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她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书，某些内容令我大恸，比如，在这远离家乡的冷冬的二月，我沉湎在某一个“尽头”，某一处“禁期”——我在设想自己的结局：待到那个最后的时辰，我想我会理智清晰地交代好一切后事。然后不用说一声告别、“不带走一片云彩”，只身前往阿姆斯特丹（或者其他实施了安乐死法的地域），独自办理手续，独自在异国他乡把自己静悄悄交给上帝……
她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她的爱犬三三。对于三三，她绝对是惜如命，爱如子。母亲、三三、她，相依为命得令人担心。在这篇文章里，她写道，曾经因为对三三爱得过于深切，于是，认命般地接受三三在自己生命中的必然，甚至想好，就是到了“尽头”，也要先交代好三三。
生老病死，人人尽然，然而在她写来，却有一种直抵生命极处的深痛、锐痛。我想，这是因为她的爱从来不扩张，也无依赖的缘故。面对死亡的孤独决定了一个人内心最根本的孤独。她是不会向人间借一点点温暖的人，由于自尊，由于矜持，最根本的，是由于内心的凉意。就我跟她的对比来说，我觉得她是阴性的、凉性的，而我是阳性的、暖性的。因此，读她的东西久了，我需要放下来，缓一缓，类似一种“还阳”的需要。
她的内心为什么会充满凉意？这连着她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家？她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父母离异后，她跟着母亲住在办公室里。有一次母亲带她到姨妈家去，她站在姨妈家的窗前看着下面的街市人流，突然流着泪问母亲：为什么我们没有家——写到这里，我再一次如读到那里时一样，泪流不止。
在女孩子最敏感脆弱的青春期，她失去了父亲和家，失去了内心深处的依恃和安全感。虽然还有母亲，但同为女人，母亲自有其脆弱的一面，并不能撑起全部江山。女儿对母亲的依赖，不能不带着悲辛的成分，甚至，对于母亲的悲悯，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自我悲悯。这就是她的忧郁得滴水的少女时代。陈染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男同事在闲谈的时候说到自己每晚都要给上中学的女儿按摩放松，因为她上学太辛苦了。于是，她背过身去流泪，说，你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她说，这样的男人，再怎么普通平凡，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读到此处，我又一次鼻酸泪下。陈染内心有两个相悖的情结并存：憎恶并惧怕父亲般的男人，同时又对父爱有深深的渴望。只不过她把恋父情结保护性地掩蔽了，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和信任感，害怕得不到反而受伤。
陈染是很难比拟的，她是尤瑟纳尔、萨冈、张爱玲、杜拉斯等人的混合体，但你很难说她究竟像谁，许多的影子在她身上碰撞。她很感性，但也会喜欢尤瑟纳尔这样的知识型女作家。有一次我说道，不喜欢强行灌注好多思想的小说。她说，可是，我是可以喜欢克尔凯格尔、维特根斯坦那一类感性的思想的，没有思想的小说觉得欠缺。我说，是的，你喜欢思考型的，我喜欢感受型的，必须首先从感性上打动我，才有可能喜欢，我不喜欢尤瑟纳尔。她说，不同没关系，我们有共同的基本的底线：喜欢诚恳。评论似乎比创作更需要思想，但是，一个乐于感受的人却做了评论，而一个乐于思想的人做了作家，这似乎有点吊诡。正如她喜欢尤瑟纳尔，可尤瑟纳尔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场长假，而她却活得这么不轻松。
三我依然觉得衰老本身并不可怕
《私人生活》之后，陈染是写得越来越少了，开始还写过随笔，后来随笔也很少写了，对于自身，对于世界，她似乎已经失去了表达的欲望。她曾经有创作量颇丰的时候，所以相比之下，是进入沉寂期了。当然，这也未必是坏事。有一次我提到，某位作家尽管一直在写，但东西越来越没法看了。她说，所以我总提醒自己，千万要懂得适时而止，要时时反省自重。从这个角度讲，陈染的沉默是可敬的：如果不写比写着更让我看得起自己，那就选择不写吧。
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也给文学带来了转型，对于越来越悖离自己理念的文学和文学圈，陈染渐渐疏离了。我曾经问她编什么书，并想当然地以为是文学书，她说，现在宁愿编一些保健类的书。这种疏离，有自觉的成分，也有不由自主的成分。在创作的鼎盛期，陈染就被视为边缘化的，但那仅仅是就写作而言，而当时边缘化的写作在文坛还是备受关注的。一个人的反主流和叛逆只要是有人关注的，她就是拥有话语权的。而她现在的边缘化，可能不仅仅是写作的问题了，而是话语权的减少。当文坛与功利相连的时候，话语权就与一个人的地位密切相关了。她的自觉疏离，体现在她不能适应这个文坛的变化，自动趋于保守、持重、洁身自好。她的矜持自重使她既没有游戏精神，又不能忽悠炒作，当然不可能成为媒体的宠儿。而话语权往往就是通过媒体来实现的。这样，她的疏离也就有些不由自主了。
其实，陈染她们的边缘化因素，比如私人化和身体化，只在当时是罕见和出位的，拿到现在已经很平常，差不多快成主流了，而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变得宽容多了。可是，当主流变得宽容的时候，她们也被遗忘了，主流已经把宽容的目光投向下一代，乃至下一代的下一代。而她们曾经与主流对抗的渊源却固定在那儿了。这可能就是她们渐趋冷却的原因。
二十几岁的陈染，会让我联想起萨冈。她当然也先锋过前卫过，她曾经对我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看过许多动静很大的实验舞实验剧实验展，真的非常失望，做作之极，打着实验的旗号而已，实际很幼稚。现在的陈染，则更多地让我们联想起中年以后的张爱玲，因为洁身自好而神秘落寞。一度，我开会比较多，她说，我觉得你不必参加那种会，干你自己的最好，多快乐啊！我知道她是担心我会沦陷，但我想自己是把持得住的，我说，我们已经够边缘了，应该相互鼓励着不那么洁身自好才好啊。她说，嗯，其实，你不洁身自好，对我只有好处。我们都在电话中笑。
在文坛的转型期，陈染没有与时俱进，从此，她似乎就被一辆前行的车子抛下了。新世纪的阳光几乎不再照耀到她身上，她作品中更多提到的是90年代，那才是她的时代。她活得太自我，当然不能成为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之士。由于健康的缘故，她的创作力也在这一时期减弱了。与此同时，她也不再年轻。无疑，即便并不去利用，年轻也是女人的资本。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母亲有一次对我谈起时光，她意味深长地说，当你老了，你身边的男人女人们都把流连的目光停留在你周围的那些年轻光滑的脸孔上的时候，没有人再注目你，这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衰老的滋味。我懂得母亲的话。但是，我依然觉得衰老本身并不可怕。”我认同她的话，衰老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的衰老与庸俗。可是，别人认同吗？文坛跟所有的坛一样，难免势利，如果你没有各式各样的资本，就不会再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因为轰轰烈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更因为健康的原因，她开始与生活和解。她身心的状态都放下来一点，往生活里走了几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触须已经全面向生活伸展，相反，她更避世了。她的近乎洁癖的洁身自好，使她害怕沾染任何不洁，而生活永远不可能是洁净的真空，那么，她只有避到世界之外去。甚至，她对于生命终结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洁癖——洁来洁去至此！她的精神洁癖部分源自于她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样敏感而警觉。即便对于朋友，我感觉她也是迫切需要距离的。在向你走近的同时，她紧紧地抵抗着距离的消失。保持距离，她才会有安全感。她的自闭，出于对个人存在方式的自觉选择，无怨无悔。
四以后你也许会觉得文学对于生命其实很轻很轻
国庆节，我发短信问候她，她说，高烧了一周，刚退。我不由得感慨，你可真是多愁多病身啊！嘱她静心休养，什么也别想。
她说，这季节最容易上呼吸道感染，你一定小心。这次生病我想了很多，主要是养老问题，人最终其实都是无助的，很绝望。以后你也许会觉得文学对于生命其实很轻很轻。你好好过节！
她才这个年纪，就担心养老的问题了。她忧患，是因为她自尊。记得多年前看过她的一篇随笔，写她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个体面的老人犹豫之后，终于向着路边食客的一桌剩菜走去。她说，我发誓，只要我活着，绝不让我和我的家人落到这种丧失尊严的地步。这种来自敏感的自尊和骨气，让我想起张爱玲，当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已经濒临乞怜的地步，胡兰成说，她终于不能落到雾数，想要自卫了。敏感自尊的人最怕的，就是这种“雾数”，因此她们会走向决绝。
我感觉语言是这样的无力，车到山前必有路之类的话对她是没用的，但我又不能为她做什么，而且现在她也不需要。我想了想，回了一条不短的短信：你说的包含了自己的体会，我明白。但是，不要只看到生活悲观的一面。地震之后，我更想得开些了。八万人，哪个有非死不可的理由呢？可是他们死了。为什么只能是他们而不能是我呢？有一天厄运降临到我头上，我也会坦然面对。而现在我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我还以自身为例向她证明：每个人都有难处。同时也鼓舞她：但都会过去。
她回复我：我明白。你其实更难。无论什么我们都只能去面对。懂你！
我居然给她讲了一通口号式的大道理，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似乎讲不出别的来，我情愿这么鼓舞她。我说，我只是希望你豁达明朗起来，我们能够彼此给予力量，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病着的时候心态都很软弱，病好了，心情就好了。没事儿，放轻松些。
她说，我明白。我们互相鼓励支持！
我希望她真的明白。退一万步说，一个连“尽头”都设计好了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呢？又怎么能够活得不好呢？她曾经说过，一个智慧的人，他的人生走向也许是这样的：早年激烈的悲观主义——然后是温和的怀疑主义——再然后是明晰的乐观主义。希望她能做到。
我很欣慰文章可以写到一个不太忧郁的地方打住。我宁愿以一个昂扬的口号做结尾。人生亦然。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推心置腹是不是会触及她自尊的底线，以至于令她发窘。但愿不会。
4.聊聊陈染
何镇邦
新近，收到陈染送我的两本书，一为《陈染短篇小说精品·离异女人》，一为《陈染中篇小说精品·无处告别》，均为作家出版社出版，装帧精美，所收作品也相当精致，令我爱不释手。翻读陈染这两部小说精品，并重读她十多年前签送我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还有其他由她送我的作品，三十余年来——从一个中学生到一位著名作家的陈染，她的形象叠印逐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三十多年前，亦即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刚刚粉碎“******”，我还在北京一所中学教高中语文，陈染就是我的学生之一，她那时大约是上高中二年级。我从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悟出，中学生的写作应从模仿范文开始，于是经常选用一些容易模仿的范文供学生临摹模仿。有一次，区里要搞一次全区性的作文公开教学，指定我来上这个公开课。于是我选定陈染所在的班级进行。我从小学课本找来一篇文章，叫《一件难忘的衬衫》。文章记述了******总理的一桩动人事迹：有一次周总理的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刮碰到一位骑自行车上班的女工。女工受了轻伤，衬衫也剐破了。周总理不仅下车道歉，还让人送女工到医院就医，最后还让秘书买了一件新的衬衫送到女工家中赔她。于是，在周总理逝世之后，这位女工就写了这篇题为《一件难忘的衬衫》来悼念人民的好总理。我在给学生讲解这篇供模仿的范文时指出该文的构思特点是，由一件难忘的衬衫（物）引起对一件事（周总理的车不小心刮碰了一位女工的自行车以及为女工治伤并赔偿衬衫的事）的回忆，从而写出一个值得怀念的人，这就是由物→事→人的写法。要求学生按照这样的构思，写一篇千字文，题目自拟。结果，陈染写的一篇题为《一块难忘的手帕》的作文，被选为范文，刻印出来，在有全区一百多位语文老师参加的公开教学课上进行讲评。当时的陈染大概只有十六七岁，圆脸、红扑扑的，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显出一副聪慧过人之状。她非常大方地站在众多老师同学之间讲述她的构思与写作经过。我想，这件事对陈染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许有点影响。在那次公开教学后不久，我就被调到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陈染也考上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之间也就很少有机会联系了。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人民文学》等刊物上读到陈染的一些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都带点俄罗斯文学的一些感伤色彩，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譬如短篇小说《纸片儿》《小镇的一段传说》，中篇小说《角色累赘》等作品，都写得相当出色。看到出手不凡的陈染，我的心中不禁窃喜。稍后，陈染调到作家出版社工作。我们同在一个大的单位里，见面的机会多了，往来也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我到鲁迅文学院工作之后的日子里，由于有时要值班住在办公室里，鲁院离陈染家的金台路又较近，我同她母亲陈燕慈女士早就熟悉，于是来往就多了起来。有时是她到办公室来看我，有时是我到她家里蹭饭。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我同陈染接触最多的一段岁月里，发现陈染生活得很快活，创作上也处于巅峰状态。她每次到鲁院办公室来看望我时，往往会带一些小艺术品送我。这些艺术品都很特别，很有观赏价值。她当年送的一副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铜车马的复制品至今我还珍藏着，并放在博古架上观赏。而她那时也往往把自己打扮成一件艺术品，从衣着到每件饰品，尤其是脚上戴的脚链，就向人们诉说着她的艺术追求与艺术个性。而这种精致、个性十足的艺术追求也体现在了她的文学作品中。本来我是应该为她的作品写篇评论的，但是却一直未能落笔，可能是由于当时太忙碌，心境也不好的缘故吧；也可能由于陈染曾经是我的学生，不愿意轻易来评论她和她的作品，总之，至今我对陈染的几百万字作品也未置一评。这是我觉得亏欠陈染的。好在1991年春曾为陈染办过一件小事，那时她刚从澳洲匆匆归来，写了中篇小说《与往事干杯》，适逢我要南下苏州参加范小青的作品研讨会，于是陈染把稿子托我带给范小青，并由小青转交给她的哥哥当时主持《钟山》编政的范小天。我是《与往事干杯》初稿的读者，是在赴苏州与会的火车上读的，印象颇深，窃以为是陈染的代表作之一。
陈染与林白同时成为“私人化”写作这种文学思潮的代表性的作家之后，我曾收到她那部颇为轰动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说老实话，读了《私人生活》，我更难以评论陈染的作品了。打这以后的十多年中，我们之间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我退休之后很少有机会见到陈染，我和陈染居然越来越疏远，但我还是一直关心她的写作和她的身体健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