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知识界记得政治历史学者高尔斯华绥·刘易斯·狄金森(Goldsworthy Lewis Dickinson，1862－1932)的人，恐怕不多了。但是在20世纪头30年，狄金森是英国知识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 在促进中西理解交流上，起了关键性作用，值得我们为文纪念。
狄金森是典型的“学术贵族”（英语俚称Don）。年轻时在剑桥国王学院研究希腊罗马史。以优异成绩毕业，却转身学医，立志以药物救人，并立志终身不娶，以尽全力有益于人世。到30多岁，临近世纪末，狄金森发现世界过于混乱，欧洲各国以民族利益之上而互斗，作为一个理性的、国际主义的学者，极有必要从历史学中发展出针对当代政治外交的学说，于是转向现代史。
19世纪末，狄金森以《法国革命与反动》《十九世纪议会制的发展》等著作，开拓了现代政治科学。在剑桥执教30年，他坚持希腊哲学家的传统，努力使当代政治理念化。他的周围团聚了一批知识分子，被称为剑桥人文主义者。而受他影响形成的几个学生俱乐部，发展出“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为20世纪上半期英国自由主义文化的核心。
1901年，正当义和团之后，西方列强下决心“惩治”野蛮的中国。而狄金森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态度极为不满，写出了他的名著《约翰中国佬来信》。约翰者，普通人之意。这位中国佬来到欧洲，发现西方人种种不人道的行为，与中国哲人提倡的人性对照，显得极为野蛮。这本书强烈抗议庚子事变西方的贪婪掠夺。
此书是用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开创的异国人谈观感体例，借东方文明人的眼睛反观西方。但是孟德斯鸠的书作于1721年，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并不比东方“先进”，“波斯人”对西方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狄金森的书作于几乎两个世纪之后，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进入殖民帝国高潮。在这种时候，能以中国思想的智慧，针砭西方的野蛮，不能不说狄金森体现了现代文化批判精神，并且对非西方民族，有一种眼光长远的尊敬。只是，当时狄金森对于中国所知甚少。书中的中国，好像乌托邦的理想国。后来印度独立运动鼓吹者，以此书为批判西方的“福音书”，吃了一惊：他这个西方教育出来的学者，只是靠零散读一些关于中国的书，抓住的“东方精神”，难免浮浅。
1912年，狄金森已经50，刚以《宗教与不朽》一书赢得更高盛名，被一个基金会委以到东方三大国考察的重任。他在中国漫游了大半年，从香港到上海见刚辞大总统职的孙中山，然后坐帆船溯长江而上直到宜昌，从北京南下齐鲁，登泰山，访孔庙，1913年夏天才从天津渡海。远游归来，1914年他出版考察报告《论印度，中国，日本文明》，同时出版他的旅游笔记《观感》。在此二书中，他都毫不客气地指出：“英国人在东方最不受欢迎，我们还假装不明白原因。”
如果狄金森只是抱一种民族平等论，他就只能对考察的三种文化一视同仁，只是分别发掘每一种文化的优点而已。狄金森在比较三个民族化时，并不隐瞒各种文化的弱点，并且也公开他对中国文化的偏爱，哪怕他承认日本的整洁，美观与效率，他还是认为中国文化更高一筹。
他在报告中明确宣称，“现代化对中国只是个适应或采用问题，印度则不然，需要国民性大改造”。原因是“中国固有生活态度，与西方现代非常接近，比中世纪欧洲与现代的距离近得多”。“儒家思想很容易翻译成西方的实证主义”。
以上观察，可谓极为精确，一语中的，可能是新儒家思想的最早阐述。但是下面的评论就可能带一点个人的感情了：“中国没有种姓制度，几乎没有阶级，其贫富差别，并不比西方现代更甚。就机会平等而言，很接近西方民主。”“中国人自尊自立，很像美国人，但是美国人对别人相当粗暴，中国人却互相礼让。”“见到的中国人越多，我就越喜爱他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西方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前途，但是，在生活感情上，在人文艺术上，他们的成就更高。”
然后，狄金森的结论，几乎让人瞠目结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就是民主的，中国是西方民主主义的理想境界。”
如果这个声明实在太美化了传统中国，我们应当看到，他是在1914年写下这些话。此时整个欧洲被抛入空前惨烈的大战，西方民主本身看来正走向盲目的自杀。血腥的战争对狄金森的人本主义乐观精神是个重大打击，但是他立即投入“如何防止另一场战争”的研究。欧战开始后两星期，他起草了第一个“国联纲领”，并且建立跨国的和平主义组织。不久，他出版《1904到1914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这本“国际性和平主义”经典著作。
狄金森于1920年从剑桥退休，但仍兼任正在日益变得重要的伦敦经济学院（LSE）教授。在这时期，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陈源、张东荪、张君劢等人都在LSE就读，很多人受到过狄金森的帮助。徐志摩也在LSE，转到剑桥国王学院去，是狄金森给他出力。看起来当时在英的中国学生，都知道到狄金森老先生那里去，几乎是有求必应。
在狄金森的影响下，以希腊与中国双模式建立现代价值，成为一批英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狄金森的学生中就有理论家瑞恰慈，美学家罗杰·弗赖，以及更年轻的文学家燕卜荪等人，都对中国抱有热情。1932年，国联派遣李顿调查团，就日本侵占东三省，试图“不偏不倚地仲裁”，日本还是抗议退出国联。作为国联的最早思想家，狄金森正在此时去世，没有看到国联开始瓦解，算他的幸运。
狄金森从中国带回一套花翎顶戴蟒袍，在家时就穿戴起来，是当时英国知识界一大趣闻。他访问中国时，已是民国。这套装束不知从何而来。对狄金森来说，中国的国体与朝代，恐怕是不必分清的事。
至于为什么西方自由主义的领袖，考察中国问题，却是新儒家式的？这不是一句“误读而已”就可打发的事，应当仔细加以探讨。然而这已经不是这篇小文章能处理的课题。在此我只能指出，狄金森等人进行文化批判时，他们眼中的对象是西方文化体制。儒家文化只是用来作借鉴，借得准不准就是很次要的事。
就其文化批判的目的而言，狄金森的“儒学观”，与中国新儒家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