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很幸运，直到我读完韦君宜的《思痛录》。正是踏在我们的前辈血泪铸成的历史教训上，我和我的同辈们身处在了一个相对开放与公平的时代。
并没有更多的机会全面、真实地了解共产党的先驱们走过的历程，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们。韦君宜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日子里，以半瘫痪的身躯，在病榻上顽强地完成了这本书，讲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革命经历和遭遇，做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件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在此之前，最让我匪夷所思的是“五七”干校中的深挖“五一六”分子运动。怎么会这样，我无数次地问自己。审讯者手段百出，受审者把子乌虚有的事情可描述得绘声绘色，而且悔得泪水横流，能让台下的人恨得咬牙切齿。无论怎样不可思议，这个现象却是真实地存在于我们一个并不太遥远的历史中。
确切地说，韦君宜和她的《思痛录》都没有给予我“怎么会这样”的答案，但是，这本书开启了我们思索的阀门。
从延安的“抢救”运动开始，我们就种下了一粒扭曲的种子。一群群对国民党政权失望的进步青年，抱着单纯的救国信念历经艰难险阻奔赴延安，结果或者因为曾在国统区生活过，或者因为曾经从国民党的牢狱中出来，或者因为父亲是资本家等等原因，就被列入“抢救”的范围。残酷的隔离审查，逼得不少人违心承认自己就是“特务”，并编造出子虚乌有的“坏事”，为的是重新获得自由。
其后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反“胡风”案、反右运动，直到“**********”的全面爆发。一个个假想都在一股股高压下变成了“事实”，根本没有存在过的“胡风”集团让全国人民坚信不疑，一个个所谓的“****”被亲生子女视为仇敌，一个个“黑帮”被邻居视为异类。一个时代就这样扭曲着。但是，每个人都热情高涨，连那些手段百出的整人者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做着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七”干校发生的一切就显得那么顺理成章。比如韦君宜，为了争取早日摘掉“黑帮”的帽子，干起活来简直豁出命去。太重的砖她根本挑不动，竟然用胸脯顶着上。这且不说，她还要遭到是非不明的孩子们的捉弄。有一回，干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她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送泥的家属孩子知道韦君宜是“黑帮”，就故意整她，这面一铲还没送上去，那面又递过来了，忙得她几乎要从踏板上掉下来，狼狈不堪，孩子们却从这种虐待式的恶作剧中寻到无尽的快感，大笑不止。
韦君宜到干校的时候已是五十出头，个子瘦小，还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活脱脱一个“小老太”，想想她遭遇的一切，着实让人心疼。
而她的同事杨霁云先生，因干体力活不济，每次铲土都只能铲半铲，结果被人取了个侮辱性的外号“二两半”。在一次会上，有领导向杨先生提问：“真把那点土算计得准，为什么非得二两半，再多铲半铲，来个三两，就一定不行？”韦君宜说，她当时没有看杨先生的脸，因为不忍心看。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个的学者！
那个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深挖“五一六”分子运动，把很多年轻的造反派扯了进去。从前肆无忌惮地整人，这回整到自己头上，而最后方知原来是一场闹剧。这是怎样的讽刺！
从延安开始，一直讲到“****”结束后一段时间，韦君宜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再现了一个个痛彻心扉的故事，讲述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时代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走过的曲折历程。全面而真识地再现，这是《思痛录》给予我们最珍贵的东西，而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陷入沉思与反思。
重在摆出事实真相，韦先生并没有做深入的探讨。但是读者不能保持沉默。《思痛录》一出版，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部售光，半年之内连印五次。没有人组织，但是好评如潮，从作家到学者，从社科工作者到党政干部，纷纷拿起笔，为这本书叫好。究其原因，韦先生讲出了大家心里的话，让很多很多的人与她产生了共鸣。
人们开始了不约而同地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不知从哪个时代开始，我们的思维被套上了一个惯性，那就是不自觉地在一个前提下思考问题，我们总假定着一个东西不会错，而且这个假定就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有错误，一定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甚或自身出了问题。比如在“五七”干校，就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坚定的革命者真诚地忏悔曾经对党犯下的严重错误，事实上，他对党从来都是真诚的。其忏悔的前提就是坚信党中央、党组织的无比正确。这是很可怕的精神枷锁，失去了独立思考，不知道怀疑和否定，哪怕是在铁的事实面前。
也有人指出，我们简单地拜了苏联为师，于是在顽固的效仿中失去着自我。苏联党内的斗争，曾经残酷到动辄置人于死地的地步，而所有这些，都披着一件漂亮的外衣：革命理想。邵燕祥先生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第一代革命者，其中的先锋分子多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但他们首先接触的是受本土前资本主义文化的传统教育，因此更能够接受以反对资本主义相号召的苏联的影响。
也许就是这样，缺乏思考的本土文化遭遇从“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到“劳动最光荣”的转换，没有分析与区别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导致我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外衣下，在战争胜利的光环中，人们的目光更多地关注了战场与武装斗争，更多地关注了土地与军队，而对每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都以轻描淡写的方式一笔带过。当延安的八路军迅速壮大的时候，当敌后抗日武装取得一个个胜利，当大生产运动粉碎了经济大封锁，有谁会更多地关注被无端关押着的几个读书人？当抗美援朝取得巨大的胜利，当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有谁会为镇压反革命中的几个冤屈者鸣不平？没有反思的氛围，没有质疑的空间，有的是歌颂与赞扬，这是可怕的开始。如果早在“抢救”运动后多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否有更多的人会免遭其后的伤害？
一切逆历史潮流的行为都会遭致最后的失败，然而我们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韦君宜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写下了《思痛录》，还在于，早在向阳湖干校时代，她就用行动开始了反思。1971年，韦君宜在干校获得“解放”，并参加了专案组，还担任了连队指导员兼支书。有了这个“头衔”，有了从延安开始的自身惨痛的经历教训，她致力于为一批老干部澄清冤情而奔走。有人反映冯雪峰当年被国民党被捕期间有变节行为，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果证明冯雪峰当时是自己担着风险拿钱拿衣服帮助同志越狱逃走，而敌人早在此之前就用他当时的假名把他列入了自首人员名单。在事实面前，韦君宜还了这个老革命一个清白；还有一个并不认识吴晗的人被说成与吴晗“勾结”，她力主正义，还原事实真相。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保护和解放了一批人。除此之外，她积极向上反映连里有13位同志工资低，结果按北京的调资精神为他们加了工资。
即便受过无数的委屈，即便遭受太多的打击，韦先生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党始终饱含着诚挚的、朴素的情感。在《思痛录》的开篇之中，她就坦言：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这是怎样的赤胆忠心！
她怎么可以忘记，当年她亲眼目睹着八路军以三万五千人的力量深入乡村打游击而发展壮大，国民党雄兵百万却丢尽华北和华中，两相比较，她怎么不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她怎么可以忘记，当年为了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她放弃了富裕的家庭，放弃了清华大学的学习，奔向了延安。她说：“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
然而，在这片赤诚中，她为之付出一切的党，也不无瑕疵：“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她说，写《思痛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我在止不住的泪水中合上了《思痛录》。此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我们这一代倍加珍惜。如果说我们生存在一个相对宽松与民主的时代，那是因为我们的上一代付出了太多，承受了太多，也呼吁了太多。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环境，为了韦先生们希望的“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做出我们可以做的，也应该做的。唯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没有辜负这个用沉重和教训积淀与换取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