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范莱考克发现圣彼得堡因玩弄这种两面派手法而在这次买卖中占尽了便宜时，感到十分愤怒。他竭力向考恰诺乌基说明，通过双方所达成的协定，吐鲁番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不料那个俄国人却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协定，他所关心的只是服从上级的指示。在当时当地，范莱考克就已肯定认为这些指示已使戈伦维德尔与圣彼得堡订立的协定归于无效。关于这一点，他现在要设法说服戈伦维德尔。况且他还指出，他们即将进行挖掘的宫杜勒与黑孜尔在法律意义上是在库车地区之外的，“因此不受协定上文字意义的影响”。但是当俄国人最后来到这里，发现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正在那里发掘叫做森木赛姆的一处石窟群时，他们认为毫无疑问地这个地方是属于库车地区的。所以当俄国人一看到他们的对手在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领域里操作时，当即怒不可遏，严词责问。当时若不是范莱考克先婉言安抚了他们，那个年长的俄国人很可能要用武力把他们驱逐出境。但是德国人旋即意识到，俄国人的气势汹汹并不代表真正的威胁，因为他们既没有方法，也没有搬走壁画的技术。德国人于是就很文雅地放弃那个地方，转移到可能提供更多文物的黑孜尔去了。
在戈伦维德尔和范莱考克还没有在这里进行挖掘以前，7世纪中国伟大的旅行家玄奘在他那著名的前往印度朝圣的旅途中，路过此地时，对一千多年以前的库车王国（那时包括黑孜尔在内）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告诉他的忠实传记作者慧立慧立：玄奘的大弟子之一。，关于这个王国的巨大面积（从东到西有300余英里，自南往北约200英里），同时也谈到了这个水源充足、富饶丰足的绿洲甚至还盛产包谷和大米。我们也从他的记录知道，在他所称做的龟兹的那个地方，生产葡萄、石榴、李子和其他果品。玄奘的记录说：
“当地矿藏丰富，有金、铜、铁、铅和锡。气候温和，人民淳厚。
……他们的管弦音乐优于其他国家。他们穿着丝绣的华服（范莱考克记叙说，在一个村子里，他参观了当地精美的绣制品）。商业上他们使用黄金、白银和铜币。”
在玄奘的那个时代，库车西门外的两旁矗立着两尊高达90英寸的佛像。每年到秋分那天，全国僧侣云集此地，举行一次持续十天的仪式。玄奘的记录载称：“国王和所有臣民，不分贵贱，都在这一天停止一切事务，斋戒禁食。”在每月十五日和每月的最后一天，国王召见群臣共商国是，“然后听取主僧意见，颁布法令”。
他对许多寺庙都做了描绘。他在此地停留时，很可能也访问过黑孜尔的一所庙宇。他对那里的壁画和雕塑赞叹不已。这些东西在1200年之后都被德国人移往柏林了。在德国人的四次远征中，从黑孜尔（包括伯兹克里克）所取得的壁画，可以说是他们最丰富的收获，因为艺术历史学家们都认为，黑孜尔的壁画是所有中亚艺术中的一个顶峰。
范莱考克自己在描写一所庙宇中的壁画时说：“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土耳其斯坦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它包括传说中的佛陀的种种形态和他所处在的种种场面，而且又几乎都具有纯粹的古希腊的特征。”当这些德国人刚一走进这所庙宇时，好像是其中空无一物。但是很快就发现墙上有一层1英寸厚的雪白的霉菌。范莱考克叙述说：“我拿起中国的白兰地——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喝这样烈性的酒——用一块海绵洗刷所有的墙壁。”这样一来，壁画就都显露出来了。那天晚上，他感到头痛欲裂，同时还发烧，据推测大概是受了白兰地气味的影响。
在附近另一座有极其华丽壁画的庙宇中，他们被大量使用的光辉灿烂的蓝色颜料弄得眼花缭乱。这种珍贵的颜料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深为艺术家们所喜爱，其价值倍于黄金。其中一幅壁画，画的是当阿吉塔夏楚王（King Ajatashatru）阿吉塔夏楚王（King Ajatashatru）：印度古代国王，其统治时期为公元前491—前459年。
正坐在融化了的黄油盆中进行洗礼的时候，一个带着耳环的廷臣不敢用口头把如来佛圆寂的噩耗告诉他，便画了一幅与此有关的画来代替说话。另外在这里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其他作品中有佛陀所进行的引诱、佛陀说法的场面、分配佛骨与大葬种种。
从黑孜尔遗址所找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文物，范莱考克宣布，“远远超过以往所取得的任何成就。我们到处都发现了完整的、未被劫掠过的庙宇，其中充满着最饶兴趣的艺术上完美的壁画，而且又都是属于早期的作品”。不像他们在别处所找到的那样，在这里所发现的任何一幅壁画都没有中国影响的痕迹。这是因为在公元658年，此地在接受中国统治之前，库车不但有它自己的语言文字，还有它自己的鲜明的绘画学派。尽管中国的考古学家近来在那里有更多的新的发现，但当前流行的有关库车绘画的知识，大部分是通过研究德国远征队从黑孜尔带回来的壁画与手稿获得的。
一天，当他们四个人都在不同的庙宇进行挖掘时，突然响起雷一般的霹雳声，紧接着一阵山崩向他们倾泻下来。范莱考克、巴塔思和他们的工人们都赶快奔下山腰，“这时后面大量的岩石以令人心惊胆战的雷霆万钧之势从我们身边滚滚呼啸而下”。范莱考克只见山下的河流“波涛汹涌，猛烈地冲击着河的两岸”。在河的上游，则尘土滚滚，弥漫天空。“在这同一刹那间，”他追述说，“大地摇晃着，接着又是一阵雷鸣似的轰响声，回荡在群峰之间，这时我们意识到这是一次地震。”这时他们看到，震波在继续不断地震撼山谷，卷起来的尘土也在继续上升。当他们知道，在地震时戈伦维德尔带着他的速写簿躲在山洞的一角，他的会说汉语的助手赫尔波特也都平安无恙时，这才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在一所庙宇内，洋镐每挖一下，就从天花板上震下一阵卵石和细沙。在这里范莱考克又一次侥幸地脱险。还有一次，他在观察几个被发现的木像之后，把身体倚靠在洞壁上，不经意地碰掉了一块墙面。当他在惊慌中后退的一刹那，一块巨石砰然落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以后在同样的事故发生时，别人却无此幸运。在另外一次坠石事件中，一个当地雇工因受了严重的损伤，结果给他以相当于3镑的钱作为赔偿。范莱考克要我们相信，在当时的中国土耳其斯坦，这是“一笔相当多的钱”，他说，12个先令就能够使一个大家庭在一个月之内生活得“十分舒服”。在又一次的不测事件中，从邻村来的两个人，想受雇于德国人和他们一起进行挖掘，不幸在路上死于风暴中。
较小风暴也不时使远征队的人员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他们在住的地方都必须相距很近，因为经年累月常常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的，对彼此之间的安全，有时不能不感到精神紧张，放心不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感到烦恼的事。起初范莱考克显然不同意把他所领导的卓有成效的远征队，让给戈伦维德尔，迟到，也使范莱考克十分不满。但是引起两人纠纷的主要原因则是，范莱考克主张把庙宇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搬走，尤其是壁画。
但戈伦维德尔对待文物的态度却与此不同。在大约30年之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个学者在给他写的讣文中，对他做了最好的总结。其中说：“从他的远征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同意，同时他自己也避免对于那些遗址作肤浅的表面上的观察；他不同意也避免去‘攫夺’那些惹人注目的壁画与艺术作品。他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遗址，并把遗址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因此他的办法是对所有新的发现物都要进行素描和绘制轮廓图。否则，他认为把壁画搬走，除了意味着猎奇与盗窃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
因为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没有时间采用这种办法，便引起了他们与戈伦维德尔之间的不和。一次范莱考克打算把一座小佛堂的画有图画的整个圆屋顶运回柏林去，戈伦维德尔表示反对。范莱考克写道：“如果我坚持非这样做不可时，就将意味着全部友谊的最后结束。”戈伦维德尔提出相反的建议说，绘制和测量要继续进行，以便在博物馆中重新加以复制。对于另外一个有图画的圆顶，他也同样反对搬走。但范莱考克在紧接着的他所亲自领导的一次远征中，还是把这个圆屋顶运走了。虽然他在他的书中说，这些绘画在介于两次远征的七年当中，已遭受巨大的破坏。另外有一次在范莱考克看来，是一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塑像，但由于戈伦维德尔反对把它搬走，前者就设法叫巴塔思背着远征队领导，偷偷地把它包装好运回德国去了。
只有一次，戈伦维德尔决定，自己亲自进行一次发掘。范莱考克津津有味地叙述了，他的领导如何仔细地为自己选择一所看起来很可以挖出许多东西的庙宇。然后他又继续描述说：“他在那里开始挖掘了。然而他居然因为受不了那种飞扬起来的呛人的尘土——在挖掘时总是免不了要扬起尘土的——还没有挖几下就放弃了……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范莱考克带着恶意的嘲笑，告诉了我们有关他的一切。接着他们就在戈伦维德尔什么都没找见的地方干下去，很快就发现了几层用早期印度文字写的华丽的、大页的手稿。
这时候，范莱考克所害的慢性痢疾越来越严重了（他和戈伦维德尔顶牛儿也许和他长期害病的心情有关）。他深怕在这荒凉的地区病势恶化，便决定立刻回国（要知道，休思也主要是由于忽视了健康，所以在第一次远征回去后就死了）。范莱考克把他们所找到的手写文稿都收集在一起准备向喀什进发。自然，在行前他免不了又对戈伦维德尔发了一顿脾气。这时他们刚刚听到，斯坦因正准备到吐鲁番来。因此，范莱考克促使他那已经被弄得垂头丧气的领导，赶快前往伯兹克里克——还要向东走上大约350英里艰难的路程——要在斯坦因到来之前，发掘在那里的全部剩余寺庙。但是戈伦维德尔毕竟早已明确地表示过，要把这些寺庙留给他（范莱考克指出，如果不是戈伦维德尔要把那些寺庙留给他自己，那么所有在那里的东西——绝不止一个——可能现在都已平安运抵柏林了）。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就离开了。不用说这给戈伦维德尔以极大的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