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所谓“汉学家”或“东方学家”中，对英语文学影响最大的莫过韦利(Arthur Waley)。一代宗师庞德(Ezra Pound)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不是韦利所能比肩，但是庞德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是艺术家的天马行空，不能当作学问来评价。而韦利除了大量翻译外，他的《“九歌”与中国古代萨满教》（1955），《袁枚传》（1956），《“游仙窟”中的唐代口语》（1966），都是经得起中国学者挑剔的汉学著作。
不过，韦利对英美文学界的影响，来自他流畅而劲敛的中日文学翻译。庞德的译诗，气魄大，却只能当创作来读；韦利的译文，既是现代式的自由诗，却又是能成为译诗标尺的名作。不少英美诗人对我说过，他们对中国诗的理解，来自从小读韦利的翻译。例如美国当代女诗人，普利策奖得主凯瑟（Carolyn Kizer)，韦利诗的印象如此之深，她成名的诗组，副标题常是“应和韦利”。韦利下了功夫介绍白居易（《白居易生平与时代》1949），使得白居易在现代英语诗歌读者中，崇拜者超过李白、杜甫。由于读韦利的白居易传记，美国当代诗人如王红公（Kenneth Rexroth)等，转而追慕元白诗境界。
韦利之前，英美译者的翻译均用西方格律诗。韦利应和庞德，开始用自由诗译中国诗，使得许多不懂中文的读者，惊叹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性”。的确，只有自由诗得中国诗原文神韵。诚然，英语诗在历史上受过意大利诗歌、法国诗歌影响，而其影响既在内容上，也在形式上：译文仿照原文的格律，输入新的形式。但是，从庞德和韦利开始，英语翻译中国古典诗歌，采用自由诗。
其中原因其实容易弄明白：首先，中国诗的格律，与西方诗相去太远，怎么花力气，也无法“仿照”。第二，中国诗从唐代起，就只用100多个韵部（即在宋金后称为“平水韵”的分韵法），而英语有1500多韵部。中文押韵比英文容易得多。选用韵词实在不难，因此流畅自然。一旦译成英语格律诗，全成了“险韵”，译文难逃精雕细琢，华丽而做作，与大部分中国诗的意境正相反。
是否韦利的自由诗译文，把“现代性”强加给中国古典诗？并非如此。中国诗学，的确具有西方现代诗才能取得的品质。这个问题，无法在此短文中详说。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拙作《诗神远游》。
抓住了中国诗的“现代性”，使韦利和庞德的翻译，不是“定译”，也是后人仰视的名译。然而韦利与庞德完全不同。庞德是诗人而兼翻译，译文大气磅礴，不拘泥细节；韦利是在秀逸的译文中，内敛诗人气质。庞德骄傲，唯我独尊；韦利却是个书呆子，文静而专心。
韦利1913年从剑桥毕业，正值大英博物馆需要招一个助手，整理中日绘画。韦利得到这份工作，却不懂任何东方语言，不得不自学中文日文。应当是中国画与其题诗，使他明白了中国诗冲淡悠远的神韵。三年后，1916年，他完成第一本译诗《中国诗一百首》，没有出版商肯接受。韦利的同窗好友，著名美学家弗赖（Roger Fry)愿意资助。自费印了100本，韦利寄给当时文学界权威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y)，受到斯特拉奇一顿嘲笑；韦利寄给庞德一本，结果庞德与这位无名小职员成为好友，还拉上另一位无名小诗人艾略特，三人每星期在伦敦索和区喝一次咖啡。
1918年，韦利的《中国诗170首》出版，使他首度成名。这部译诗集，与庞德的《神州集》(Cathay)一样，已经成为20世纪英国诗歌史的一部分。
此时成为英国知识界领袖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其核心人物范奈莎与弗吉尼亚姐妹，住在戈登广场，是韦利的邻居。因为离大英博物馆不远，韦利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因此看到这个沙龙的人物，熙熙攘攘进出。其中好几个核心人物，是他在剑桥国王学院的先后同学。他被邀请参加布鲁姆斯伯里的聚会，大半原因也是当时中国诗是个时髦题目。但是韦利却是一个拘谨的人，与布鲁姆斯伯里那些意气飞扬的才子才女谈不到一起。那对姐妹花很快就不再邀请韦利。
现在研究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文学史家，往往把韦利算在里面，可能是想显示这批知识精英的眼界开阔。其实韦利生前一再否认此事。韦利感到津津有味的谈题，是《世说新语》中的某种茶，或是敦煌手卷某歌谣提到的农具，在英国沙龙里，这些当然不是很知趣的话题。
其实，韦利的生性，连作教师都不适合。他是东方学院的“名誉讲席”（Honorary Lecturer)，只给研究生和教师开讲习班。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导师白之先生，就参加过韦利的讲习班。这么一说，鄙人也可以算作韦利的隔代弟子。但是这些讲习班经常冷场，因为参加者不知道提什么问题，才不至于浪费大学者的时间，而大学者也不知道学生想了解什么。的确韦利只适合与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终生相守——他实际上是个书斋学者。
韦利对英语文学的影响，可以从他的一个小逸事看出来。韦利说：“我有时读到评论，说是我的翻译对英语诗影响很大，我没有见到过具体例子，说不上。但是诗人兼批评家项克斯(Edward Shanks)似乎很有看法。某次聚会，有人给我们俩介绍。他却转过身去说，‘此人给英语带来的损害，超出其他任何人！’这句话太出乎我意料，我口呆目瞪。等我恢复自持，项克斯已经不见了。所以我没能请他给我解释一下。我想，他指的是我的翻译鼓励了年轻诗人抛开传统的音步格律。”
笔者查了一下项克斯其人，比韦利还要吃惊：这位先生竟然也是热衷于中国题材的诗人，1919年他出版诗剧《中国王后》，用的是莎士比亚的素体诗格律，剧情是根据《赵氏孤儿》改写。同样的中国诗热爱者，所看到的，所爱的，可以完全不同。实际上，看不上韦利译文的斯特拉奇，却很欣赏项克斯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格律体翻译的中文诗。
韦利其实是个书蛀虫式的语言天才，他除了欧洲主要语言外，还会中文、日文、蒙文、梵文、虾夷文。但是他学活语，方法同死语一样。韦利终生无法说中日文，如果来访的中日学者不能说英文，他们就用笔交谈。因此，说一口漂亮英语的中国学生徐志摩，就成为韦利的好朋友，给韦利解决过不少难题。徐志摩不幸去世时，韦利悼文的标题竟是“欠中国的一笔债”。
因为不需要与现实的东方民族打交道，韦利一生从无访问中国日本的愿望，甚至没有跟其他汉学家一样，有个中国名字。“韦利”是我的翻译，先前有人译成“魏雷”。二次大战时，韦利被英国邮检处征召服务，他只能临时抱佛脚，写信给一个日本学者朋友，说要跟贵国开战了，拜托寄几本当今日本小说。
韦利去世于1966年，享年77，著作等身。临终神志不清时，他毕生研究的东方语从脑海深处浮出来，代替了英语。照料他的妻子说，“我去沏茶，你也来一杯？”（You too？)韦利说：“别说，别说这话。”妻子莫名其妙。
正好他的学生霍克斯（David Hawkes，即后来译《石头记》闻名于世的学者)来探视，闻之愕然：韦利肯定把you too听成了“幽途”。所谓“幽途渺渺，谁与招魂？”
韦利的妻子还说到，在半昏迷中，他常说一个词，声音听起来像“sala”。妻子问他是否指西人的“生死界”（Limbo)。韦利点头。此事让笔者费劲猜想：韦利懂的语文很多，这是什么语言？可能是日文“空”，sora，天空之意。韦利感到自己的灵魂在空中飞翔。我觉得，另一个可能，韦利说的是梵文samsara，轮回，临终呓语不清，他妻子听错了。韦利在50年代初，研究《三藏》佛典；60年代一直准备写一部研究南禅宗的书，惜天不假年，书未成。
不管是飞翔天空，还是进入轮回，都是没有痛苦悔恨的辞世：一个学者，一生念兹在兹研究东方文学，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东方学的小圈子。这样的一生，也是可以知足的了。他的魂魄没有迷路在幽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