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的空气，那真是清新极了，有到过美国的人说，比什么什么海滩的空气还要值钱，合五美元一公升。可与会者都知道，张家界的空气再清新也只是清新，只有加上邵先生，这空气才称得上祥瑞，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种最优质的聚会的氛围。
开饭了，饭厅离住处有好长一段路，邵先生下了楼，悠悠然地走着，旁边总跟着七八个人。不是紧紧地簇拥着，就那么疏疏地护卫着，交谈吗？也不交谈；着急么？也不着急。此时此刻，任谁也得承认，在张家界的路上，就得这么走。邵先生的走法，你不能评价，你得品，像喝名茶一样地品。那叫走吗？太俗了，那叫“行”，“行行复行行”的行。若用京剧的角色来比喻，该是比老生快三分，又比小旦慢三分，小旦没有他稳重，老生没有他灵巧。
吃饭的时候，能跟邵先生坐在一起，那才真叫惬意。烧熟了的菜，每种只会是一种做法，邵先生边吃边聊，能给你说出七八种做法。他是皇城根长大的，平日云游四方，什么样的山珍海味、奇里古怪的菜没有吃过？说出来的比厨子炒出的还要香。因此，陪邵先生吃一种菜，等于没花钱就吃过了七八种菜且色香味俱佳，久久难忘。
游山了，最好能跟邵先生一路走。他不让你扶，也不让你执，只是让你多操一分闲心，多添一分飘逸的兴致。走快了，你可以等等他；走累了，你可以陪陪他。他就那么不紧不慢，悠闲地走着，你看看山，再看看这个人，你就会觉得，这山只有配上这人，才有那么股子灵气，才绿得那么可爱，才高得那么值当。
当然了，你没这个耐心，尽可以勇往直前，不管不顾，但是，不管你走得多快，当你自以为得计，自己以为捷足先登，同时又像条狗似的气喘吁吁的时候，一扭头，你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的邵先生像是从云端飘下来似的，慈眉善眼地站在你的面前，脸不涨红，口不气喘。
“邵先生——”你不安了，搓搓手，像是做了件不名誉的事。
“哎，爬山步子得匀，悠着点。”
邵先生笑笑，还教了你点什么。可怎么个匀，怎么个悠，怕你这辈子也学不会。
我这人，老大不小的了，总像古往今来的小人那样，“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一和这样一位好老头儿在一起，就没大没小地想逗个笑儿，撒个野儿。
一次宴饮，邵先生已在首席落了座，旁边是位小姐，我离邵先生远了点，便冲着邵先生说：
“邵先生，跟你说个话！”
他不知是计，离开座位过到我这边，我说，你坐在这里吧，反正你坐在那儿也没用处。
“噢，你们有用处。”邵先生不急不恼，在我旁边落了座。
酒酣耳热间，我那轻薄的老毛病又犯了。一会儿与这个碰杯，一会儿和那个对饮，情知在劫难逃，事先已预备下一玻璃杯冷水捣鬼用。这杯水搁在我面前容易露馅，便远远地放在邵先生和北大的钟先生之间。席上的酒是有名的“酒鬼”酒，又舍不得不喝。这样一来，就存在个调度的问题。外桌上的人来和我碰杯，我得用冷水对付；我自己喝时，又得是货真价实的“酒鬼”。亏得两位老先生调度得法，从未出过差错。更有意思的还是席间的谈笑。我旁边坐着一位小姐，不知哪位笑话我，说我想当个“大众情人”，邵先生接过话茬，顺手就幽了我一默：“他呀，是想当个小众情人！”
在张家界的几天里，最热闹的是最后那天晚上，宴饮过后，兴犹未已，主办者湖南文艺出版社，一时心血来潮，让客人跟他们来场乒乓球比赛。操持此事的小邓，不知怎么想的，让北京大学的钟先生和我当裁判。那种小球，我长这么大从没玩过，顶多拿起来看看又放下，什么比赛规则一概不知。好在钟先生是行家，凡事都听他的，我只站在对面跟上大呼小叫，壮壮钟先生的声威。只是有几次，眼见得主队快输了，硬是以副裁判的资格，叫客队让了两个球。不是存心偏袒，只是为了增加点欢乐的气氛。
比赛结果，客队赢了。客队队员全是教授、博导，比赛时凶猛得很，临到领奖的时候，又扭捏起来，要把奖品让给主队，主队队员全是年轻编辑。这可难为了我们的颁奖人。
颁奖者何人，邵先生是也。
“要是准备上两份奖品就好了。”邵先生是谁家也不得罪的。
两边还在推让着，看得出来，客队的客气快用完了。
“都听邵先生的！邵先生放个屁都是香的！”我喝得多了，出语也就格外地惊人。
“哈，石山这句话最香了。”
邵先生说时，还用手在面前扇了扇。多聪明的老者，轻轻一句话，又把我这个草寇给宰了。
从张家界回来后，一家地方小报的编辑，托我给她介绍几个当今的文章好手，我未加思索，就把邵先生的地址给了她，过后又觉得不妥，便给邵先生去了封信说明原委。不久，接到邵先生的回信，道是——
石山先生：
我在外“云游”，11月中始归，得读10月22日来信。所嘱为山东《××报》写稿，一时恐顾不上，未敢因轻诺遂致寡信也。张家界之游，十分快活，现在记得的都是当时的欢谈笑语，已将传记文学云云忘到脑后了，没出息如此，不可悲乎！
握手并问谢泳好
燕祥11月24日
写稿不写稿，我并不看重。我喜欢的是邵先生这封小札。白纸，巴掌大小，墨笔竖写，秀逸的字体，不多不少，正好八行。这样的短札，编到《明人小品》里，也是佳作。若以我的小人之心度之，他老人家或许以为这次是端起架子来了，殊不知正好上了一个大当。
我给一位年轻朋友看了此信，又讲了我在张家界的种种劣迹，年轻朋友说，人家邵先生是客气，实际上就没把你放在眼里。我说，这话就错了，对自己敬重的人，就不该考虑对方是不是把你放在眼里。若对方把你放在眼里，才去敬重，那不是太势利了吗？在这上头，那些“追星族”堪称表率，不管对方喜欢不喜欢，我就是喜欢他，就是敬重他，这才是真的喜欢，真的敬重。
邵先生就是我心里的一个星，一种久违了的品格和风范。我也老了，快追不动了，可还是要追。
5.燕祥的诗心和文心
何西来
燕祥“此人有用”的话并未让我飘飘然
我与燕祥交往，始于1982年。那时他正做着《诗刊》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他细心、勤奋、开明、敏锐，发现和支持过不少诗坛新秀，编辑部内部关系也协调得不错，刊物颇受欢迎，是发行量最好的时期。
那年仲春，《诗刊》编辑部在屯溪组织了一次抒情诗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同往的有诗人青勃、沙白、周良沛、刘祖慈，流沙河也从四川赶来与会，评论家有谢冕、吴泰昌和我。那次会由燕祥主持，后来从唐晓渡那里知道，邀我与会正是他的主意。我虽然喜欢诗，自己并不写诗，新时期以来，除了在70年代末作为听众参加过体育场的几次大型诗歌朗诵音乐会外，当代诗歌评论很少写，也没有做过诗歌理论方面的专题研究。燕祥邀我与会，据说是因为看过我刊发在《美学论丛》上研究杜甫的文章。《美学论丛》是我们研究所理论室编印的一种不定期学术刊物，印数不多，发行范围很小。我的文章虽然写得很长，却卑之无甚高见，能够被燕祥注意到，实在是缘分。人家告诉我，燕祥看过文章，曾对人说：“此人可用。”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有“觇文辄见其心”的话，我推想，燕祥这样说，很可能因为我的文学观念在某些点上与他的主张有了重合，产生了共振。比如，他一向看重为文的真挚，以真论诗，以真衡文，以真取人，主张人和文的统一。而我的观点，正是把真作为诗人美学思想的核心来看特的，这显然契合了燕祥崇尚本真的基本文学观念，于是“此人可用”，于是我便得以备员参加由他主持的抒情诗研讨，得以从此与他相交，并结识其他诗人和评论家。
其实，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自己并非廊庙之具，亦无经天纬地之才，作文处世，放言无忌，常惹麻烦。燕祥写诗造文，虽然总在国运民生，属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路，却始终远离“要津”。因此，他给我以“有用”的评价无非是觉得此人还能弄弄笔墨，不会干伤天害理的勾当，不是肚子里塞满了草的废物罢了。这大约也是我听了“此人可用”的评价后没有得意忘形，没有欣喜若狂，没有飘飘然的原因。
燕祥的诗才和文才
早在50年代，燕祥就以诗名世。诗思热情明畅，激越而见锋芒。在共和国的早晨，他是那一群很有才华、很有希望的年轻歌者之一。他唱的是晨歌，歌颂建设，歌颂理想，歌颂新生活，洋溢着积极进取、开朗乐观的情绪。然而，正当他引吭高歌时，他被扼住了喉咙。贾桂香事件震撼了他，他为这位年轻姑娘的死而深感不平，写了著名的《贾桂香》，要抓住把贾桂香逼上死路的那只手。他因此而罹祸，而被错划为“****”，并且开始了二十余年的政治贱民的生活。
他像其他政治贱民一样，被剥夺了写诗和发表诗的权利，连正常的做人的权利、正常人的生活也被剥夺了。前些年，他把这段生活用类似于自传的纪实文学写成一本《沉船》。今年春节我去看他，他又送我一本新出的《人生败笔》，收录了几十年间，特别是“****”中他自己的检讨，人家对他的“上纲上线”的揭发与批判，以及他对这些揭发与批判所做的回应（包括说明、解释、澄清、认罪等）。在中国，权力者，权力觊觎者，一向都把自己装扮得一贯正确，因此文过饰非，委过于人的事，所在多有，史不绝书。就是草民，卑贱如阿Q者，也嘴硬得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罪错。喜欢抬出祖上的光荣来为自己贴金；要“大团圆”了，还不忘记喊一声“二十年后……”以博得看客的叫好。古往今来，真正敢于承认自己走过麦城，有过败笔而又无所保留，无所忌讳的人，是大智大勇者，属于鲁迅所说的脊梁一类。
现在是世纪之交，中国的知识界正在反思，反思我们民族的世纪行程。来路上充满了血与火的悲壮，有辉煌的业绩，有鲜花和焰火装点的胜利，也有屈辱，也有弯道，也有败笔。反思需要清明的批判理性，这才既不会沉溺于往日的胜利与辉煌，又不至于因为败笔而变得气馁与颓唐。知识界的反思，回望的是过去，指归却在未来，在已经隐隐听到叩门声的新的一百年和纪元的第三个一千年。燕祥的《沉船》和《人生败笔》，证明他是这股反思潮流中的健者，反映了这一潮流的中坚取向。虽然他是从解剖自己而走向历史的，但一己运命的休咎与升沉，对他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这沉船和败笔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燕祥无疑是一位禀赋极高的知识者，然而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资质与可能，真正磨炼了他的诗才和文才的，却是与沉船和败笔纠缠在一起的那些经历。这很像钢的淬火和酒的酿造。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燕祥的诗才和文才，是在沉船和败笔的痛苦体验中得到升华的。
燕祥少年成名，用他的诗行编拢的花簇，装点了50年代的诗坛，他单纯、年轻的诗情和诗心，很让那一代年轻人激动不已。但他的诗歌真正走向成熟，却是在二十余年的“****”生活之后，涅槃之后，炼狱之后。虽然说“亦知身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未免太残酷了点，但劳筋苦志，蚌病成珠，谁的好文章不是用苦难换来的呢？
燕祥接续50年代才名的诗作，多少敛起了英雄清纯之气，现出苍老、沉着的内蕴来。但因为理性在反复的磨砺之后，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反而更显得锋芒逼人与冷峻。这在他的许多经过精心结撰的抒情长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不少小诗也如此。燕祥很少写情诗，《贝尔格莱德别情》是为数不多的情诗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写于80年代访南斯拉夫归来。他那次访问，是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一位女秘书波芭接待的。送别那天，波芭说，她这一辈子没收到过一首情诗。这是不是一种委婉的暗示呢？反正燕祥回国后便写了这首《贝尔格莱德别情》，请人翻译了寄给她。“我是一片叶/偶然一阵风/把我吹到你的面前”，“也许此后再无缘重逢，却相问相约/什么时候再见”，写得柔情缱绻，悱恻缠绵。然而，这是中年以后的情诗，已颇有些沧桑之感了，用“古堡斜阳，偶然一杯酒/为告别，也为了刚刚相见”这样的意象开端，绝对是历尽白云苍狗的世情变幻后才会有的感受。当燕祥写到“世上有多少偶然，又不都是偶然/我不信命运，却相信有机缘”时，人们是不难窥见其中苍劲的理性体悟的。
他的诗终于写到了《五十弦》系列，诗境沉郁蕴藉。这组诗的酝酿与写作，差不多与《沉船》的编撰、《人生败笔》的编排在同一时期，把他坎坷的人生作诗意的浓缩与升华。“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五十弦》其实也是他作为诗人对世纪反思的一种参与。
80年代中，燕祥的杂文、随笔类文字渐渐多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显露出犀利的文才，引起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关注。他开始不仅以诗名世，更以杂文名世了。
鲁迅精神
我是后来才知道，燕祥的创作生涯并不是以诗起步，而是在十四岁时以杂文起步的。他读中学时，就受老师的影响，读过许多鲁迅的书。尽管未必能全部领会鲁迅作品的深邃思想，但他的确景仰鲁迅，崇拜这位思想和文化的巨人，读得很投入，很沉迷。鲁迅的艺术风格和人格魅力熏陶了他，培育了他，引导了他此后的人生。他的处女作之所以是杂文，而不是诗，大约可以从这里得出某种解释，窥见一点消息。其实，何止一篇处女作，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燕祥有了那么多作品，那么曲折的人生，观其文而察其人，我们完全可以说，鲁迅作诗、作文、做人的影响，对于燕祥，是终生的，铭心刻骨的。
不过，杂文处女作的发表并没有接着把他引向持续的杂文创作，他选择了做诗人。这也许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少年和青年时代对于人的个体生命来说，正是一个充满梦幻和诗性的年龄段，不仅睁开诗的眼睛看取世界，而且从外部世界获取的信息，也多被诗情晕染着。因此，敏于感受、忧乐过人的燕祥，把他的精力投入写诗，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二是杂文需要丰厚的营养和知识累积，还需要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这些，对于少年燕祥来说，都不具备，尽管他好学覃思，是同龄人中的早熟者。三是外部条件不利于杂文的发展与繁荣，哪怕是50年代前期，也被认为早已不是杂文的时代。不是因为没有了杂文可以针对的弊端和阴暗，而是因为这种文体在主事人心目中变得不合时宜。邵燕祥写诗，尚且未能逃过1957年的劫难，何况写杂文。
重出以后，燕祥主要还是写诗。他是80年代初期享有盛誉的桂冠诗人之一，但也开始写杂文了，到了1983年和1984年，则写得相当多了。当时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常可以看到他文风老辣犀利、切中时弊而又痛快淋漓的杂文。他多用真名，有时也用杜妹芬、谢家胥一类需要经过诠释才能了解含义的笔名。这是他杂文创作的最初喷发期。他的许多影响颇大的杂文名篇，就出在这一时期，如《元宵话起哄》、《娘打儿子论》、《有感于培根的杰出和卑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