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兹克里克的一个月夜里，在万籁俱寂中，突然听到像是被释放的成群的魔鬼所发出的怪叫声。这两个人当即从床上一跃而起，抓着来福枪就奔上梯形台阶。范莱考克接着写道：“使我们深感恐怖的是，我们看见在整个马蹄形的峡谷中到处都是狼群，它们仰着头对着月亮发出长长的嚎叫声。”但是他的雇工们再三向范莱考克和巴塔思保证说，这里的狼是不伤害人的。范莱考克接着又说：“向狼群打了几枪以后，一发子弹击中了其中的一只。这时狼群在吃完了被打死的同伴之后就都走了。”他们只听见一次狼吃人的事情。这个牺牲者是一个美丽的12岁的喀喇和卓女孩。两个德国人都认识她。她被迫嫁给一个60岁的老翁。在她越过沙漠逃往邻近的绿洲时，显然是由于极度困乏，便坐在一个水泉旁边睡着了。就在这里她被狼群发现了。“后来只找到了她的血迹斑斑的衣服碎片和在长统靴里剩下的两条下腿。”范莱考克追述说。
他们在附近另一个佛教庙宇的遗址又进行了为时较短的发掘。在那里他们不但找到了刺绣品和手写文书，还找到更多的从7世纪起的壁画。紧接着他们就转移到吐峪沟。范莱考克介绍这个地区时说：“这里以生产卵形无核葡萄著称。晒成的葡萄干行销到由此东去约走四个月路程的遥远的北京。”从这个村子沿河向上走，他们发现许多庙堂，但都坍毁了。可是他们也发现了像一个燕巢似的紧紧依附在山腰中的几乎垂直的斜坡上所建筑的一座大庙宇。在11年之后，即在1916年，一次剧烈的地震使这座大庙整个堕入了峡谷里。取自伯兹克里克，显示印度僧侣形态，亦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长期失灭的伯兹克里克杰出作品的另一部分，显示寺庙的波斯供养人像，亦毁于炮火。
在这个回环曲折的山谷中的一座石窟庙堂内，范莱考克发现一间僧侣密室。这所密室的建筑设计，显然是受了伊朗的影响。经过打扫之后，发现其中有许多宗教经典。当年有人打算把它们全部焚毁，但没有成功，这就使得德国人有可能从中救出了两麻包文书，其中大部分是8世纪到9世纪的东西。与此同时，又找到了一些范莱考克叫做的“惊人的刺绣品”。
他们又进行了一次转移。范莱考克派遣巴塔思前往吐鲁番以北的沙潘地方去调查一些废墟。他自己则带着满载胜利品的箱笼前往乌鲁木齐。在那里，他通过俄国领事的帮助，雇了一个可靠的人押送这批沉重的货车，越过俄国边境运往最近的一个车站。他随身带着6000金卢布（约650镑），打算兑换成中国货币。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聪明地把它们放在枕头下边。有一个晚上，他们住宿在达坂镇的一个驿站里，这时他们成了偷窃的对象。小偷们先把土墙弄湿，使它松软，然后用刀挖开一个洞爬了进去。幸运的是，他们被惊醒了。小偷只拿走一些马鞍和衣服。事后这些东西都由乌鲁木齐地方当局赔偿了。
在他回到他和巴塔思约定的聚会地方喀喇和卓以后，他发现他的同事已经从沙潘废墟中，挖出了一些早期基督教手写文书的一种奇迹似的战利品。在这些东西中包括一本5世纪祷告用的诗篇，《马太福音》的残篇和用希腊文字写的尼西亚信条，和有关海伦娜皇后发现圣十字架和三个东方先知访问早期的基督的经文。巴塔思对他的发现激动得立即就把这些文稿堆在一辆只有两个轮子但没有弹簧的马车上，一路不停地运到喀喇和卓。
现在虽是八月上旬，但吐鲁番洼地的酷热已经使人无法忍受了。他们两个人身上都起了痱子。这是在炎热的气候中欧洲人最容易害的一种皮肤病；害了以后，便感到周身奇痒钻心。为防病考虑，他们决定转移到以东200英里的哈密。那里虽然地处戈壁边缘但却位于天山之麓，至少会比吐鲁番凉爽些（虽然贝尔上校在1887年的报告中说，那里夏季的温度即使在阴凉处也达到华氏122度）。他们在路上走了12天。每天晚间都得住在满是臭虫的路旁小客店里，最后才到达了成吉思汗的这个先前的首都。很少有人谈到这块戈壁所延伸出来的特别的地方。对于米尔德里德·凯布尔和弗朗西斯卡·弗伦奇这两个喜欢夸大的人来说，这块地方是属于那些最有权力实行恐怖的地方之一。
早在范莱考克到此访问的18年以前，当贝尔上校的中国伪装被在哈密的中国官员揭穿以后，中国官员痛骂他是“洋鬼子”
（可能是有理由的）。可是他对这种缺乏教养的行为嗤之以鼻，说他们是边境市镇的“残渣余孽”。但是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在哈密却有一段十分愉快的经历。这里的汗在听到他们即将到达时，马上把食物，其中包括鸡蛋、肉和果品送到他们停留的客栈里。这就大大减轻了臭虫的叮咬。
他们一到那里马上就到汗的豪华王宫里去拜会他。范莱考克告诉我们，一些房间“都装饰得异乎寻常的美丽。其中有绚丽多彩的不褪色的中国内地与和田的地毯；中国式的和布哈拉式的美丽的刺绣品；还有和中国瓷器摆在一起的价值连城的和田玉雕；还有壁炉台上摆着的法国时辰钟；还有，哎呀！那盏简直可以吓死人的、既便宜又普通的丑陋不堪的俄国煤油灯。在一块墙壁上挂着一座杜鹃鸟报时钟”。范莱考克接着说：“这座钟所发出的像在家里常常听到的那种亲切的响声，使我们十分高兴。”
这个来自达姆司塔脱、一度作为酒商的人，今天在中亚中心一个******统治者家里的地窖中，发现有大量的最好的法国香槟和俄国名酒，使他感到十分惊异。汗用这种酒来款待客人，殷勤劝饮，毫不吝啬，并不时举杯祝酒，务期尽兴而后快。而这种酒又极其纯正浓厚，酒后并无不良反应。若干世纪以来，哈密居民享有丰衣足食和殷勤好客的美名。马可·波罗在谈到他们时说：
“他们靠着取之不尽的各种果品生活，并用以卖给旅行的人们。他们是这样一种人，除了唱歌、跳舞和尽情欢乐之外，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在范莱考克死后的一两年内，这座豪华富丽的王宫已被夷为平地，其中的珍宝则被劫掠一空。这里那些讲究享受的人们，在汉人一次中途夭折的起义中，遭受了可怕的惩罚。
范莱考克对哈密的访问，虽然是一次愉快的转移，但从考古学上来说，却是失望的，虽然在18年前，杨·哈斯本曾经报告说，他在那里所看见的被废弃的建筑物要比在附近其他地方被占用的多得多，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属于近代的（一次早年暴动所破坏的建筑物），并非是这个地区的古代佛教遗迹。但即使如此，德国人还是设法发现了东北山脚下的两座小庙。糟糕的是，他们来得太迟了。现在还可以看到从浸湿了的土地中露出来的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残余部分。可是这些艺术品都被多年来从山上淌下来的雪水，弄得一塌糊涂，无从辨认。但范莱考克不应感到还有什么不满意之处。仅在一年之前，他不过是他的所在博物馆印度分馆中的一个无报酬的志愿人员。由于命运中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休思的死与戈伦维德尔的病——他被选为这一次中国中亚远征队的领导人。另外以个人名义资助这次远征的德国皇帝对该队的进展也已深表满意。接着，他自己又在伯兹克里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满载那些惊人的壁画的车辆，正在越过西伯利亚前往柏林的途中滚滚前进。范莱考克满怀信心地认为他已功成名就了。
但是当前开始出现的一系列事情，剥夺了范莱考克去获得丝绸之路上最大珍宝的机会。当他和巴塔思在哈密时，就已经从一个土库曼商人口中听到关于文物发现方面一个非常惊人的传说。根据这个商人的说法，这件事情是在五年之前，在戈壁正南200英里的绿洲敦煌发生的。当时一个中国道人偶然在一间密室里发现了一所巨大的藏书室，其中藏着几世纪的许多古代图书和手写文件。敦煌很早就是佛教徒朝拜和研究学习的中心，这是范莱考克所熟知的，虽然只有少数欧洲旅行家曾经到过那里。敦煌与喀喇和卓和伯兹克里克不同，它的装潢华美的庙堂，一直为当地人民视为圣地；要想去锯掉那里的壁画，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这个藏书室，要是真有的话，那可是另一回事。当然值得去看一看。正当范莱考克和巴塔思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柏林来了一份令人讨厌的电报。其中说，戈伦维德尔已经踏上了征途，预计在6周的时间内就可到达喀什，并要求他们在那里和他相会。这样一来，便使范莱考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前往敦煌的行程，得费去他们17天的时间。在访问敦煌之后，再向西走1200里路赶回喀什在指定的时间内和戈伦维德尔晤面，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戈伦维德尔几个月来的动摇不定来看，很有可能他还会改变主意。那么，他们将怎么办？范莱考克最后决定取决于一枚钱币。那是一枚中国银元。银元旋转的结果，出现了反面。于是巴塔思把鞍子背在马上，他们就一同向喀什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