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子建又打来电话，说是律师需要提供赔偿精神损伤的证据，她希望我能帮助。我当然很愿意作证，但我从未打过官司，不知这种文章怎样写才对子建有所助益。我于是翻开电话簿，遍寻朋友当中懂得法律的咨询此事。问清之后，反复修改了几次，才定稿。说实话，花的心血功夫，是绝不在一篇短篇小说之下的。后来，子建说，我写的证词当庭宣读，很合乎规范，有理有据，确实提供了精神受到伤害的事实，比另外几位所写的更有效力。
那场官司，以子建的全面胜诉告结。我很高兴。能为自己的朋友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匡扶正义打击邪恶，正是我心中的所愿所想。
子建写得一手好文章，做得一手好饭菜。她对我说过，她喜爱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段时间，我很想为她在北京寻觅一位如意郎君。一是觉得这样的好女孩儿，该留在京城；二是觉得离得近了，也可常常喝茶聊天，比那种借助公款开会才得一聚，来得更轻松自在。待到把做媒一事真要落到实处时，才发现这世上的好男人，能配得上子建的的确不多。
后来我相中了一位留学归来的博士，无论人品和学识，都好。我先同他谈了子建的概况，并把子建的书，送与他读。他读过之后，连连说书写得不错，也说很愿意交朋友。但我总觉得，不知是否洋面包吃得久了，他的神情中，有一种淡淡的矜持潜伏着。
后来有一天晚上，博士突然很热切地打来电话，说想立即和子建开始联系。我说，我已同子建介绍了你的情况，还没得到她的回音呢。你先等着吧。
子建很快有了答复，说她不想与江南的男子成就终身伴侣。而博士，正是江南人氏。这是一个很温和又很坚定的理由。我不知是不是那时的子建，就已经在北国的土地上，定下了自己的意中人？
以后某次同博士闲谈中，我说，不知你那天为何如此急切？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在晚上的电视中看到了迟子建，看到她是那样的美丽纯真。我原来虽钦佩她的才华，但没想到她会那么美丽。
哦，美丽而有才华的迎灯，感谢你身后的大自然和你的亲人们吧。它和他们，会助你迎来彩虹和太阳！
4.平平淡淡才是真——小记迟子建
何镇邦
1987年春，我刚从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调到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而鲁迅文学院第二届文学创作进修班也正好开学。这期进修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七十余人，阵容相当强大。来自北疆大兴安岭的青年女作家迟子建也在这个班里。她以前虽然已有《北极村童话》等一批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仍显得很腼腆，不大愿意抛头露面，这跟那些唯恐人们不注意她们，总想出点风头，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虚荣心很强的青年女作家很不一样。记得开学好久了，她才同一位来自洛阳的同宿舍的女学员郭萍一起来我的办公室里小坐闲聊，于是我才算认识了她，得知她毕业于加格达奇师范学校，来鲁迅文学院进修前就在她的母校任教。她那些年来是一边教书一边写小说的，写她在北国的生活感受，也写她青春的梦想。可能一开始写作，她并没有打算当作家的，但写着写着却成了作家，而且是著名作家，这可能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记得那一次我同她及郭萍还一起特地到鲁迅文学院校门口合照了一张相片，作为纪念。这张相片至今仍珍藏着，偶尔拿出来一看，瞥见迟子建那种清纯与朴素，就会回忆起那次短暂而美好的第一次见面。
鲁迅文学院第二期文学创作进修班于1987年7月结业后，大部分学员转到西北大学首届作家班学习，迟子建亦在其中。她到西安后不怎么写信。但当年10月，我有机会到西安为鲁迅文学院的函授学员设点面授，子建得知此消息，当天即赶到我下榻的一个小招待所来看望我，适逢我外出，还留下便函，希望我能去西北大学见见她和她的同学们。当我从外面回到招待所见到子建留下的便函时，一股暖意涌上心头。因为当天天色已晚，在西安人生地不熟，不便去西北大学看望他们。翌日清晨，我推掉别的约会，赶到了西北大学。迟子建和她的同学们见到我，自然也喜出望外。记得那天在西北大学待了整整一天，同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原鲁院二期进修的学生们一个个聊了聊学习近况。当然，更多的时间是给了迟子建。记得不仅同她一起在西北大学的学生食堂里吃了一顿午饭，还看了她的几篇小说近作的初稿。这次较长时间的闲聊，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迟子建，更多地发现她内在的淳朴与真情。在鲁迅文学院工作的十二年中，听过我的课，可以称为我的学生的大约逾千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但是我总是这么认为，桃李不仅有甜的，也有酸的和苦涩的，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当今的文学青年，大多是讲功利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他们接近你，总是想利用你办点什么事，一旦目的达到了，而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会形同路人。这一点，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总是对所有接近我的学生说：“可以过河拆桥。因为，我搭的桥已经帮你们过了河，还留着干什么？但是希望不要把拆下的桥板和砖头瓦块扔过来砸我，这就万幸了。”这绝不是一句戏言。十几年中，我有过不少的教训。依我的经验来说，那些过河拆桥又把桥板扔过来砸我者大都是当年求我帮助时好话讲了一大堆的人，即信誓旦旦者。我同迟子建认识、交往，成为师生的十几年来，她从来无求于我，我也未曾帮她推荐过稿子，写过评论，或者挑头举办什么作品研讨会。但她总是真情如初，是满天下桃李中的甜甜者，是让我引以为骄傲和自慰的学生。
唯其如此，当1988年秋我们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筹备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时，我发信请迟子建回到北京来上这个研究生班。当然，从西北大学同迟子建一起回来读研究生班的有王刚、王宏甲、何首乌等，而迟子建则是我写信请回来的。这倒不完全出于我对迟子建的好感，而是因为她在创作中已进一步显示出她的才华和潜能。从1988年秋到1991年年初，迟子建在这个研究生班里总共学习了两年半时间。因为我是这个班的导师，大大小小的事都是要管的，当然同迟子建有了更多的交往。但回忆起来，她需要我帮助或我能提供帮助的事寥寥。记得有时她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或需要等一个从国外打来的长途电话时，曾向我借过办公室的钥匙，为的是周末我不上班时可以借用一下我的办公室。有的时候，我到她同海男合住的宿舍转一转时，她总是很快拿出水果刀为我削一个苹果或一个梨，因为她知道我爱吃水果，尤其爱吃苹果（当然，由于几年前得了糖尿病，这种爱好也被取消了）。一边吃着她削的苹果，一边天南海北地聊上一阵，这大概就是那两年半中同迟子建交流的最平常的方式。
此外，就是读她刚发表的小说，从短篇读到中篇，再读到长篇。读她的小说时，我完全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作为一个评论者，这种阅读的角色和姿态往往可以得到更多审美的愉悦。
1991年年初，迟子建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回到了黑龙江，但不是回到加格达奇师范学校，也不是回到她的故里塔河，而是回到了哈尔滨，先在《北方文学》杂志社当编辑，随后就成了专业作家，且一蹴而就，成为一级作家。近十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断了联系，偶尔通通电话，有时还可以在某种场合见到她。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读她的作品，同她进行一种层次更深的交流。近十年中，有两次见面是值得记下一笔的。
一次是在1991年的初冬。那时候，我无论是在家里或在单位里，处境均不佳，心情不好。迟子建不知到什么地方出差路过北京，住在鲁院附近的一家宾馆里。大概从她的同学那里了解到我的处境，于是打电话约我到她下榻的宾馆里小聚，并坚持要单独请我吃一顿饭。在那种境况下，有一位并没有得到过我什么帮助的学生用这么一种方式表示她对我的一种关心和慰藉，实在让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至于这次见面谈的什么，大都已经忘却了，可是子建和我的那份师生的情意却使我一直难以忘却。
到了1996年夏天，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庐山笔会上，我和迟子建都是被邀请者，因此有一段时间的相处。这次见到的迟子建，好像成熟多了，她不仅保持着原有的那份淳朴，而且多了几分泼辣，同我聊天时常常夹枪带棒的。当时，她正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封面同沈阳出版社打着官司，说起这场官司来又带着某种激愤之情。也正是在庐山上，她得到这场官司胜诉的喜讯。本来我们是要她出点血请大家吃顿饭以庆贺她打赢那场官司的，但因为东道主顿顿备有佳肴招待我们，也就免了她这顿饭了。
从庐山笔会回到北京后，我在《啄木鸟》杂志上读到她的一篇较长的散文，题目记不起来了，写的是她的家世和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这篇文章的文学色彩很重，情感也很浓，读后很是被感染，记得还打过电话同迟子建交谈过我的读后感。总之，是这篇文章使我更加深了对迟子建的了解，了解了她犹如北国冰雪般的性格。在这前后，又读到她的一篇篇中短篇小说新作，诸如中篇小说《日落碗窑》，后来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雾月牛栏》，以及新近发于《青年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清水洗尘》等等。这些作品，标志着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上的进一步成熟。因为它们更能显示出她的创作个性，写得更从容，更自然。因为她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文坛上不少人把迟子建称为再世的萧红。对此迟子建并不以为然。有次在电话中提及此事，她表示不愿意同当年北疆才女萧红联系在一起，因为迟子建就是迟子建，她同萧红在创作上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是支持她这一看法的。仅此一事，也可以看出迟子建为人的本色和认真，她不喜爱攀附死去或活着的名人，她愿意平平常常地生活着，写她愿意写的小说。
迟子建三十大几了，因此她的婚姻也成了她的朋友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但去年国庆节过后传来了消息，迟子建回塔河结婚了。这一消息后来在电话中得到她的证实。从1987年走出大兴安岭到1998年又回到大兴安岭，她好像在生活道路上走了一个圈。其实，1998年回到大兴安岭，同十二年前她离开大兴安岭到北京求学，虽然是一个来回，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我想，迟子建是大兴安岭的女儿，她是属于北国的，回到她的故里，将从生活中吸取更多的养料，使其长成为参天的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