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路上走了一个半月才到达边城喀什。骑着马走在头里的范莱考克首先到达。几天之后押着行动迟缓的双轮马车运输队伍的巴塔思也到了。可是在这里一直没有见到戈伦维德尔的影子，也没有听到与他有关的任何消息。这使他们感到非常灰心丧气。直到两周之后，才接到他的通知，说他的行李丢失在俄国的什么地方（显然，他没有对莫斯科的站长行贿），并说何时能来，暂难确定。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对此不禁勃然大怒。这是因为他们不单是为了能准时到达，所以才在中国土耳其斯坦那样漫长而荒凉的行程中，急急忙忙地赶路，而且还错过了访问敦煌去探索那个秘密藏书室的机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只能用自欺欺人的办法来自己安慰自己，说什么在那里大概不可能有藏书室。他们两个人都因为过去听信当地的传说而吃了苦头。一次，范莱考克因轻信一个村民的话，为了去考察一种神秘的文字竟走了一段长而费时的弯路，结果没有料到所看到的却是冰川擦伤的痕迹。巴塔思有一次也花了一周的时间，去寻找吐鲁番附近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址。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向导人的狗既渴且乏死了，而人和马几乎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唯其如此，戈伦维德尔的失约在这次远征中，自始至终影响了他们和他的关系。
因为喀什地方没有德国领事，范莱考克和巴塔思都在等候戈伦维德尔到达的期间里，就暂时和麦卡纳全家住在一起。他们宁愿接受英国人的招待，而不愿和俄国人住在一起，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的一个是，范莱考克曾在英国居住过，会说英语而不会说俄语。其次，他从他所听到的有关彼特洛夫斯基的为人，使他不喜欢他。因此，“不愿意把他自己置于这样一个暴戾的统治者的权力之下”。戈伦维德尔和休思在两年前的德国的第一次远征中和彼特洛夫斯基住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休思是个犹太人，在一次争执中，这个骄傲自大的彼特洛夫斯基竟威胁说，要拿鞭子来抽打这个犹太人。可是在契尼贝的麦卡纳官邸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吵嘴的事情。而且范莱考克正如所有的旅行家一样，对于长时期生活在这样辽远地方的这一对不寻常的夫妇，曾经做过热情的赞扬。已经习惯了土耳其斯坦生活方式的这两个德国人打算费一点时间来适应他们女主人为他们提供的舒适与安逸的生活。范莱考克写道：“麦卡纳夫人把我安顿在有着一张英国床铺的、装饰精美的房间里，当时我想我是上天堂了。但是一会儿……我感到窒息，于是我起来把毛毯铺在阳台上，拿马鞍当作枕头。裹着一件轻软的皮衣，睡在户外。要我再度习惯在一间那么狭小的卧室里睡觉，那就得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
趁着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在这里等候戈伦维德尔的时候，让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具有特出天才的巴塔思和他的性格，也是有必要的。他是一个波美拉尼亚织工的儿子，曾经在船上工作多年。在一个时期还在澳大利亚内地当过牧羊农场主。在那里他学会了骑术，也能习惯于过艰苦的生活。所有这些再加上他那天生的机智和在船上所学到的一些熟练的技能，就使他成为参加这次远征队的一个理想的人物。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优秀的伙伴，从来不发脾气：为人勇敢、热情而又膂力过人。有一次正当他在德国游历时，由于一家澳大利亚银行的倒闭，使他失去了全部终身储蓄。
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到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去当杂工。在前往中国土耳其斯坦去的总共四次德国远征队，每次他都参加了，在队里他以极大的热情与智慧连续工作了几个月，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地工作。真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自己就是一个热心积极的挖掘手。因此范莱考克有时就叫他个人去进行小规模的发掘。
最后在12月6日，戈伦维德尔终于到了喀什，足足迟了52天。
范莱考克不耐烦地写道：“他骑在一匹老的矮种马上缓步徐行。”然而更坏的是，这时戈伦维德尔又病了。结果使这次远征——官方称为第三次远征——又推迟了三个星期。他们最后在1905年圣诞节那天与麦卡纳一家共进午餐之后，离开契尼贝。“当时还邀请俄国人一家也来参加午宴，但不知他们出于什么理由，在节日的宴会上一口都没有吃。”范莱考克事后回忆说，他们以站不住脚的借口向主人表示，他们已经吃过了。
戈伦维德尔的健康状况仍然很不好，但是这四个德国人（戈伦维德尔带来了一个能说中国话的助手）认为，再不能因为麦卡纳一家的慷慨大方而继续停留下去了。因为他们有重要的工作等着去完成。并且，斯坦因正准备着第二次远征，俄国人也正在作同样的准备。同时还谣传说，法国的远征队也即将到达。如果要把挖掘的权力寄托在最有希望的地址上，那么就应当抓紧时机及早赶到目的地。在启程的时候，他们叫戈伦维德尔躺在铺满了干草的马车里的褥子上，为了遮蔽阳光，在他头顶上还竖立起一张凉篷。他们的目标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北路上离库车不到300英里的黑孜尔石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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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同时，奥利尔·斯坦因正在印度焦急地等候着官方批准他的越过喀喇昆仑去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盗窃文物的计划。正如德国人被滞留在喀什那样，使他感到焦急不安的是，他深恐他的竞争者们在他所一直认为是他的禁区那块地方，进行挖掘。他的朋友麦卡纳写信告诉他有关德国远征队推迟的消息，同时在信里把范莱考克与戈伦维德尔相互之间的妒忌也告诉了他。在这上面，斯坦因站在戈伦维德尔一边。他在写信给朋友评论这事情时说：“戈伦维德尔是一个行动迟缓的人，但是他做事彻底。”接着又说，他希望戈伦维德尔把“他的年轻的博物馆助手们限制在吐鲁番这个范围之内”。最后他又从麦卡纳处获得的消息说：“这些德国人的计划是固定在库车地区，不再迁移。”这给他以很大的宽慰，因为斯坦因的野心极大，想到处伸手。现在他的担心又转移到法国人方面。他写道：“真正的争夺将是和法国人的争夺。”他已经听说，那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汉学家伯希和打算在春季从法国出发。斯坦因自己向一个朋友供认说，斯坦因是“极其阴险毒辣的”，他希望俄国禁止伯希和入境，迫使他经过印度走一条慢得多的路。这样就可以使斯坦因走在头里。在加尔各答和伦敦的官僚们慢条斯理地反复考虑他的提议的同时，斯坦因埋头于他的两卷名著《古城和田》的校对工作。这是一部与他第一次远征有关的内容丰富、学识渊博的系统报道。这是他专为研究中亚历史的考古学家和学者们编著的。他因为深恐他的对手们捷足先登，而感到万分烦恼（他刚听到俄国人正准备着一次远征）。这时他伤心地对一个朋友说：“……但愿这部庞大的印度机器能转动得快一些就好了！”
德国人对吐木休克的佛教废墟作了简略的考察之后，决定把这些废墟留下来以后再来挖掘（直到那时伯希和的远征队也挤到这里来和他们进行角逐为止）。他们匆匆地来到黑孜尔地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里有许多遗址。一个当地的仆人告诉他们，在山的近旁隐藏着一个石窟群。过去几个日本人曾经到过那里，并在那里干了三个月以后，于1903年4月，显然是被一次剧烈的地震吓跑了。范莱考克和巴塔思骑着马前去进行察看。他们发现这座石窟群俯瞰着阶梯式的摩若诃（Muzatr River）——“在河边一座山岭的峭壁上有数百石窟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村落。”范莱考克知道，这时别的远征队还都在路上，因此他立刻作出了决定，在这遥远而又荒凉的地方，租下了仅有的一处住所。这是一个当地农民建造的两间简陋的茅屋。在这个地方，他们立下了界标，表示了他们的所有权之后，这两个德国人又重回库车，向当地中国统治者致意。然后他们又骑马赶到宫杜勒，在那里看到了另一个石窟群。但是发现其中所有的一切已被觅宝者掠夺光了。沿着河谷继续前行，他们看到了一系列单独的佛堂，里面的壁画、塑像、手写文书和其他古物都仍旧完好无损。范莱考克写道：“我们在那里热烈而高兴地进行挖掘，因为没有一天没有新的发现。”那时已经恢复了健康的戈伦维德尔就地对壁画进行细心的速写并描绘洞窟的全景。
范莱考克对这个地区中的遗迹进行了一系列的勘探旅行，但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因为受了潮湿而遭到破坏，毫无发掘的价值。
在一个村子里，他受到一位中国官员的热烈欢迎，并在一所小客栈里为他安排了住处。他说，他刚刚上床，“这时突然进来一个外边穿着中国式上衣、里边穿着美丽的绣花裙子的高个儿年轻妇人。
伴随着她的是两个弹奏着弦乐器的标致的女郎。我知道，这个美丽的夫人是一个有名的出卖青春的人，她打算向外国人献殷勤”。
范莱考克赶紧向我们保证说，他“买了这个女人的一对耳环，就打发她走了。临走的时候，她还多少带点儿生气的样子”。
这时有两个俄国发掘者毕里索夫斯基弟兄（Beresovsky），已经到达了库车地区。这是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早就预料到的。当他们发现德国人在那里时，双方几乎引起殴打。关于这件事是有着一段历史的。当德国人进行第一次远征的时候，戈伦维德尔由于某种原因曾经和圣彼得堡有过以下这样的约定：德国人活动范围限制在围绕吐鲁番一带的比较新的遗址，而俄国人则限制在库车地区的一些比较古老的遗址。可是当范莱考克和巴塔思访问在乌鲁木齐的俄国领事馆时，使考恰诺乌基博士感到惊异的是，他们这时正是取道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去。他之所以感到惊异，是因为在这以前，他已接到圣彼得堡的来信。用范莱考克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俄国的科学研究起见，叫他尽快地前往吐鲁番去得到可能得到的壁画、手写文书等等”。诚然考恰诺乌基确实已经从喀喇和卓搬走了他所能搬走的东西，尽管他未能搬走那里的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