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楚汉战争以汉军的全胜划上句号，韩信怀着“衣锦还乡”的巨大荣耀感回到楚地做了一方诸侯。他尽情地享受他的富足与权势，对于朝廷，他信奉一条亘古不变的信条：忠诚。
不久刘邦南下，说是要游云梦泽。韩信为表忠心，提了钟离昧的人头前来迎接。这钟离昧不是别人，正是当年项羽的部下，楚军失败后投靠了韩信。韩信深知刘邦忌恨钟离昧，心想这颗人头该是向皇上表忠心的最好方式。
今天的人们提及此事，无不指责韩信为人太不厚道，不讲义气，人家钟离昧相信你是故交而投靠你，你倒要了他的性命。而韩信大概心里也冤，在他的骨子里，道德的重要法则就是一个字：忠，一个人没有了对上级的忠诚，还谈什么厚道。
二千多年过去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在一个叫云梦泽的地方，随着“五七”干校的兴起，六千多名文化精英齐聚这里，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采风，而是接受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今天，人们习惯将这个地方叫做向阳湖，其地处湖北南部。
这群知识分子们放下手中握着的笔，挽起袖子开始制砖建房、围湖造田，开荒种地、养鸡养猪。总之，他们不善于做什么，现在就要做什么。
这应该是一种苦难。
这份苦首先表现在精神层面。一个文化人，离开了书本、纸张和笔，其精神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这些人中有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文博专家、学者，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冰心、沈从文、臧克家、郭小川等等。可以想象，他们中很多人都应该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计划：还要完成什么作品，还要编什么书籍，还要画什么画……在那个不大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对一个文化人而言，最大的追求莫过于实现这些理想。但是一声令下，所有人员都要背起行囊南下，在一片荒漠的土地上开始战天斗地的生活，充斥他们的心灵的，怎能不说是一种煎熬。
这份精神的苦难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当时的干校除了体力劳动，还要抓紧时间开展“斗、批、改”。所谓“斗”，就是斗争走资派，斗争“八种人”和臭老九；“批”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改”则是否定一切，然后滋生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在田间地头的休息空间、在晚饭后、在雨天不能下地的日子，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不说被斗的对象，就是斗别人的群众也常常弄得筋疲力尽。这种批斗当然是残酷的，以至有人因承受不了而选择自杀。
这种苦难当然也体现在肉体上。向阳湖地处鄂南地带，多雨潮湿，学员们每天要走四五里路下湖劳动，夏天为躲过正午时分酷热时间，早晨三四点钟就上工，晚上八点多才回来。极高的劳动强度考验着知识分子，无论是老弱病残，一律参加艰苦的劳动。比如挖煤，两个人下井打眼，基本上是跪在泥水中工作，一个半小时才完成一孔。晚上十一点钟回来一拨人，早晨四点又去一拨。更多的人在那样的季节经过大堤时，不知摔过多少跤，弄得一身污泥。
多少年过去了，一批“五七”战士回忆那段生活，总结为：上干校，名义是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这段总结发人深省。诗人郭小川赴干校前，曾热情洋溢地表达：“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能够改造我们自己。”曾下放向阳湖的一位作家说，当时到干校，走“五七”道路，大多数人是服贴改造的。诗人臧克家的夫人则说，当时并没有觉得干校是极左，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抱着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态度下去。
如何认识这批文化人的当时的心态？在“五七”干校全面停办后，知识分子全面解放后，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观察思考能力的退化，是他们没有反抗精神的懦弱的体现……
我想起了春秋时期晋国一个叫程婴的门客。当时晋国大夫屠岸贾为谋害同僚赵朔，找一借口把赵家全族诛灭，只有赵妻幸免于难，赵妻脱身后产下一遗腹子。为保护赵家骨血，赵朔的门客程婴将孩子暗自接入家中抚养，结果被屠岸贾发现，屠下令十日内交出孤儿，万般无奈的程婴将亲生儿子交出，换取了赵氏孤儿的性命。程婴带着孤儿，来到山高谷深、僻静荒芜的地方隐居十五年，不仅抚育其成长，还教导其知识，终于为赵家培养了一个能文能武的接班人。这个出自《史记》的故事，被后人改编为《赵氏孤儿》的剧本，长演不衰。
程婴的故事长时间以来被发扬光大，光大的不是程婴本人，而是他身上散发的一种被中国人广为接受的忠诚的精神。臣子尽忠于皇上，门客就为主子尽忠，这是天经地义，哪怕舍弃亲生儿子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程婴的精神有可歌可泣的一面，而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通过对他千年以来的不断宣扬，中国人那份忠诚之心也一代代地进入了骨髓。
我还想起了秦始皇的儿子扶苏。他本随蒙恬将军在北方修长城，抗匈奴，那份苦那份累和那份功劳可想而知，但他兢兢业业，因为那是在替父皇守江山。一天他忽然接到一纸诏书，说是父皇赐他立即自尽。扶苏不问青红皂白，拔剑要了自己的性命，临死之前还对父皇的“恩赐”大呼感谢，同时为不能继续为老人家建功立业深表愧疚和遗憾。扶苏哪里知道，所谓的诏书是秦始皇身边的小人造的假，可悲的是，在扶苏眼里，他尽忠的是他的父亲，也是帝国的皇上。
在历史的长河里，这类事件数不胜数，无论在什么情形下，忠莫大焉总是正规的法则。在这个法则下，人们往往失去了辨识的能力，或者可以做出有悖常理的事情。一个人无论立功受赏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上面说你怎么样，要你怎么样。比如要你死，你就死得其所；让你流放，你就一定是犯了错误，塌塌实实地去吃苦，去反省。总之，为了一个“忠”字肝脑涂地，无怨无悔。当年曹操在赤壁之战前一气之下，怒杀了蔡瑁、张允，接着任用他俩的兄弟继续领导水军，这两人不同样是不计兄仇，在长江上为曹操杀得血肉横飞。
于是想起了向阳湖的文化人。既然当年百战百胜的韩信将军心中只盛得下一个“忠”字，既然曹丞相的手下能不计兄仇奋勇杀敌，既然在一句深情的“谢主隆恩”之后，多少生命可以自觉地奔赴黄泉，那么一批拿笔杆子的文化人，自觉自愿地来到一个叫向阳湖的地方，接受思想改造，查找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就更不能指责他们没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或者没有反抗的精神。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无论多么英明，很难超越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能够超越时代与环境的应该是圣人，我们总不能奢望在中国的同一片土地上，同时出现六千多个圣人吧。
向阳湖文化表面是一种荒诞的文化，骨子里是一种反思的文化。面对中国历史上离我们最近的荒诞，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而应该深刻反思。就像不能指责六千向阳湖文化人一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批评韩信或者扶苏。我们该思考，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在生生不息地滋养着我们民族的时候，又给了我们怎样的文化心理，给了我们怎样的心灵传承。这份文化在给予我们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同时，又给了我们多少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我的手头有一本关于当年“五七”干校的书，翻开书，我的目光凝聚在每一张图片上。我看见一个个身体瘦弱并不强壮、戴着眼镜的人，他们在田间地头，手里握着镰刀、锄头，眼角挂着的是灿烂的笑容；我看见了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看到了聚精会神开展政治学习的场面……我想起了鲁迅先生，他的笔下只是闰土、祥林嫂这些没有受到“教化”的群体，而我的眼前却是一批知识分子，我的心底渗透着无尽的悲凉。
就在不久前，我第一次走进了向阳湖。我看见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门，门上赫然嵌着“五七干校”几个大字；我看见了一个展览厅，展示着当年“五七”干校的林林总总；我看见了一间间被保护起来的旧址，十来个平方米的房子里，曾经居住着中国现当代文化大师级的人物；我看到了一起前来为开创向阳湖文化付出十多年心血的李城外先生，看见他坚定的目光……
我的心情忽然开朗起来，因为只有还能记得过去，只有还能直面过去，我们才能够面向未来。我们只有认真地揭开伤疤，新鲜和健康的肌肉才可以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