出门外。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屈服，如果说有什么让他宁可受委屈，那便是共产党的事业。
他就是冯雪峰！
他本来是一位天才的作家，痴迷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他在青春飞扬的日子里，忘情地书写着欢快的湖畔诗，被人谱成曲四处传唱，可谓小有成就。如果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也许他会在这条路上一路凯歌，快乐地前行。可是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笼罩着他生活的时代，他对这一切不可能充耳不闻，他不自觉地成了一名革命者。
他的主要武器永远是笔杆子，无论是领导“左联”的工作，还是进行文艺理论的探索，他用那支顽强的笔，试图划破黑暗的天空，为苦难的中国寻求一线光明。
这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艰险路程，远不比阳春白雪的作赋吟诗。爬雪山、过草地，他与战友在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克服重重天险；遭绑架、当囚徒，他在集中营领导难友们与敌人斗智斗勇；在没有消毒和止痛的条件下接受手术；被敌人折磨得昏死过去丢进破庙里又幸而获救；眼睁睁看着同志被敌人活活打死而无能为力……面对这些，他无怨无悔，坚毅地行走在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
他欢欣鼓舞地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做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可是，他被打成了“****”，开除了党籍，成了一台写思想汇报的机器。他主动退出了原居住的房屋，孩子们一个个被送到外地下放。而后他戴着“黑帮”的帽子，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67岁的老人，身体非常虚弱。
如果想不通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有反抗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恰恰相反，冯雪峰没有表现出一丝不满！
戴着草帽，高高地卷起裤腿和袖管，瘦长的四肢像干枯的松树枝斜插在躯干上，他成了向阳湖的一名“鸭倌”。他把放鸭看作一项神圣的事业，做得十分投入，一丝不苟。看到鸭子在田里飞奔着找食，他担心鸭子飞跑，于是沿着田埂疯跑，摔倒了爬起来，摔倒了再爬起来，弄得脚和手都受了伤，连头发上都粘上了泥沙。为保护好鸭子，他不顾身上有伤，跳到水沟里，弄得浑身是泥巴，鞋子也掉了，伤口不住流血，但他浑然不顾这些，担心的倒是有鸭子掉队。
被派去挑石头，他挑得多，跑得快，下工的时候，领班唯独留下他第二天接着干，而另两位年轻的都被“打发”了，因为年轻人还比不上他的“战斗力”；在烈日下割稻子，他累得昏倒在地，醒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地接着再干。他不再是一个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功臣，不是为党的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作家，也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就连一直想对他找茬的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他比我长期在农村劳动的祖父还精干。”
他时时处处地严格自我要求，即便在是非颠倒、黑白不明的日子里，即便是自己遭到残酷迫害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努力把每一件小事做对、做好并且做到极致。
多少年过去了，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有人说冯雪峰身上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奴性，有人说他们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迷失了自我，也有人责怪他们在同一个声音下喊不出第二种声音。而在当时，冯雪峰自己就说：什么叫俗人，什么叫奴才，都是那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志士仁人”们诠释的。世界上多的是“聪明人”，奴才也不少，缺乏的是傻子。
他不是没有思考他所处的时代，也并没有迷失了自我。相反，他在更早的时候就看到了江青的野心，预言过政治走向而后被历史证明。回顾青年时期在北京、在上海、在集中营的日子里，冯雪峰表现出的是视死如归的精神、顽强不屈的品格，找不到一丝妥协或退让的痕迹。而在向阳湖，他宁愿当一个顺从的“傻子”，干一行，爱一行，做一行，专一行。究其原因，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他的心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弃对党的忠诚。
面对党组织给予的种种不公，他说，母亲有时候会很严厉地责备孩子，但母亲总是希望孩子更好啊！对他热爱的党，他实在是怨恨不起来。多少年以前，当李大钊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他毅然加入这个伟大的组织，因为他崇尚李大钊的品格，他相信李先生代表的组织，一定是先进的与美好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树立了一份崇高的理想，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党，并始终坚信，党的事业是光荣和伟大的。在战火中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他永不放弃对党的追随，因为他相信，党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他；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忠诚，因为他不能动摇人生的信念。
他也没有忘记，在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中，后面有强大党组织的引导，在集中营苦难的日子里，党始终在牵挂着他，也是党最后将他营救出来……可是今天，党拒绝了他，拒绝了他期盼的眼神，拒绝了他洋洋百万字的“检讨”。他被隔离在了党的门外，虽然这扇门当年是那样热诚地向他敞开。但是他做不到，做不到背叛自己毕生的选择与追随，他不相信，党会看不清自己的儿女，会永远摆出一付冰面孔。只有回到党的怀抱，他的心灵才有真正的归宿，他几十年如一日不顾一切的奉献的价值才会得到体现。
他以无比豁达的胸怀理解着党，也以无比的赤诚向往着党。在向阳湖，他无数次地表示要重回党的怀抱，他通过各种途经表达着对党的眷恋。他与朋友们一坐下来，开头语往往就是“你看我重新回到党组织的事……”1976年1月，冯雪峰被肺病无情地夺去了生命，弥留之际，他的家属代他又一次表达了要回到党内来的愿望，这本是他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此时，他只能寄希望于身后，但他永不放弃！
对这样感天动地的“傻子”，除了尊敬，我们还能说什么！
可以告慰冯雪峰在天之灵的是，三年后，党终于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让这位忠诚的儿子回到了自己的怀抱。
面对党所犯下的严重错误，选择顺从的不是冯雪峰一人，而是一批。也许顺从的理由各不相同，或者大同小异，顺从的程度和方式各有差别，但是却形成了一股潮流。我们无法评判其中的是非，更不忍也没有必要妄作批判。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真实的存在，所有这些，留给了我们反思的余地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