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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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蒋希曾: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华人作家(2)

这里说的“美国骗子”是谁,未能考出。看来是美国左翼报刊上的评论,某些问题,似乎关系到30年代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关于艺术风格问题的争论。至少在左翼文化界,蒋希曾30年代初的两部小说受到注意。

但无论从哪方面看,1935年由纽约斯皮勒出版社出版的《“出番”记》是蒋希曾最好的一部作品,它也是蒋唯一一本由出版社经营的书。今天我们读来,也有超出文学史意义外的兴味。

小说女主人公张珍珠(Pearl Chang)是黑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从美国南方初到纽约。她性格泼辣大胆,热情但头脑单纯。在纽约她无固定职业,到处打零工,但中国使馆不愿雇她,因为她“中国血统不纯”。

男主人公王万里孤行海外,开洗衣店维生,小本经营,胼手胝足,却不断受到警察、政客和种族主义分子的勒索,濒临破产。

张珍珠路过王万里的店,生活极为单调的王万里喜出望外,但他无钱娶妻,不敢做非分之想。

王万里无力还债,店铺被夺,只好到饭店做下手小工,在那里他重逢正在做侍者的张珍珠。

但这时王万里已自觉地投身于政治运动,积极参加罢工,最后,由于参加示威抗议日本侵华而被一个日本浪人借机枪杀。

这些情节,与蒋希曾本人在纽约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据斯皮勒出版社老板给我来信介绍,他出版此书时,蒋希曾在曼哈顿的文人聚居区格林尼治村一家店里当侍者,生活相当窘困。《“出番”记》在描写纽约下层华人生活时,给人很强的真实感。至于书中描写的纽约华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是蒋希曾熟悉的。我曾打长途电话询问纽约一位老华裔,据她回忆,当年她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曾多次帮助蒋希曾在抗日游行集会中散发传单。

全书临近结束时,“作者”的确与小说的二位主人公们一齐走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这个一向蓬首垢面的作家改了形象:“既然厄尔·白劳德(当时的美共领袖)不再吸烟斗而改吸雪茄,我们的作者作为他的一个同情者和追随者也刚理了一回发。”

这句玩笑背后隐藏了蒋希曾的迷惘感,在遽变的新政治形势下,尤其是被白劳德领导扰乱了思想的美国共产党正无所适从,蒋希曾或许也感到难以自处。而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错综重叠,也许使他感到不易看清方向。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番”记》的结局过于复杂,与全书力求简练的叙述方式不太相应。

而在蒋希曾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三幕剧《死光》中,这种困境终于变成了公式化。这本戏写1937年上海抗战:美军士兵琼尼偷溜出租界兵营,去帮助正在苦战的中国军队;日本侵略军士兵Nikochi也越过战线来帮助中国军队,坚守在某仓库的中国军队均战死,只剩下一个女战士木兰。三人在战地相会,却发现三人应是兄弟姐妹:琼尼在美国的华人养父与Nikochi在日本的华人养母原来是木兰的亲生父母,日军入侵东三省时,这对农家夫妻分路逃亡而失散。最后三兄妹在炮火纷飞中合唱“中国在进军”!

剧本无疑有点牵强生硬,不像出于写了《“出番”记》那样较成熟作品的作家之手。

据纽约陈伊范(Jack Chen)先生来信提供的数据,蒋希曾在30年代纽约大众戏剧运动中相当活跃,联合广场与十四街附近的街头经常能看到他参加的戏剧演出,他还经常在街上散发小剧场戏票。或许这出戏正是为这种小型演出而写的,公式化的情节的安排,看来是为现成演员凑的戏。

蒋希曾30年代后似乎突然消失了,所有认识作家蒋希曾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似乎他突然与以前的生活环境断了联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旧的《好莱坞人名录》上找到THTsing的简短介绍。该条目说蒋是作家、诗人,“1928年进入影剧界”,这与我们从其他方向得到的数据相符,但同样明显的是:他在纽约似未能长期做演员,而是以写作活动为主。

据该书载:蒋40年代初移居好莱坞,成为职业电影演员,曾先后在八部电影中担任角色(《紫心》《王国的钥匙》,1944;《每星期天有鸡》,1948;《******六四九号文件》,1949;《街头的惊乱》,1950;《走私者之岛》,1951;《大洋二号》,1960;《冬季舞场》,1965)。

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艺术系档案库借到《王国的钥匙》拷贝,得见蒋希曾真容。说实话,蒋希曾作为一个演员,并没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这八部电影也毫无革命气息。看来他晚年生活上有了保障,但与革命与文学都绝了缘。我至今未能找出其中的确切原因,但是从美国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变迁,从蒋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背景。久居美国,长期不接触中国人民斗争的现实,或许正是这些使他最后搁笔。

据这部《人名录》记载,蒋希曾于1971年7月16日逝世于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笔者曾多方寻找他的后人,未果。

追记一:

此文写成后,接到旧金山研究美国华人史的Yuk Ow先生来函,慷慨介绍他收集到的蒋希曾资料。据他说蒋希曾自东南大学毕业后,到广州革命政府任职,此时他参加国民党,因政治观点****难在广州容身,转来美国到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同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中文报纸《中国少年晨报》编辑。但由于他政治观点渐渐变化,因而被迫离开编辑部。此后他参与出版一份“****”的中英文周刊《中国导报》(The Chinese Guide)。由于南京政府发出的逮捕令,美国移民局将他逮捕。出面营救他出狱的是两个组织:“国际劳工保护会”(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和“美国公民自由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

这段情况,与《中国红》中男主角从右到左的转变完全相符,甚至连细节都互能印证。看来蒋希曾转向革命的经过颇为复杂,但他在革命最困难时投身革命,此后又长期在贫困艰苦的条件下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凭这点,他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笔者发表这些材料,目的就是希望蒋希曾生前友人,在尚未太晚以前,应该想起他,纪念他,使有关资料不至于湮没,使美国华裔文学史的这重要一页,不至于像我这篇文字一样残缺不全。

追记二:

《读书》1983年八期刊出此文后,某些文摘报摘登,引出了完全没有想到的后果:蒋希曾的老母和胞妹尚健在,居住于家乡南通。她们致信《读书》,说这是自30年代中叶以来第一次知道蒋希曾的情况,我文章中说蒋已去世使她们很悲哀。

看来蒋希曾在好莱坞做电影演员后,无颜告诉江东父老,情愿与家人断绝音信,这是挺奇怪的心理。

由于本文的介绍,据说蒋希曾已被列入南通地方志的人物卷,他的家人也进入地方政协。我不知道蒋假若知道他左翼小说家经历会有此“成果”,会作何想。

蒋的昔日广州时期战友李先生,80年代任上海出版局局长,拟出版蒋的著作,我们请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杨成凯先生翻译。可惜在书籍出版迅速市场化之时,译文已成,却未能有出版机会。

追记三:

南通钱进先生来电子信,询问蒋希曾有关情况,并说蒋的老母、胞妹均已去世,家中仅剩一个甥女,但是南通市已宣布蒋希曾为本地历史人物,将出版《蒋希曾文集》云云。钱先生希望我能代为找到蒋希曾的后人,以期推进“中美人民友好”。呜呼,世界之大,“全球村”只是说说罢了。我这篇文章虽已为南通历史“做出贡献”,但要想让只读英语的蒋氏后人知道,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