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是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写作，海外学者比国内学者更深刻吗？更高明吗？这就像问，海外作家，是否比国内作家优秀？对第二个问题，国内文坛，会齐刷刷举牌“反对”，而且反对理由十足，大多数情况下，反对得有理。如果哪个刊物举行讨论，会被认为智弱。
那么前一个问题，怎么会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了呢？
实际上海外学者，与海外作家一样，面临一个“对象困境”。
海外作家在用西语写作时，哪怕写的是中国题目（他们大部分人写的是中国题材），不得不考虑到西方读者，要让他们读得懂，要让他们觉得有趣，读得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学翻译成西文，常让西方读者看不出好处。我们经常听到抱怨，说是译者英文不够好。不对，译本无论如何修饰，读者依然弄不懂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些作品本来是为中国读者写的，中国读者不需要作者解释1949年发生了什么，1966年发生了什么，或者“南人北相”这样简明的描写。西方读者读到，就瞪眼了。
实际上，所有的中国“严肃文学”，译成西方语言，主要也是攻读中国文学的学生在读。任何作品，都是如此。能让公众看到文学之妙，溢出中国研究小圈子的小说译本，是例外中的例外。
海外学者面临的问题，看起来没有作家那么严重，毕竟他们的西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的读者，都是学界中人，或是研究中国的学生，知识结构相差不是很大。哪怕讨论金庸、琼瑶或三毛，这些作家在中国文化社区中顶级大名，在西方很少有人知道。本来无从讨论起，可是学术著作不妨密密加注，西文论文只要多注几条，谁都能读懂。反正对中国不感兴趣者，本来就不会读批评论文，不存在读起来头疼之类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一般的学术门类，我们谈的是对文学艺术的批评。大多数文艺批评，都是对作品的文化批评。而文化批评，因批评的对象文化不同而立场各异，不可能有在任何语境下都能成立的立场。一套“政治正确”，反而加深了“阶级，种族，性别”三大界限切成的八个基本学术立场。其实细分下来，立场远远不止八个。东方女性主义者，不愿意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的许多基本看法，就是近年热闹的一证。
没有任何理论，可以不依赖批评的对象，批评的语境，独自成立。以为一种理论可以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正是近年文化批评最反对的普适论。
那么，海外学者写的文化批评，如何在西方文化背景上有的放矢，在中国文化背景上一样有的放矢？与海外作家一样，他们也有个基本的对象问题：作家不得不照顾不同目标读者，批评家不得不面对不同文化体制。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解决这个最关键问题，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我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我不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每个人对此可以各有各的想法。
我用英文写作时，读者对象是西方学界与学生，我只是让他们了解，在中国文化背景上，我如何采取我的批评立场。
因此，与国内学者相比，我们没有任何优势。相反，我认为海外学者只有劣势：毕竟不亲历对象文化，直接体验就太少。从书本到书本，从材料到材料，做的学问不免有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