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影响是个脾气怪僻的命运之神：对中国诗在西方影响贡献最大的人物，往往不懂中文。庞德是个显例，但另一个例子也很有趣，那是《玉书》(Le Livre de Jade)的法译者柔迪特·戈蒂叶。
19世纪下半期中国诗译入西文，法国翻译家的贡献比较突出：如1862年德理文(dHervey SaintDenys)的《唐代诗歌》(Poesie de IEpoque des Thang)、1886年恩鲍尔·西阿尔的《14至19世纪中国诗选萃》(La Poesie chinoise du XIVe au XIXe Siecle extraits des poetes chinois)。但是1867年柔迪特·戈蒂叶(Judith Gautier)译的《玉书》产生的影响特别大。
柔迪特·戈蒂叶是法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发起者泰奥菲尔·戈蒂叶(Theophile Gautier)的女儿，著名印象主义诗人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的妻子。泰奥菲尔·戈蒂叶写过一些很美的仿中国诗，可能就促使女儿对中国产生兴趣，她是龚古尔文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女院士。鄂狄叶是她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1867年出版的《玉书》实际上是柔迪特·戈蒂叶在一个泰国人(据说是她的情人)帮助下译成的，她本人不懂中文。初版时她用的是化名柔迪特·沃尔特(Judith Walter)，但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再版时她就署了真名。第二版得到当时中国驻欧钦差大臣裕庚，就是后来用英文写清宫小说著名的“德龄公主”之父，可能还有使馆其他人的帮助，后来流行的实际上是这个增订本。该版卷前有裕庚致鄂狄叶的题诗，也有俞第德赠安南废王的题词，看来两个都是她的中文名字。此版中塞有一些裕庚子女不高明的诗作的法译文。
《玉书》译句相当长，无韵，实际上是惠特曼式的长句自由诗。这个形式上的处理对后世影响相当大。在戈蒂叶之前有汉学家用散文意译中国诗，但没有人用过自由诗形式。
1873年Ｇ·波姆(GBohm)将《玉书》译成德文：1907年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将《玉书》与德理文的唐诗译文参照译出新的德译本《中国笛》(China Flute)。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合唱交响曲《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s Erde)就是选取其中李白、孟浩然、王维的八首诗作为歌词写成的。
《大地之歌》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那样的合唱交响曲。而且在马勒交响乐作品系列中也是第九部，《第九交响乐》是贝多芬去世前最后的一部作品，马勒认为这数字不祥，故另名之。所以《大地之歌》中的中国诗合唱，是用来对应贝多芬著名的《欢乐颂》的。
马勒共写了六首歌曲，分别为：
一、男高音独唱：《大地哀愁饮酒歌》，原文已无法追寻，可能是李白《将进酒》《短歌行》等饮酒歌的合璧；
二、女低音独唱：《秋月孤者》，钱起，原诗不详；
三、男高音独唱：《青春》，李白，原诗不详；
四、女低音独唱：《采莲谣》，李白(若耶溪傍采莲女……)；
五、男高音独唱：《春日饮酒》，李白，即《春日醉起言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六、女低音独唱：《期待与告别》，是孟浩然《宿来公山房期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和王维《送别》(下马饮君酒……)二首相接而成。
马勒曲成于1908年，当时他已病重，在死亡的阴影下完成此曲。1911年马勒逝世后才在欧洲各国公演，成为现代音乐史上的最重要作品之一。
全曲的基调是感叹人生无常，欢娱苦短；夕阳西下，秋色惨淡。其中反复咏唱的叠句“生昏昏，死幽幽”(Dunkel ist der Leben， ist der Tod)，竟无出处可找，这是因为马勒按作曲方便，改了不少文字。但中国诗意境的基调，他是抓准了的。中国文人的饮酒之乐，总是借酒浇愁，感叹人生之短，却常怀千岁忧，与西方的饮酒歌基调相反。
美国诗人弗赖契1914年听此曲在伦敦公演，他说：
当我听到这些歌曲，我感到我正在写的诗与这些中国古代诗人早就写出的诗多么相似。我的现代式的孤独感、漂泊感、失望感，穿过许多世纪的时间，数千英里的空间，与他们会合了。
这种会合的结果之一是弗赖契的诗《蓝色交响曲》。
《玉书》转译成英文也是在19世纪末。1897年，长居法国并用法语写作的美国诗人斯图亚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l)在其英译法国诗选《散文的粉画》(Pestels in Prose)中转译了柔迪特·戈蒂叶的中国诗法译文；但直到新诗运动兴起后，《玉书》才成了美国人特别喜爱的读物，转译次数之多，令人吃惊。1918年詹姆士·怀特尔(James Whitall)的《中国抒情诗》(Chinese Lyrics)全书系《玉书》之转译；马瑟斯(EPMathers)编译两本东方情歌选《彩星》《清水园》，其中的中国诗大多来自《玉书》，只是被改写成押韵的抒情诗，而完全走了样；1922年乔旦·斯塔勃勒(Jordan H. Stabler)从《玉书》选择出《李太白之歌》(Songs of Li Taipo)；1923年乔里荪(Joerissen)的《失去的笛》(Lost Flute)亦系《玉书》之转译。一直到1927年艾恩·柯尔文(Ian Colvin)的《仿中国》(After the Chinese)依然是以《玉书》为蓝本，其中诗人名字的拼法也照抄法文。
很奇怪，这些转译《玉书》的人，对当时已经数量不少的英语汉学家所译中国诗看不上眼，情愿频繁转译同一书，可见《玉书》本身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