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文坛点将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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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邵燕祥(3)

他把这一时期的杂文收为一集,取名《蜜和刺》,集稿后,我曾先睹为快,并且写了一篇评论。他原说好请夏衍老写一篇序,后来夏衍老因为身体不好,精力不济,没有写成,付梓时便用我的这篇评论权充代序。在这篇文字中,我发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可贵而又久违的胆略和器识。这胆略和器识,虽经历次左的政治运动和摧残,仍然活着,不曾泯灭,我感到非常振奋。

《蜜和刺》问世后,有一次碰到燕祥,他忽然说,“我的本行是写诗,不能老写杂文,还是该打住,回头去专心写诗。”我说,“你的诗常见耀眼的理性,这种理性有时作为哲理,给读者以启示。转化得好,则使诗意深永,耐人寻味;但也多有未经很好审美转化的,则反而使诗意过于直露,破坏诗美。不过这种理性,在你的杂文中,则成为‘眼’之所在,警策之所生,美之所在。”我建议他,得到的材料,引发的感兴,适合作诗则作诗,适合作文则作文,不必在吟诗和作文上给自己画框框,自缚手脚。

实际上,那一时期,他之于杂文,可谓感兴云集,文思泉涌。自己说是,“心里常有六七十个题目要写,”平均一天有一千五百言的产量,大抵可以日成一篇,有时一日两篇。这就是说,他想刹车去专心写诗,也不可能了。他就是这样,逐渐完成了从诗人到杂文家的角色转换。

80年代末,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在文化部教育楼举行了“邵燕祥杂文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作协出面,为当代杂文家个人举行的第一个研讨会。蓝翎在发言中说:“50年代中国杂文的代表是徐懋庸,60年代的代表是邓拓,80年代的代表则是邵燕祥。”不仅80年代,就是到了90年代,燕祥仍然是中国当代杂文的主要代表人物。

80年代末,我在研究了燕祥此前的全部杂文创作后写了一篇叫作《文格和人格》的拙文,刊发在当年的《文学评论》上。那篇文章曾遭左爷攻击,并加整肃,争议颇大。但那是我经过研究以后得出的学术结论。在没有得出足以推翻那些结论的材料和证据之前,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当时如此,现在也如此。

燕祥疾恶如仇,敢于抽刀向强者,放于大胆进击,不是左右偏侧的小草。他看来文弱温雅,骨头却是最硬的。他的杂文,是现代中国知识者的良心,是社会的良知。如今他杂文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诗作。可以说,他作为杂文家的成就,超过了他作为诗人的成就,尽管他杂文中也不乏诗情和诗笔。

我以为在燕祥的杂文创作中,最珍贵的是他的人格,他作为知识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他从鲁迅那里自觉继承下来的,从血气方刚的少年时代,到白发丹心的晚年,未少懈怠,未少减弱。

6.鸿鹄安知燕雀之志——说说邵燕祥

雷霆

邵燕祥,浙江萧山人,1933年生于北京,十三四岁开始发表诗歌等文学作品,并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一度因被反动派追捕而流亡到山东,上大学比一般人早,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龄也较小。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可能在工业组。50年代发表了大量为人所熟知的诗歌。二十多岁便官至处级,可谓少年得志。1957年因出国访问,未赶上“鸣放”;但赶上了“反右”运动,戴上“****”分子的帽子,降级,开除党籍,留机关劳动。1979年“改正”,调诗刊社工作,并恢复文学创作,发表大量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后离诗刊社从事专职文学创作,并连任两届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至今。

上面写的这一段,不是正式文件,只是我个人的印象,如作为档案和资料,都有待考证。其实有时个人印象比档案资料更加准确可靠。在我印象里,燕祥是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优秀诗人、优秀作家,是个难得的称职的编辑家,是个一点儿也不像官的文化官员,是个从不改变革命初衷的共产党员——那种真正让老百姓尊敬的共产党员。我这样说,好像有些落入俗套了,然而这又是实实在在的,对他生活履历的印象与日常生活中对他的印象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再进一步概括的话,应该说燕祥是个典型的书生,有中国特色的书生。他所出身的家庭算不算书香门第,我拿不准,但至少是个有文化的家庭,他本人自幼好学、饱读诗书,则是没有疑问的。读书和写作,应该说是他一生中一直坚持着的两件事了。他身高不满一米七,面皮白净,说话总是慢声细语,却又透着一股硬气。他所交往的人,主要也是文人,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误伤了的文人。

他比我只大四岁,但他成名早,从50年代开始我就读他的诗,如《到远方去》、《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输电线》、《中国的公路呼唤着汽车》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首长诗:《我们热爱我们的土地》。这首诗的标题,也是诗中的点睛之句,多次出现。开始读到时,觉得两个“我们”读起来有点拗口,多读几遍之后,就不再拗口,反而非常顺口了。当时我正在青岛上大学,业余参加青岛市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诗歌朗诵活动,这首长诗是个保留节目,由四方机车车辆厂的一位男演员和一位女演员合诵,诗好,朗诵得也好,每次朗诵这首诗时,我都从头听到尾,而且每次都很激动。后来听说作者被打成“****”分子,但对这首诗的良好印象从未磨灭。

1978年燕祥调到诗刊社工作,开始任编辑部主任,后来任副主编。我和他就成了同事,直到他离职去搞专业创作,前后有六七年光景。他刚到诗刊社时,我们有过一次谈话,谈到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诗人孙静轩。我在济南上中学时,孙静轩是《山东青年报》的记者,后来他在北京的中央文讲所进修了三年,到四川定居,1957年我们在青岛又有一段难忘的交往,不久他被打成“****”分子,遂销声匿迹。“****”期间我去四川找他,但失之交臂。直到1978年我才到四川新津找到他。多年不见,仍情同手足。静轩和燕祥都是50年代成名的诗人,在北京也有过交往,又都命运多舛。60年代广播文工团到重庆演出,燕祥作为勤杂工随团前往,静轩闻讯到剧场后台与燕祥见了一面。静轩跟我谈到这次会见时,他非常激动,而且眼圈都红了。而我与燕祥谈及此事,燕祥却比较平静,而且说了一句“君子之交淡如水”。与燕祥相处久了,我感到他是个很重朋友重友情的人,但他比较内向,很少表露出来。

在编辑部共事期间,我看到燕祥业务精熟,工作兢兢业业,里里外外都盯得住,是个真行家,上上下下都满意,与共事者相处十分融洽。他个人的诗歌创作也恢复了,比青年时代更加老辣成熟。经过二十年的磨难。这一阶段应当是他最舒心的时期了。

作为诗友,我们也得以常在一起推敲诗艺。我曾将打倒“******”前后的一些短诗整理出来向诗刊投稿,得到他的赞许。他对其中一首《十年》提出修改意见,我原诗为六行,他建议把后两行删掉。我认为他提得很准,正击中了我写诗常犯的毛病,狗尾蛇足。云南的于坚也对我另一首诗提过相同的建议。他们的意见准确、中肯,我对他也是无话不说。有一次我说他有的诗太理念化,大注重思辨。他承认,但又说,“聊备一格吧。”事后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诗歌、文学,本来就应该是多种风格的,应当因人而异。平时自己也讲“百花齐放”,但遇到具体作品,难免容易偏爱。再说燕祥那些作品,也是有分量有特色的,非他这种有头脑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他若不这样写,恐怕难以表达他的情绪,不吐不快。后来,他写了许多杂文,更是痛快淋漓。同时他的诗,如《五十弦》等也更偏重抒情了。我想这个演变过程是相当自然的。

说到燕祥的杂文,令人拍案叫绝。有人说他的文章比诗好,这也许有失公允,但也说明读者是非常爱读他的杂文了。凡能看得到的,我总是不放过,要仔细品味一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篇驳斥“娘打儿子论”的文章。所谓“娘打儿子论”。就是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伤的同志,不应当计较,而应当想,这是娘打儿子,是为你好,怎么能和娘计较呢?这种论调在新时期中非常流行,这种有悖于共产党理论的论调已经合法化了,打人的说,被打的说,在正式会议上说,在公开文章里也说,大家似乎也就见怪不怪了。即使觉得不妥,也常常会说这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一言以蔽之了。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其实是有人爱听,有人听了心里舒服,哪还顾得上原则不原则。燕祥却要较真儿,硬是一层层地剥,最后露出个赤裸裸的丑态来。还要问上一句“在共产党组织内,每个党员都是平等的,谁是娘,谁是儿子?”一语中的,一针见血,让我不能不佩服燕祥纯洁的党性和坚定的原则性。前面我说燕祥是个让人尊敬的共产党员,确实不是给他戴高帽,也不是落俗套的吹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