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家销售与自购盗本
陈忠实
一
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了，唯其刺激强烈印象也就深刻，所以至今不能忘记，这就是我第一次自家销售自己的书籍的事。
那年夏末初秋，关中地区依然溽热难耐。一天午后，一位长得颇为俊气的年轻人走进我在乡下祖居的屋院。他操着河南口音，自我介绍说是中原农民出版社的编辑，叫李明性，是来约稿的。
我很感动。我几乎同时产生了对不起人的内疚。我祖居的西蒋村离西安大约五十多华里，虽然有一路从市内通到郊区的公交车通达这里，而终点站却是设在一所军事院校的门前，离我家大约还有八华里的路程。我每次回作家协会开会或办私事，先骑自行车走过这八华里的土石公路，到军校门口熟人开设的商店或理发店放下自行车，然后再排队等待定时公交汽车进城。我自然会想到，李编辑在西安城里转车之后又乘上了通往我的家乡的远郊公共汽车，下车之后步行八华里才找到我家，其中的辛苦和真诚，就使我感动而又感佩了。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调进陕西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我当时的唯一感觉是我走到了人生的最佳位置，可以把心思和时间全部支配到我从少年时期就痴迷着的文学和创作上头来。我在欣慰和感到幸运的同时也感到了压力：如果我当了专业作家写不出作品怎么办？写不出像样儿的作品怎么办？因为作协专业创作的几个有限的名额是大家都关注着的。尤其令我不大自信的便是自己的底子，太浅太薄了。我没有机缘接受正规的大学中文训习，喜欢上文学之后所能阅读的大多是受着极左文艺思想支配的东西，更不必说“****”中的文艺怪胎了。我现在所庆幸的一点，就是我比较清醒地把握了自己，在取得专业创作资格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回老家求得一方清静去读书。开放的中国也开放了文学的诸多禁区，外国优秀作家的杰作涌潮一般摆上了中国所有新华书店的书架，我得努力阅读。通过阅读真正的文学作品，排解以往关于文学的种种谬误，尽快地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本身。另外，我想坐下来，静静地像吃饱了草料的牛一样卧在阴凉下，回嚼二十余年的乡村生活。是的，从1962年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到1982年调入陕西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其间整整二十年，我都是在自己的家乡西安市郊区的基层工作，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了解和生活演变，与那些挂职体验生活的专职作家艺术家自然就有诸多的不同了。这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积累，需要回嚼，需要消化，我想只有回到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才可以做好。住到乡下祖居之地几年之后，清静果然是清静了，不具实际意义纯属应酬的活动也避开了，文坛上不可或缺的是是非非叽叽咕咕也回避了。然而却使那些有重要事情甚至诚恳抚助的朋友为找我而吃了苦费了周折。面对从大老远的河南辗转来到我家的李明性，真是感动而又内疚不已。
李明性供职的中原农民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乡土小说”，第一批包括古华等作家的小说集已经面世。我是被选定的一个，或短篇或中篇或中、短篇混编都可以。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的几个中篇(包括即将发表的)正好可以编一本中篇小说集。我一一介绍了这几个中篇的内容，他均表示感兴趣。在我看来很不容易的出书的事，就这样意想不到地落到实处了。这是我的第三本短篇和中篇小说集，想来真是令人鼓舞。作品写出来能顺利发表又能顺利地结集出版，我觉得左邻右舍从墙头上弥漫到我家院子再灌进我的写作间的柴烟都是清香的，摆摇着尾巴钻到院子里来觅食的村人的猪和鸡都尤其可爱了。
照例，我只能端给亲爱的慈善如上帝一般的李明性兄弟一碗面条。这是任何陌生的或熟识的朋友到我家来的无可选择的待遇。我那时的两百多块的工资和额外的稿费收入，维系着一家六口人的生计，尤其是三个念着中学和大学的孩子，寄宿学校又增加了学杂费开销。每当进入城市，便能听到作家收入低微的颇能激起我共鸣的议论，而且有欧美以及苏联作家令人咂舌的高收入作参照，然而回到我的依然贫穷着的乡党中间，我的两百多块的月薪和“外快”式的稿费，却成为农村人羡慕的优厚收入。我清醒地知道我生活在一个临界上，我只是一个中国陕西的尚不走红的作家，用任何国家的作家和左右的农民作参照，都不大现实。一碗调了油炒葱花的手工面条对我是适宜的，对我的新朋老友虽有点委屈，也只能是在心里道一声将就将就了。李明性大概也是真饿了，吃得还很顺畅。似乎他也是农家出身，也是以麦子和玉米习惯了肠胃的，无什么挑剔。
我坚持送他到军校门口的公交车站，用自行车驮着他去。我不忍心让他再走八华里乡村土石路去赶汽车。没有酒肉款待，力气却是足够富裕的，骑车带人的技术也可以自信。这样，我便在自行车后座上载着亲爱的李明性兄弟在我家通往军校车站的乡村土路上愉快地奔驰了。返回的路上，我才可以舒悦地算计这本书的特殊的经济意义了。我即将动手草拟长篇小说《白鹿原》了，预计三年内完成草稿和正式稿。这就意味着三年时间里要停止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补贴家用的“短平快”式的稿费收入也将断绝，两百多块的工资是很难支付孩子一年涨过一年的学费的。这本中篇小说集的如期(议定1988年)出版，三千余元的稿费基本就可以应付孩子们的学费了(那时的学费尚没有今天的这么高)。这样，我就可以稳稳地坐在小书屋里只操心白鹿原上的白鹿家族里那一群人的生计了。
二
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件美事后来每况愈下，直到把我陷入一种尴尬一种羞愧的境地。明性来信说，书已编好，没有发生任何麻烦，只是提议用其中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名《四妹子》作为集子的名字。我自然表示同意。
明性来信说，已经通过终审，封面和装帧正在制作中。因为是套书，封面有一个规定的体例，每一本只是变换色彩和书名的位置。我也很乐意遵守套书的共同的体例，不成问题。
明性来信说，已经开始征订。由他们向全国的新华书店发征订单，等待各家书店反馈之后汇总，这当然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那时候尽管有市场经济的理论刚刚提出，但未进入实施和转换，只是在报刊和礼堂的报告中传播和讨论。图书发行还是从省店到县店的传统的计划经济形式，图书出版和发行的第二渠道还没有结胎。从明性兄弟到我家来议定此事到现在，我稍微在意的便是这个征订数字。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才是关键，不是考虑经济利益(那时尚无版税)，而是数字过少则难以付印。
终于等到了明性兄弟报告征订数的信，大约九千五百册。但同时告知，社里以为这个数字太不理想，准备再下功夫做彩色单页征订。我当时以为这个数字大可满足了，因为比我前两本书的征订数都要大。考虑到中原社的新打算，我表示同意，自然也希望印数能更大一些。于是又开始了关于征订的第二轮等待，期待一个好的消息。
明性兄弟再告知第二次征订数目的信读罢，我的心就收紧了，花了功夫费了钱财的彩色单页征订的结果，不仅没有期待的令人鼓舞的数字的上升，反而跌落到六千余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更被动的事也相继发生，第一次征订的九千余册的征订单合同因为超过了交货时间而作废，原定的1988年出版的计划也只好推移到来年。明性兄弟同时也告知了社里的应对措施，仍按第一次征订的九千余册的数字印刷，1989年出书。显然，这样的结果是谁也始料不及的，我在受挫的同时，更感动于中原农民出版社和责编明性兄弟的良苦用心。中篇小说集《四妹子》，我的第三本书出版了。明性兄弟寄来了样书。在80年代的总体印刷装帧的水平上，这本书的包装还是挺好的，绿色作底，整个封面上潜伏着“中国乡土文学”的若隐若现的字样。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有一种无限的欣慰。明性兄弟随之来信告知，由于图书市场的低迷和滞涩，社里面临亏本出书的风险，因之稿费的付款将以书折价，共同分担风险和困难。我自然不会有意见，出版社赔钱为作者出书，已经是很难能的举措了，共同分担风险自然义不容辞。然而想到自己将要亲自销售自己写的书，一缕隐隐的尴尬就潜伏在心底了。
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在书运来的时候。我和单位的司机从西安市邮电局一包一捆地把千余册书装上汽车拉回住宅楼下，再一包一捆地扛上四楼我的二室住宅房间。送走了司机，我一个人瞅着那一堆我的著作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尴尬和难堪，而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难以启齿的羞愧了。我的出书的欣慰和面对劳动果实的幸福感全都没有了，甚至不想也不敢多瞅那一堆书，便匆匆地慌乱地逃离作协住宅小院，乘坐远郊公交汽车回到乡下的祖居老屋。
当时的心境有点近乎惨烈的感觉，甚至摧毁了我对自己继续从事写作这样一种职业的最基本的自信。
这本《四妹子》里收集的几部中篇小说，有的获得过刊物年度奖，有的发表出来时引起过几多评论，有的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过。所有这些曾经使我心里舒服过的事，现在都变成飘零的树叶一样毫无生气可言了。你可以得奖，你可以被选载，你可以被评论，甚至可以在文坛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一进入图书市场，读者还是不买你的书。出了文学圈儿，陈忠实是何许人也？《四妹子》是什么等级的货色？读者的冷眼便从根本上把什么奖什么好评的话全都扫荡了。想想中国有十二亿人口，接受过中学文化教育的人起码该有三亿或五亿吧，一本《四妹子》仅仅印刷九千余册，还得作者自己去推销，出版社还要积压，这样的作品还得奖，还转载，还得到好评，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力量能支撑着你继续炮制出来？此前一年我刚刚获得了一级文学创作的职称，增加了工资，我也曾经欣慰过，现在都变成一种讽刺了。一级作家写的书没人买没人读，我还怎么津津于作家这个头衔呢？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亲友我的过去一起工作的同事，每当不期而遇或有约相聚，每每都赞许我的毅力我对文学的追求终有所成，尤其是为母校为朋友甚至为祖先争了气争了光云云，我也曾经以谦言虚语作答时确实感受过一种被人尊重的自慰，不无得意。然而在读者面前，我现在才真切地感觉到了羞愧：这样的一级作家，还有什么力量能支撑着你在老师在同学在亲友在同事面前再表现不无得意的谦逊？
这样的尴尬和羞愧终于转入冷静。尴尬也罢，羞愧也罢，都是以前写的《四妹子》造成的我的心理威压，毕竟可以推诿为昨日的羞愧。更揪心的是手头正在写作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如果遭遇同样的结局，一面让出版社赔钱出书，一面再让我沿街叫卖，我可能不会再发生羞愧或尴尬，而是目下根本就无法再把这本书写完。道理太简单了，你写书写得劲头兴味十足，写出来没人买没人读，那么写这样的书还有什么意思？对于《白》书的写作便陷入了一种不自信的心态，这是从最初产生构思经过两年准备再到正在写作过程中的第一次灾难性的心理障碍。在这样障碍重重的心绪下是难以写出理想的文字的，便索性停住。
关于文学和小说创作的原始意义的反省和理解便自然开始了。促进这种反省的还有一件关于父亲的往事，这时居然也从记忆的脑底浮上面来。那是1981年的春天，父亲查出了食道异物，托熟人住进医院而又被推辞出来。七十六岁的老人是经不住那一刀的，于是便接受一位中医治癌名家的救治，每周一次，每次提回七包中草药每天熬煎服用。为了每周一次的这种往返的方便，我把父亲接到我当时供职的浦桥文化馆里，出门不远便是公交汽车站牌，较之我的老家进城的距离缩短了大半。父亲对这种病似乎不像儿女们那样忧心忡忡，治病也治病，服药也听从医嘱按时按量服药，却表现得平静而坦然，不见慌乱，也不提出任何要求，每天到浦桥古镇上去散步去逛街，在那些刚刚兴起的个体手工业者的小摊儿前闲聊，一把锄头、一双大门上安装的铁门环的时价，他仍然兴致勃勃。有一天，他对我说，听说你现在写作都有些名气了，我还没看过呢，拿些给我看看。以往，我很少给父亲看我发表的小说特写之类。我就把我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包括得过全国奖和报刊奖的都端给他了。那时候我刚刚编完平生的第一本书，定名为《乡村》，正在陕西人民出版社邢良俊同志的案头审阅着呢，尚无一本属于我的单集拿给父亲。
两天过后，父亲把那些刊发有我的小说的杂志和报纸交给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还是给我找几本古书吧！我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父亲并不喜欢我的小说又不好挫伤我写作的兴趣。我从文化馆图书馆给他借了一套《明史》，他就或坐或躺在床上戴着老花镜读起来，除了吃饭上厕所，就那么读着。我当时就回忆起从小见惯的这种姿势，雨天和冬天的不能下地干活儿的日子，父亲躺在祖居的土炕上，头下枕着一块他自己从清河滩上捡回的方方正正的河卵石，读着书页残断的《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古董。我当时把这种情况作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父亲是一位读过私塾的能写一手毛笔字会打算盘的农民，自然与现代白话文的审美有距离了。我并不太在乎父亲对我小说的冷淡，有奖项和不少的评论支撑着我的自信，继续写着我的小说。现在，我在反省我的写作的时候，父亲的往事也形成一种威压了。
作家为什么要写小说？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最初产生的诱因和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小说是写给谁的？小说无论在中国在东方在西方国家，为什么历久而不衰，凭什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