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到西方留学，论文是否应当、可以、宜于写中国题目？
很奇怪，至今没有人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虽然我每次在中国人中提起这事，无论海内外，留学不留学，总引来激烈争论。可见这是一个大题目，直接关系到每个留学生，甚至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
更奇怪的是，我发现这是个老题目：自从中国有留学生来西方，并且要写博士论文起，就是一个旧话题，新心病。凡是学科带“地域性”就不得不苦思这件事，我这里指的多半是“文科”留学生，但是使用“国际语言”的学科，如电影学院导演系，音乐学院作曲系，甚至某些理工科的学生，地质，水文，也不得不面对这问题。
我第一次发现这是个历有年矣的老问题，是读到鲁迅的话：“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
此话笔锋扫荡所谓欧美派洋博士：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学生，似乎尚未写博士论文。鲁迅在日本自修文学，我们无法悬测他写博士论文，必定不写中国而写日本。
但是鲁迅此议，影响很大。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留德十年》中说，早年读到鲁迅这段言论：“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时，我已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这是“大誓”，毫不打折扣的，“决不步这种博士的后尘”，而且留学选课都“无论主系副系决不同中国学沾边”。
从他的语气上看，“前尘”是相当具体的人。季先生笔下留情，没有点名。金岳霖先生的回忆录，就很坦率了：“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写中国题目是从胡适开的头”，然后他写到答辩委员会中的汉学家考官，如何用一个《诗经》僻典难倒了胡适，意思是胡适自取其辱。
看来胡适19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逻辑思想的演变》，真让他丢了面子，生前死后都被中国学界瞧不起。而且胡适没有当年拿到博士学位，十年后他已经成为中国学界领袖，访美时才补拿了学位。
最近又读到《马寅初传》，谓马寅初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以《纽约市财政》论文获博士学位。传记作者加了一大段，说是“当时在美国学文法、经济的学生，有一个获取学位的‘窍门’，就是论文最好选写有关中国的题目……马寅初鄙视这种做法”。
实际情况是：20世纪初，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没有写博士论文。留洋归来，就已镀金；读完本科，肯定成才，国内等着大用了。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施肇基1901年在康奈尔文学院取得学士，准备归国服务。但是教授特别勉励，说中国学生都取得学士就结束学业，施肇基才大，停下可惜。这才多留一年，读毕硕士。在马寅初之前，中国留学生写博士论文本来就不多。所以马寅初恐怕根本没有想到一反“俗流”。
当时大部分人认为写博士论文浪费时间，学位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多听一些课。有的人留学，志向完全不在学位。例如侯外庐，留学法国的目的就是翻译《资本论》边学边译；陈寅恪留学十年，也没有写博士论文。留学归国成为名教授的，如文科的梅光迪、陈衡哲、吴宓、闻一多，理科的梅贻琦、任鸿隽都没有拿博士学位。
少部分决心写博士论文取学位，写中国题目，也不是胡适“开风气”。在胡适之前，顾维钧1912年在哥大政治系的博士论文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与胡适差不多同时，1918年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国之地质学》写的是中国文献中“沧海桑田”种种类地质学的提法，现在称跨学科研究（李四光后来参与新月社，好与文人为伍，原来自有文学根底）；1920年李济在哈佛的论文是《中国人的基础：人类学探索》。马寅初传记作者，说写中国题目都是走捷径，未免扫荡得太痛快。
再进一步说，写非中国题目者，大多写的也并非马寅初那样的西方人“家里事”。季羡林先生的论文《〈大事〉偈颂中动词的变位》写的是梵文语法。赵元任（《连续：一个方法论问题》），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写的是理论题目。真正写欧美题目者，我能记起来的，没有几个人。
此问题值得好好讲究一番：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高等人才培养群体。陆台港三处合起来每年在美留学生有几十万人，远远超出美国的近邻拉丁美洲，其中多少学的科目有地域性不得而知。假定是四分之一，那么每年有上万人在为此伤脑筋——哪怕尚未开始写论文。
须知，对现在的中国留学生，这个问题更为紧迫，更为实际。学生人数增加了，也就平民化了，很少人家里有20世纪初中国“破落地主”的经济能力，能供养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在东京自习五年而不考虑学位；中国的高等教育渐渐“与世界接轨”，也不再可能聘任连学士学位都没有的朱湘，更没法让他担任系主任。博士论文写什么？自入学始，甚至从入学前，就得考虑。
国内不少学生，尤其是才情高的文科学生，或者一时能任性而为，留学生享受不到；国内研究生选论文题目时当然也须谨慎，但是自由度比留学生大得多。留学生一旦开始考虑论文题目，就必须弄清两个问题：可行性，是否能在有限时间内用西文写完一本书；可用性，对前程是否有所助益。一瞄准“前程”，公式就很简单：
如果你决心留在西方，就不能选西方课题
如果你决心回国，才有资格考虑选西方课题
决心何时下？看来是越早越好。但是如果在国内读书时期就作此打算，瞄准前程，做法必须恰恰相反：
如果你决心留在西方，应当主攻西语
如果你决心回国工作，不妨攻读中文
同样考虑，做法正好相反。其实容易理解，准备期如果不花力气攻西语（到西方再攻语言关，晚了一些）到西方如何写中国题目？所以这条路要走通亦属不易，钱锺书《围城》与许地山《三博士》中嘲笑的假博士，把诳骗洋人与国人说得太容易了一些，或许那时中西学界人士都那么天真，现在大家学得精多了。但是许、钱二人都只拿了硕士，我们也不便悬测他们如果做博士论文，会写什么题目。不过我们知道许地山应邀在世界哲学大会上演讲，题目是“中国道家哲学”，很受欢迎。
说写西方题目，就难以留在西方，难以在西方大学任教。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才高者不必套用上述公式。但哪怕才高者能给英美大学生教莎士比亚，要指导西方研究生写莎士比亚论文，或在西方莎学学刊上发表高文典章，写出专著（这些都是取得“长俸”的条件），非绝顶天才，不敢想耳 。
当然也不是没有，中国人聪明，出过几个这样的人才。例如50年代留学生中有卢飞白（经之）先生，据说以艾略特为论文题，留在西方任教，不幸短寿，不然前程远大。我写此文，也是向学界征求消息：我们现在有没有如此天才，而且天假以年足以完成巨著者？
回过来说：博士论文，写中国课题，对个人前途，诚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对国家前途，人类前途，是否也有贡献呢？应当说，有贡献，而且比选写西方课题者贡献还要大。何以见得？西方研究生写西方课题，博士论文，几百年积累，什么小题目都被钻透了。这是他们文化建设的一大资源，中国人何必花几年心血去在别人锦缎上添一朵别人不一定瞧得上的花？而中国课题，尚有多少重大的空白，为什么不做呢？
为了避免这些“道理”无休止纠缠我们的面子、良心、盘算，留学生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选择“比较性”课题，目的也很清楚：保留选择权。若回国，可教西方部分；若留西，可教东方部分。我们知道的大部分朋友，回国的，留下的，都取比较路线。
哪怕我们不顾鲁迅的讥嘲，我们也得自问：既然做中国文科题目，何必到西方用西文做？一般的说法是：西方的方法，学术规范，用来研究中国题目，能开辟一个新境界。观察中国文科一个世纪以来的变化，尤其近十多年来的巨变，此说当然有道理。例如刘半农，博士论文写《国语四声之测试》，工具、理论、方法，全来自国外，为中国现代实验语音学的肇端。
但是，我认为，在西方用西语写中国题目，这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围城》中受嘲弄的苏小姐，在里昂大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按小说中年代推算，应当是30年代初。我认为，如果此博士论文写得不错，应当说有胆有识，是个相当大的贡献。须知中国新诗的第一个英文选译本，到1936年才出现，整体的研究更晚。
自然，自觉的历史并非历史的自觉。把个人考虑撇开不谈，从中国学术的利益而言，中国留学生写中国题目，写西方题目，都会很有用：中国需要把西方研究透彻的人才；对西方学术利益而言，中国留学生写中国题目，自然比写西方题目有意思：由于近二三十年大量中国留学生倾注精力，西方的中国研究生机勃勃，进步巨大。西方中国研究的进步，是西方学界之福，也是中国学界之福。这些博士，不管居留何处，学术成果都会回流中国。中国学者任职西方，可能是人才流失，但是也可以看作中国学界疆域拓宽，正如中国人用西语写小说，能说给中国文学带来损失？
马寅初博士论文写纽约财政，胡适写中国哲学发展，究竟谁对中国学术贡献大？两人回国，都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重镇，所以难说。但是我们假定马寅初与胡适都留在西方任教，谁对中国的贡献会大一些？可能是胡适——胡适会把西方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推进一大步，而西方财政似乎并不少一个马寅初。
我个人认为，写论文是人生一出大戏，是年少气盛时最上规上矩的一次考验，写出的论文（往往是学术生涯第一本书），要对学术事业有用才好。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留学生实实在在地写个中国题目，于己于国于人类，都是好事。虽然有鲁迅、金岳霖、许地山、钱锺书、季羡林等大师反对，也并不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