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3日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柯立治大厅举行演出会，纪念美国著名进步音乐家西格夫人(Ruth Crawford Seeger)，节目中有两首作于30年代初的歌曲《萨柯梵塞蒂》和《支那人洗衣房》，歌词取自华裔英语作家蒋希曾(HTTsiang)的诗集《中国革命诗》。
笔者为此在路过华盛顿时到国会图书馆查询，后得该图书馆现代文化史专家韦恩·薛利(Wayne DShirley)先生来函，详为答复。据他说，他在整理西格夫人留下的手稿和通信时，未发现有关蒋希曾的任何材料，看来她是读了《中国革命诗》后颇受感动，遂有谱曲之念。薛利先生并向至今尚存的30年代美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询问蒋希曾其人，他们似乎都记得这个中国作家，因为他每次集体会必定参加，随身带着几本他写的小说，但似乎没一个人知道他的详细情况。
笔者又通过各种途径请教美国许多关心美华文学史或美国华侨史的学界人士，所能得到的也只是片段零星的材料，知其人者甚多，而了解其人者一个也找不到。
至于他的五部作品，现在已非常难找，全美国只有极个别图书馆有一两本作罕见书珍藏着。
看来这是一个被忘却的人，最后几个老人正在带着他的记忆逝去。
然而他却是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人。
他不是在美国第一个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人，但他是美华文学的前驱者之一。
与其他早期华裔作家不同的是，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始终以中国革命事业和美国华人走向革命的过程为题材，应当说，他是第一个美华左翼文学家。
他与美国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也使他成为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时一个不可不论的人物。
薛利先生在来函最后说：
这两首歌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我真希望已故的西格夫人在座，也希望蒋也在座，如果我们能找到他的话。
然而他没有在座，纪念音乐会组织者不知道他的下落。
按常例，我们从他的家庭背景着手查找他的一生经历。可惜，第一关就过不去，他的生年和籍贯我们至今未能考出，只知道他是江苏人。在《中国革命诗》卷首有如下英文题词：
纪念我的母亲
——一个劳动妇人
——一个中国劳动妇人
——一个中国劳苦寡妇。
因此，我们说他幼时家境想必非常清苦。可能是靠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20年代初他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
他来美国的详细情况未考。一本研究二三十年代美国唐人街情况的书——Chinatown Inside Out(by Leong Gor Yun， 1938)报道了一些他的独特经历：
宁汉分裂在(英国的)华文报刊界产生了特殊影响，《中国少年晨报》的编辑蒋希曾突然受人注意。蒋自称是共产主义者，此时被一帮右翼分子从编辑部驱出，不久连左翼分子(指国民党“左翼”)也跟他断了关系。后来他被美国当局作为共产主义宣传者而逮捕，准备引渡回国。幸亏他与美国一些重要人士有关系，因此被释放。他到了纽约，写小说自行出版销售，因而出了名。
这段记载过于简略。救蒋希曾出狱的美国“重要人士”是谁？蒋希曾一年后出版的《中国革命诗》，短序中点出了几位他的支持者：
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民族》(The Nation)杂志前文学编辑马克·梵·多伦(Mark van Doren)先生，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阿许利·霍雷思·桑戴克(Ashley Horace Thorndike)先生，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先生，以及其他阅读了我的手稿并给予指正的人。
而诗集扉页上印有名作家厄普登·辛克莱专为此书而写的激动的荐词：
随着时间推移，整个白色世界，所谓的文明世界，都不得不倾听这个声音。我不是指这个中国青年诗人，而是指他所描写的这个运动：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正在觉醒，正在要求他们做人的权利。美国政府当局想把这个中国青年学生引渡给中国国内的刽子手。他写的诗并不完美，却是青年中国的完美的声音，在抗议那一帮卑劣的坏蛋。
这几位蒋希曾的赞助者都是二三十年代美国进步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甚至现在被视为右翼，至少是自由主义者的杜威，在20年代也是接近进步文化界的。这段故事，应是中美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二三十年代几乎整个美国文化界对中国革命持深切同情态度。
《中国革命诗》是蒋希曾的第一本书，九首诗有五首曾在美共报刊《工人日报》和《新群众》刊登过。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两首诗外，其余几首《山东》《上海》《五卅》和《广州苏维埃》都是写中国革命的。最后这首诗有600行，诗风明显受当时美国著名的“现代行吟诗人”伐切尔·林赛风格的影响，以半诗剧或表演诗形式写的。
从整体来说，这本诗集有炽烈的革命热情，但技巧不足，处理颇为简单化，与国内诗坛一些青年革命诗人诗风颇为相似。
诗集是蒋希曾自资出版的，是否得到美国人士的经济支持不得而知，作者、出版人地址是哥伦比亚大学，可见蒋希曾到纽约后在哥大至少留到1929年。此后不久他就离开大学，在纽约做过各种职业谋生，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饭店打零工，但他坚持文学创作。30年代他写了三本小说，《中国红》(China Red，1931)，《金拜》(The Hanging on Union Square， 1931)，《“出番”记》(And China Has Hands，1931)，以及三幕剧《死光》(China Marches On，1939)。这些书的中文标题是作者写在封面上的，与英文标题不相应。
蒋希曾的第一部小说《中国红》是书信体，故事读来像半自传：1926年6月，一个国民党青年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由于未婚妻不断来信，介绍国内的革命形势，使他改变了信仰，转向共产主义。他被美国当局逮捕，约翰·杜威组织了一个“中国人权利委员会”来为他辩护，但未成功。主人公被引渡给南京当局，但这时原来促使他转变的未婚妻却被白色恐怖吓坏而向右转，在主人公牺牲前两人分道扬镳。
这是一部充满了革命理想精神的小说，主人公思想转变过程令人信服，但是小说的书信体裁使情节的展开不够熨帖。可能是由于这原因，美国作家德莱塞给了此书如下的评语：“《中国红》此书有不少动人的、精彩的段落。把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这种做法总是令人感兴趣的。”(见该书里封)
蒋希曾30年代初的两部小说在美国反应如何，笔者无法找到任何数据，但是在1935年的《“出番”记》中，蒋希曾自己作为一个有点可笑的人物三次加入情节，对自己作了一番自我解嘲式的介绍。
女主人公张珍珠邂逅“作者”，“这时他袋里只有四分钱”，无法请张珍珠上饭馆，只好飨之以滔滔不绝的自述。我的第一本小说《中国红》，在苏联被认为“是一个最大运动的可贵缩影，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声音”，但是美国的骗子却指责说：“我们不能被作者迷惑人的、虚有其表的同情所吸引。”“我写了第二本小说《金拜》，起先这本书被赞扬为：‘一本写失业者的有趣的实验性小说，可能是第一本以无产阶级为题材而用表现主义风格写成的小说。’但这些骗子不久突然改变主意，指责我说：‘此人算不上什么作家，他主要受颓废作家格屈鲁德·斯坦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