佺山先生是杰出的考据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他知道，只要有文字传于后，后代总会有人剖璞见玉，使其光华重见于世。果然，在他去世后一百二十余年即出现了新中国，天下安定，完全消除了军阀和地方势力的混战，消除了匪患，大西北无论在交通还是经济、文化方面都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他去世一百五十来年之后的这三十年中，传统文化得到空前的重视。他的著作、他的藏书如留到这个时代，那就成了陇南、成了甘肃的瑰宝。其实只要他的文稿能留下来，就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甘肃学术研究的思想与精神的资源。但他没有料到竟被处理得那样干干净净，只字无存！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好在佺山先生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收集起一些来。仅这一些，已经可以看出他学术积累之深厚与眼界之敏锐。
关于佺山先生学术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冯国瑞先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于邢澍《守雅堂稿辑存》云：“澍之治学，博及四部。”并说：
其遗文一卷，而甚精核。若《两汉希姓录序》，发明考族辨氏之典，所关甚大，实开张澍《姓氏五书》之先；《跋资暇录》考定是书作者实为李匡文而非匡乂；《复孙渊如论刘子书》，考定刘子为刘昼而非刘勰，皆足以订《四库提要》之误。《彤管解》一篇，论证古有毛笔，以申毛、郑旧义，而驳宋以来后起之说，皆义据谛当，足成定论。篇帙虽少，而要言不烦。文章之可传与否，本不以多取胜也。陇右乾嘉学者，允推二澍为人伦领袖。张氏少于邢氏二十二岁，此是根据张澍乡试时循俗例所报年龄言之。张氏六世孙张随纯先生家藏介侯公之神主，上书“乾隆四十一年岁次丙申十月初一日亥时生”。则生于1776年11月11日。是张澍小邢澍17岁。参李鼎文先生《清史稿张澍传笺证》，刊《甘肃师大学报》1964年第一期。年辈较晚，所辑《二酉堂丛书》，及自编《养素堂诗文集》校刻精善，卷帙丰盈，故世人知之者为多。其实二澍并以博赡闻于时，皆朴学有文之士，又未容妄为轩轾也。
则可为定论。赵俪生先生和李鼎文先生也各有专文进行介绍与评价，全面而精当，漆子扬同志的论文又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故这里关于佺山先生的著述、学术成就与创作不准备多说。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从佺山先生留下来的东西里继承些什么。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应该重视：
一、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古代典籍，尤其重视辑存已散佚的古代典籍和金石文字。佺山先生辑《尸子》、《孙子》、《司马法》、《宋会要》等佚书，以期恢复这些古籍之旧，为古代文化的研究打好基础。为什么重视传统文献的整理呢？因为宋元两朝学风浮躁，文人或空谈性命，或以市井小说戏曲为娱，或以八股时文为能，评点之作也多陈词滥调，浮浅套语，缺乏真知灼见。做学问者，都只是以现存的材料为依据，无论说多少话，多少人撰为论著，都不出常见材料的范围，为学者缺乏深厚的根柢。学术的发展依靠两点：一为新材料的发现，二为研究手段的改进与更新。散佚的材料重新辑成，同地下发现新材料一样可以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因当时还没有考古挖掘之说，地下出土文字资料完全是偶然事件。所以佺山先生一着眼于辑佚，二着眼于金石文字。碑版、古铜器铭文为零散存在的书籍，汇集起来，可以解决正史之类书籍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些比史书更真实可靠。因此，佺山先生重文献，重辑录散佚的重要文献及金石文字，金石证史，在今日看来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实反映着一种比较进步的学术思想，同只在现存书中讨生活者不同。
二、关于山川道里、风物习俗重视实地考察看验。他在《桓水考》中说：“求之目验而信，证之经文而合。”他将此作为验证学术结论是否能够成立的标准。在《武阶备志序》中又说：“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阅书多矣，非身履其地，参互考验，仍不能也。”说吴云逵撰《武阶备志》在历时三年成稿若干之后，“迨归故里，又登涉山川，博寻故老，访钟楼于古寺，拓碑碣于荒祠”，对其作法加以充分肯定。今之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家名此为“田野调查”，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其实佺山先生继承顾炎武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的精神，一直在倡导这种作法。所以，他并不同于只在书斋中作学问的学者。他同时也是一位方志学家，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点。
三、特别关注陕甘文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潏水集》一条云：“嘉庆壬戌重阳后三日，访佺山大令于雉城官署，住宿东斋，于架上得此集，披阅再三，叹其学有本源，非蹈空逞辩者可比。而《宋史》不为列传，其事迹遂无考。”冯国瑞先生《佺山先生事迹考》一文引此，并云：“可知佺山所藏乡贤要籍不少。”此言是也。《武阶备志序》中言藏书三万卷，吴云逵藉之以成《武阶备志》，可知其所藏地方文献之富。其《关右经籍考》、《全秦艺文志》都是花很大精力汇辑的陕甘乡邦文献。一则他是甘肃人（清顺治以前兰州以东皆属陕西省），关心乡邦文献，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从他的一些论著看，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西北乃中国文化之根，周、秦皆发祥于西北而统一全国，则周秦文化之很多难解之谜，当追溯至陕甘一带远古之史方能明白。再向上溯，炎黄皆起于西北，伏羲其人之有无，学者的看法不一，但以历来出土、发现古器物证之，远古之时西北该有较发达之氏族生活，应无疑问。就其当时状况言之，属渔猎时代，则称此时代为伏（庖）羲（牺）时代；一个时代总以氏族为组织，称此氏族为伏羲氏，应无大错；而氏族总有首领，则后人称该氏族之杰出首领为伏羲，应该亦无大错。远古之史渺茫，时代、氏族、氏族首领皆因其特征而符号化乃是一般规律。则西北为中国文化发祥之地，不容忽视。而自宋代以来中原及东南一带人文荟萃，都市繁华，西北渐行冷落，终变为荒僻落后之地。佺山先生作为一代杰出学者，也不会不想到这些。从其《跋晋书束皙传》即可看出其巨笔一挥扫除古史研究中附会俗说的气魄。其《两汉希姓录》正是着眼于汉代以前希见的姓氏，由之而考察从先秦时氏族血缘纽带体解以来姓氏的变化情况。其序中说：
古者族系掌于史官，故《周礼》小史定世系，辨昭穆。……《战国策》称“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是周末法犹未改欤？汉兴，不复行姓氏之典，公侯子孙失其本系。
他列举了东汉应劭《风俗通》以来一些言姓氏者及有关姓氏专书牵强附会、任意攀援，以至交错混乱、前后颠倒的事例。他批评汉代以后氏族、族姓记载混乱的论述，可谓入木三分。
其读书之细、之广、之能融会贯通，令人钦佩！文中再三感叹：“乃不胜其舛矣！”“穿凿附会，时或失之，良可慨矣！”“遗编散失，深可惜也！”他抱着正本清源的态度来看待过去的有关论著。
四、学问能融会贯通、以小见大。从佺山先生治学的路子来说，大体上属于浙西派。即张之洞《书目答问》谓“汉学专门经学家”的一派，同浙东派，即张之洞所谓“汉宋兼采经学家”有别。前者之末流往往至于抱残守缺，后者之末流往往至于疏空浅学。而其卓荦者，皆成一代大师。今所存文如《彤管解》、《长兴谢文靖公墓考》、《跋王昌龄诗》、《跋晋书束皙传》、《跋资暇录》、《跋李翰蒙求》、《又跋李翰蒙求》、《跋古今苑》等皆不甚长。最长者《桓江考》一文，也不足2000字，然而解决历来史地家相沿之误，成不易之论。其他论学之书、序更短。然而广征博引、破疑解纷，力可千钧。如《复孙渊如观察论刘子书》，虽至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尚有人著书以证《刘子》为刘勰著，而杨明照先生、郭晋稀师都以为刘昼所作不当疑（海上有人寄书请郭师评，郭师婉拒之，并同我述及其看法，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事也）。《彤管解》论先秦之时已有笔，举《鲁语》“臣以死奋笔”、《晋语》“进秉笔”“臣以秉笔事君”、《曲礼》“史载笔”、《尔雅》“不律谓之笔”等例，又引《说文》：“聿，所以书之器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此皆从文献证之；又说：“《史记》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明笔与削为两事也。”又引《说文》“著与竹帛曰书”一句说：“竹可刻，帛岂可刻乎？”此从情理方面言之。从而驳历来自蒙恬方有笔之说。而二十多年前出土先秦时毛笔，证明了佺山先生之说的正确。可见，佺山先生治学之严谨与学术结论之可靠。其在《两汉希姓录序》中曾批评前人“昧于古义声音假借之故”，“罔知古字之通”，举例甚多，可见其治学并不同于墨守旧籍强为之说的一流，则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之章学诚也对他表现出钦佩之意，不是没有原因的。
五、从《南旋诗草》来看，佺山先生是能诗的。这部诗集时他在嘉庆二十三年秋，自通县乘民船沿运河南归秀水时所作，水路无事，得诗70首。但今存之诗，此之外所见者寥寥。一个可能是忙于政务和著述，与此不甚用心；一个可能是随作随失，不甚措意，也未刻印，因而散失。无论哪一种可能，都可以说明佺山先生处世之态度。他一到长兴，即重修箬溪书院，又修缮文庙，建乡贤祠，以振士风，正民俗，推行教化。他几次捐俸做公益之事，建桥梁，浚渡津，制止伐木烧炭毁坏山林之风，亲撰碑文，立制度以保护环境。尤其建留婴堂收留无人抚养的孤儿、弃婴。又在同善堂（箬溪书院内）设医局与药局，以利百姓医疗。就其作法言之，已与近代一些思想家的设想一致。这些都非平常人可以做到，也非平常人可以想到。此应为一生佺山先生最看重之处。其次是研究学问，扫历史迷雾，且以端正学风。佺山先生所余东西虽不多，但确可以为做学问的典范。创作可能更在其次。虽然这样，他的诗的散佚，也是甘肃省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还有他的《旧雨诗谭》，我以位这是一部论朋友之诗的诗话之作。杜甫《秋述》：“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言过去遇雨也来，如今遇雨却不来了）。”故后人以“旧雨”代指老朋友。如宋代张炎《长亭怨》词：“故何许？浑忘了江南旧雨。”范成大《题请息斋六言》之八：“冷暖旧雨今雨，是非一波万波。”从《旧雨诗谭》应可以窥见佺山先生关于诗歌、关于文学创作的一些看法。可惜今无处可觅。
漆子扬同志在他同王锷同志合作的《守雅堂稿辑存》校点工作的基础上，又在十多年中尽力搜集有关遗作与有关佺山先生生平的资料。完成研究论文，又笺疏其诗文。他的《邢澍研究》，是第一篇以邢澍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对佺山先生的生平、交友、政绩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述，对其学术成就，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不少地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今将诗、文的笺疏稿与其论文合为一书出版。这是目前佺山先生论著的一个最完善的辑校本，又有笺释，便于阅读。书末又附有目前所可搜集到的有关佺山先生生平与著述的资料，也便于进一步研究与了解。我以为此书的出版，对突现陇人品格，弘扬陇右精神，激励我省学人的钻研与创新精神，对推动甘肃古代作家的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2008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