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作家的生活片段
陈染
一个仪式
在写作的日子里，我似乎每一天都要在自己的小工作间里磨上一段“挣扎”的时光。这个情形外人是无法知道的，连我身边的人也难以窥察。我脸孔平静，神情肃然，寂静地坐在桌前，身上是柔软的半旧的棉布衣裤，不佩戴任何饰物。我面窗而坐，桌上是一台打开的电脑。我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像个在幼儿园里吃饭前的乖孩子那样，双手合拢一动不动。
似乎是一种全然的静止状态。然而，我自己知道，明净的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正在无形地潜伏着流动，“静态”中正有一种看不见的“动态”喷薄欲出——那是内心的光线，当我被这缕光线照亮的时候，一些文字就开始慢慢地坐落到我电脑中的纸页上来了。
这似乎成为我每天的一个仪式。
以前，我曾在这个仪式中，让电脑呈关闭状，因为听说电脑屏或多或少存在辐射。有一天，家里的小阿姨进来询问我事情，见我端坐着，电脑并未打开，便问我在看什么，我“哦”了一声。从此在这个仪式开始便打开电脑了。
有时候，这个仪式很短暂；有时候却很漫长，漫长到一天，甚至很多天。
我无法说清这仪式中快乐与忧虑的比值是多少，也不愿意计较。谁愿意计较对自己的孩子所付出的快乐与忧虑的比值呢！
键盘之舞
常常是一些混乱的雪片般的念头在脑中飞舞旋转，我找不到源头，心烦意乱，魂不守舍，感觉有什么东西存在又抓不准，想脱开身又走不掉。恍惚中，有些“雪片”等不及我凝神屏息，就融化消失了，有些“雪片”则顽强地与拥挤的“热”斗争着，存活下来，等待我的手指把它们敲击在我的键盘上。
第一句话终于从脑子里漫天飞舞的雪片中冲出来了，似乎从额头打开一个神秘通道，其他的句子就顺序涌出，轮廓渐次清晰，直到抵达深处，抵达我的某个意图的完整和圆满。它们像一只只听话的小虫子，神秘地听任我的摆布，在我的电脑里安了家。
对于我个人的精神活动来说，这个时候，我的乐趣已经完成，也已经足够；其他的社会化过程，则是另外的事情，那些不再与我个人的乐趣相关了。
我曾偶然听到过一句歌词，“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是我们熟谙的话语。它使我想到写作，写作其实是孤而不单，是一场和所有人在一起而谁都看不见你的独享的狂欢。
我终究是可疑的
我常常在电脑前写了又画掉，画掉又重写。从转椅上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我写了一首诗，写完改了又改。第一稿像出自一个二十岁女人之手，激情而碰撞；修改之后，又像是出自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节制而深沉。然而它们的作者都是我，我是一个年龄随时变化的女人，同时又要求自己恪守自己的规则。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我常常疑虑，一个作家在电脑上颠来倒去，纸上谈兵，与一个生活的实践者在现实中的身体力行，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更老练？哪一个更强大？
无疑是后者。而在现实中我终究是一个可疑而胆怯的人。
梦与写作
我常常对写作本身发生深刻的怀疑，最持久的一次怀疑发生在几年前。那时，我的生活状态也是一团糟，难以解脱的苦恼。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写一个字，精神极为抑郁，在医院治疗了数月才恢复。
我曾反复出现的一个梦就是考试，梦到自己面对试卷回答不出的惊惧。早年读荣格、弗洛伊德们学说的时候，记得他们关于考试和惊恐的梦大致是这样的解说：考试的梦意味着梦者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新的评判，暗示出梦者对自己的怀疑和强烈的审视。而惊恐则昭示梦者正饱受着某种精神折磨，潜意识中存在着梦者想要正视现实中的怀疑和焦虑，并且面对现实。
无论我们对西方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对弗洛伊德学说持有怎样的批判立场，但在这一点上我是充分认同的。在我重新开始写作之后，有关考试惊恐的梦，便不再做了。
我为梦里不再面对考试的惊恐而感到解放。为此，我愿意写作下去，思考下去！
我如何“深重”
倘若，只有主动选择冒险、苦难、动荡、分离、痛苦等现实生活的元素，才可换来一个作家的创作源泉的话，那么这样的作家我是不会主动去做的。我愿意保持生活的安宁、平衡与和谐，并为此付出努力和责任；我愿意让那些纷乱如麻、探求明晰的思想，只活动于脑中，成为一种精神活动。而我本人的生活，为什么要主动成为一个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实践者呢？为了写作而受“苦难”吗？不，决不！
同时，这个世界不能为了成全你是一个“深重”的作家，而故意战争连绵，也不能为了成全一种主流的苦难意识而永保苦难。和平、文明与幸福照样产生“深重”！问题在于，我们传统中“深重”的观念，似乎只被定位于社会动荡、苦难贫瘠、居无定所、动荡流离等相关的生活。
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观念，似乎不苦难就不足以深重。难道发达和文明，就意味着深重的作家灭绝消失吗？不苦难就没有深重吗？倘若如此，那么人类发展的美好趋向真是与我们中国作家的职业追求相悖逆！
不，决不是。
战事连绵的伊拉克有战争的深重。
穷困的乡村僻壤有贫瘠底层的深重。
走向文明的现代都市有繁华锦簇的深重。
底层、中产、精英各有各的深重。
“深重”，怎一个“苦难”可以了得！
冥想与回忆
冥想与回忆似乎是我的癖好，虽然没有到达沉溺的程度。这种恰好的火候，使我安然地生活在自己家中，而不是被送到精神病院里。
这种由来已久的癖好与我的职业无关，我想，它应该只与我的性情有关。倘若我不是一个作家，我的一生依然会有很多时间处于冥想与回忆之中；恰好写字也是我的一种癖好，而这个写字的癖好，成全、梳理了我的耽于沉湎的性情，使我走向精神的健康。
并不尽然是怀旧主义倾向，往往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的零碎片段，它们没有什么秩序章法地来到脑中，并在此盘桓。更多时候，是一些现实的碰撞在脑中叮当作响，这里面有激情、有愤世、有忧伤、有回想。当我把这些外人听不到的叮当作响的东西，转移并升华到电脑中的纸页上，我的一颗悬着的心仿佛才落了地。
2.陈染：在岸边静默开放
徐虹
如果以为陈染是一个十足的书生，是不全面的。她固然很林黛玉：很瘦很瘦，小尖脸，大眼睛，走路弱柳扶风，敏感到无微不至。但是她也兼备薛宝钗的圆熟和机敏。在神经质之外，自有一种处事的圆通与练达，会逢人只道三分语，会随和与超脱。
有一年春节，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一位文学界前辈。陈染就住在前辈家附近。我想也没想，很兴奋地给她拨个电话，她听了立刻说也要同来拜望，她执意来了。前辈戏谑笑道：陈染咱们这么近住这么多年，他们不来，你是不会来看我的！陈染连说，早该来，怕打扰，亏徐虹打了电话。
但是我分明体会出另一层意思：既打了电话，她也不好不来。其实她根本是懒得交往的，自顾自地，也无求于人的。前辈在文坛举足轻重，能量大得很，一到评什么奖，期望拜见的人总是很多，性情直率的他却总是避之不及。但他显然是欢迎陈染的。而陈染来，是因为兴之所至，随和着大家热闹。也因为深谙世俗的礼节，她的礼数后面藏着原则和身份。
陈染评价一个人，常常说“这人挺舒服的”。她说起雷达，说雷达西北人，性格率性憨直，处久了觉得“这人挺舒服的”。也说起住楼下的高洪波很客气很绅士，“高洪波这人挺舒服的”。很多年前她说起铁凝，也说“铁凝这人挺舒服的”。说起舒婷、方方，都是同行姐妹，既温暖，又有分寸和原则，总之心里喜欢。一言以蔽之，“都挺舒服的”。
但有一些人，她却很不以为然，只是话到嘴头不多说。她的原则似乎是只说谁好，而不说谁不好。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说起什么人什么事，她感叹道：人家要生存，人家要社交，人家要想方设法，也挺不容易的！她把重音放在“人家”上，带着京腔。话虽没有不动听，但多少有几分轻视和无奈。
她出名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是“****”后的文艺复兴，作家和批评家是严肃的，有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彼此对文品和人品也都认同——那是她的繁盛时代！现在，以她的眼光看当下许多作家，很有些繁华过后前辈看晚辈的意思，同时也掺杂了对世风的感慨。她见繁华见多了，情况尽收眼底，心里全明白。
我跟她是交过一些心的。有一次在路上，我开车，她漫不经心地说，你还且折腾呢！我已经学会了“顺应”了。
以前的陈染，是颇为反叛的，特立独行的，像一个瘦弱的女战士。按王朔的话说：“我记着你那时候不大理人，还挺能喝酒。”而到了新世纪，陈染已经学会了规律地生活。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散步。她养了一只狗名叫三三。“三三是我儿子，我每次喂它骨头，都把肉一点一点剔下来，怕扎了它。”她宣称自己已进入“老年生活”，虽然她正值盛年，一朵暗花在角落兀自鬼魅地开着。
她当然也试图把她的洞察与聪明运用于社会生活，努力去适应、去参与，努力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但总难免踉踉跄跄，力不从心，“感到很吃力”她说。有一次她出席一个饭局，唐突地先走了。她的雷达敏锐地开着，她的原则又不肯让步，看看局面不对，就常常先走。她用逃跑的方式回避着世界，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她周围像有一道金箍棒画的圆环，圈里面是安全的。但她有时候又那么的不甘心，偶尔溜达到圈外来。然而看见风吹草动、情况异常，又赶紧掉头跑回去。她在两极间艰难地徘徊，终于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逃跑，或者叫作回避，是她的真经，她也以此教育我。我说起一些人，用了“霸道”二字。她说，躲开罢！不必打交道就是了，但也不必逗起他们的火儿来。我认为她是高明的，体面的。
王蒙曾评价她：“陈染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世界。”显然他把她看得透彻。
重新翻翻《凡墙都是门》《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时隔二十年，她的作品一点不过时。字字散发着暗金的光芒，具备真正品质——它们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中女性写作的标高。如果说一个人的创造力，与他（她）跟世界的冲突成正比的话，那么她的“顺应”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而她，从来是习惯于心中了然却沉默不语的。
时代迅速往前走了，走到了她所不认识的流段。在时代大潮中，很多人迅速调整了姿势，坐上了顺水船。她是宁可站在岸边，不肯随便走的。或许正是这样，她才是不打折扣的陈染。
3.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
李美皆
一你好，我是陈染
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个女孩拿着《纸片儿》，说写得很独特。我那时正在恶补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几乎是不沾的。虽然没看《纸片儿》，记忆中却留下了陈染的名字。
读研究生的时候，陈染的作品就熟了起来，那时她的名字经常是和林白连在一起的，一起被视为女性主义写作或私人化写作、身体化写作的领军人物。我1998年的硕士论文就以“女性文学的自恋”为题，论述的第一个女作家就是陈染。因为是不得不做的毕业论文，里面便少不了“强说”的成分。论文在2005年分成几篇发表出来，基本保持了1998年的原貌，没有增添什么与时俱进的内容，这对于陈染来说倒没有多大遗珠之憾，因为她的主要作品在1998年之前差不多都出来了，之后写得不多。
2005年的冬天，我曾经在网上不经意间发现她的博客，进去浏览过几次，发现她贴文并不多，倒是常常贴些照片。她在博客中似乎经常为身体不好、为没有精力打理博客、为博文更新太慢等向读者道歉。而她的读者都是那种经典怀旧式的老牌粉丝，不仅原谅她，而且经常担心、怜惜和祝福着她。后来，我看见了她关闭博客的告示，一下子对她又有了新的尊重，觉得这才是她。
2007年冬天，在北京参加青创会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了陈染。一眼看到，便知道她是陈染。大家都在等待合影，人群散乱而膨胀，她的身影出现在其中，则带着那么一种孤静，孤静得似乎根本不属于那里，就像月亮不属于人间一样。周围的热闹似粉尘，凸显出她的寒与寂。毋庸讳言，她已经不再年轻了，然而，又依然是少女的细弱矜持的一副表情——我想起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两者统一在她身上，使我感觉到悲怆。她是那么瘦！后来我知道，这与她的萎缩性胃炎有关。但我想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主要的，恐怕还是她的内心的消耗太大，她的内心太矜持，因此，连她的身体都是矜持的，矜持到拒绝发一点点胖。所谓母性的光辉，都是与身体的发福相连的，有哪个圣母不丰腴乃至肥腻呢？所以，她的脸上没有这个年纪的女性通常会有的那种母性的温暖的光辉，而依然是少女的寒烟翠。
会议的最后一个中午，有人打电话到我房间，说，你好，我是陈染。我以略微有点不知所措的热情迎接了她。这一切其实也不是特别意外，因为此前我已经知道她愿意读我的文章。我们很自然地交谈了起来，很快发现彼此是那么相洽，因为我们都是真诚的人，而且，真诚与真诚是可以相互唤醒的，这使我们的交流非常容易。也许使她可以对我伸出手来的不是勇气，而是真诚，以及对另一份真诚的确定。
整个下午，我都在为我们的坦诚相交而欣悦着。她亦然。我原来以为她会很难处的，是我想当然地要敬而远之的那一类人，一接触却发现她是那么体贴、周到。她的礼数周全是因为她敏感而又能将心比心。如果一个人的敏感是单向的，要求别人对她当心，她对别人却不当心，结果可能就会像黛玉那样不讨人喜欢。但陈染的敏感是双向的，你会受益于她的敏感的回馈。
二为什么我们没有家
青创会之后，我们又有过一些短信或电子邮件联系。有时候，我们会交流对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看法。牵涉她的同行，她总是非常谨慎，对于我的随便一问，都会表现出考试般的紧张，或者答记者问式的审慎。我说，真把我当评论家啊？她害怕媒体，害怕外界的口舌，害怕留下任何不安。即便熟悉之后，她如果一时忘情对我说了什么痛快的话，也会不忘嘱咐一声：别把我的胡言乱语跟别人说。
敏感自尊的人承受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内心的妥帖，她选择规避。在单位，她是一个收缩型的人，从来不给自己和他人惹麻烦，从来希望别人忽略她的存在，这我早就知道。在中国，单位是一种文化。我无法想象陈染也是属于某个单位的，但她确乎是属于一个单位的，那就是作家出版社，而且她在自己的单位待得安然、恬然，默默地做着一个称职的编辑。当我第一次听说她连副高职称都没有的时候，惊讶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她却处之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