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在中华读书网读到一篇《写作与健康调查》，此文哀叹作品永生常绿，作家生命脆弱。除了个别例外：冠军施蛰存90，亚军卞之琳89。1978年初见先生，就惊悚于先生身体单薄，已有老翁之态。那是23年前，当时先生已高龄66。却是命中高寿。
想不到临近年底，先生90高寿，竟然离我们而去。30年代中国文学这株大树，最后的几张叶子，在世纪转换之风中飘落。
23年前，解冻未久，我考到社科院做研究生。原先我报名读莎士比亚研究，因此有幸成为我国莎学领袖卞之琳的研究生。不到几个月，先生就发现我更适宜作理论，立即建议我改变方向，而且明确提出方案：从新批评入手，研究西方形式文论。由此，决定了我二十多年来形式文化论的读书方向。现在回顾，不由得为自己庆幸：我起步甚晚，那时刚能读书，封锢的学术界对国外所知极少。幸而获得如此明快决断的指导，几人有此福分？
我开始注意近世中西文化交流史后，不期而遇Pien Chilin之名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才明白先生很早就攻读现代批评理论，而且在这个理论发展的初期，就已经与这个体系的某些主角人物，或师或友有所过从。由此，我才明白先生与现代诗学，缘分不断。
先生禀性谦和，虽然木讷寡言，实际上交游极广，而且与势不相能的派别，例如京派与海派，新月派与语丝派，一样友好，先生说自己“保守进步作家之间，交往自如”。我加一句：“中外人士之间，一样不亢不卑。”先生有一种气质，即很多人发觉的“内秀”，让人觉得这个性情平和的青年诗人，不仅聪慧，而且值得信赖。
先生很少与我谈及与外国文人的交往，大抵是我读到某些材料，求问于他，他才说明一二。没有机会每桩事情都问清，所以下面说的，往往是孤证待考。
卞之琳30年代中期，他最成功的诗作，除了明显的中国传统（尤其是婉约派姜夔词的清绮娟秀），对接的是他所称的“艾略特诗路”，也就是某些评家评卞诗时说的，“新古典”，“哲理意象”，我称为“新批评复杂语言诗风”。对此，卞先生从不回避。他说到何其芳早期隐约受到过艾略特影响，“这条路是我熟悉的”；又说他的恩师徐志摩有一首诗标明“仿艾略特”，却断然评判“一点也不像”。可见卞先生对“艾略特诗路”非但了解极深，而且明白只有他自己才得其神韵。徐志摩何其芳，性情诗风都与艾略特不相契，学亦无用。因此卞诗与受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较多的“新月派”不同，与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较大的“现代派”也不同，许芥昱的现代中国诗集，单列冯至与卞先生为“玄学派”，目光如炬。
艾略特-新批评这个20世纪上半期英美批评理论主潮，与中国诗歌界有非常切近的渊源。与艾略特同列为新批评奠基者的瑞恰慈，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居住多年，1929年第二次来中国时，在北大任教。卞先生那时是北大低年级学生，他去听过课，晚年对我回忆说：“当然一点都不懂。”但是他力荐给我，可见是抓住其精神的。1978年，瑞恰慈80多岁高龄，重访中国，巡回演讲从南方一站站往北，未到北京，就在山东一病不起，那时我已经按卞先生指示，开始读瑞恰慈等人著作。我们都等着瑞恰慈到北京，为此感慨不已。
卞之琳应当在北大英文系就读时，接触到艾略特的诗。当时英国小说家历史作家艾克顿（Sir Harold Acton)在北大英语系任教。据艾克顿的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大学的英语文学课上讲解艾略特的《荒原》。并说当时用艾略特这样的“激进派”诗作教材，在北京西方人圈子中引起许多非议。
他也详细描写了与北大诗人们的交往。当时（1933年）与他“同住”的陈世骧把诗友带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卞之琳，他刚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我坚请他朗读几首。他读的第一首是《友与烟》……这首诗的空灵气氛，当时使我非常着迷，现在依然使我非常着迷。”“卞之琳刚从北大毕业，但是样子像个18岁少年。外貌单薄瘦弱，眼镜使他显得格外谦逊，谈到诗也会脸红。我的反应热情，他反而不知所措。”
然后他说，“是在卞之琳的鼓励下”（encouraged by Pien)，他与陈世骧决定合译一本中国现代诗选。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这本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个英译本，其中卞诗有16首之多。
上面引文中的虚点，是《友与烟》的英译全文。我在卞先生的诗集中从来没有找到过这首诗。如此受赞美的杰作，卞诗目前最全的版本（香港三联1982年版《雕虫记历》）依然剔除，可见卞先生对自己作品态度之严格。
此书有艾克顿长序，讲中国新诗的由来与发展，与古典诗有何不同。其中说现代诗表面上比古典诗容易翻译，实际不然。因为其韵律结构不拘公式，却极其细腻。为说明“现代韵律”，他举的例子是卞之琳《还乡》诗句：“眼底下绿带子不断地抽过去。”汉语是模拟火车驰行的节奏，而英译怎么也无法表达。他的例子非常恰当，因为这正是卞之琳实验现代汉语诗的音乐性之佳例。
先生的吴语普通话，听者常觉得困难，以英语交流，或许更方便。但是现代汉语文学，一个很大特点，恰恰是南方作者，尤其是“口音重”的作者，往往对语言更为敏感，写出的汉语，更耐咀嚼。
大学毕业后，《汉园》三友，都到山东教中学，但是胡适主持的“中国文化基金会”经常以预先付款方式请他停职翻译英法名著。七七事变后，他经武汉到达西南，英国名诗人奥登（WHAuden)访问战时中国，我无法确证他们绝对没有可能在武汉见面。
我在另文中说到，1978年夏考社科院研究生复试时，先生堂考翻译奥登《战地行》。或许是对我们的胡乱翻译太看不惯，先生继40年代译介之后，又在1980年1期《诗刊》作“重新介绍”。奥登的《战地行》组诗，想必给卞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极端关注语言形式的诗人，如何面对战争年代全民动员的需要。奥登的确开辟了一条新路子：既有政治内容，又保留复杂语言。卞之琳先生此后所有的诗，十四行诗变形的《慰劳信集》，甚至50年代的作品，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30年代后的中国诗人，没有奥登的从容，所以不能以此比较谁更成功。但是奥登的路子，的确是现代诗学向社会关怀方向的延伸。后来白英（Robert Payne)说，卞之琳对奥登“崇敬到让人不安的地步”，而叶慈与艾略特，“对他说几乎具有神性”。
先生于1937年10月到达成都，此时，如先生自己所说，因为教书职业需要，开始系统研究西方批评理论。恰好这段时间，新批评主要理论家燕卜荪与瑞恰慈都随西南联大从长沙辗转到达昆明。我在COFitzgerald的回忆中读到如下段落：“他们几个一起来大理，瑞恰慈夫妇、燕卜荪，还有他们一个中国好朋友卞教授，他们在大理留了好几天。”未知此“卞教授”是否我们的卞先生。
1938年，卞先生受朱自清先生之约，到四川大学任教。由于到延安一行，回成都后环境不利，1940年转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当时燕卜荪因欧战爆发，已于1939年底向联大请假，离开昆明回国，两人应当失之交臂。但是当时在西南联大执教的其他英国文人，与卞先生友善。例如当时极活跃的英国“报告文学”作家白英，也是由于欣赏卞诗，请了他的学生袁可嘉等，每人译一位，闻一多冯至自己校核，由他润饰结稿，合成一本《中国新诗》（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所收的卞之琳诗最多，有16首，却请卞之琳自己翻译。而且，该集诗人中，唯有卞之琳像艾略特那样加了“对某些诗的说明”。
白英所写的卞之琳简介，赞扬卞诗“在相当出奇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国青年一代诗人的最佳品质”。但是他对卞之琳个人的描写，相当出奇：“一个人在简陋的小屋里工作，屋内的唯一装饰，是墙上一张倒挂的世界地图。”我没有想到，卞先生还曾有过魏晋文人式的特异独行。不过那也正是世界“倒悬”的年代。
燕卜荪在战后，又回到北大任教，一直留到1950年秋，他对白英所编诗集中卞之琳的自译，赞扬有加。
1947年，卞先生“复员”到南开大学后，“英国文化委员会”给几位中国学者旅居研究奖，卞之琳先生，与****翰、王佐良、裘克安等到达英国。显然，这一批都是英语文学研究学者。卞先生在牛津Balliol学院，但是借住到古色古香的小镇Cotswold潜心写作。以《再见柏林》一举成名的英国小说家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十年前与奥登一起访问中国，1939年移居美国。1947年这段时间回到英国，曾与卞先生约见，给卞之琳的英文写作提了一些意见。伊舍伍德的日记对此有简略记载，但是卞先生在《紫罗兰姑娘》的序言里，详细描写了伊舍伍德如何带他到Tate画廊，可能是因为先生刚拜访过福斯特（EMForster)，觉得那里画上的希腊神话人物，容貌肖似英国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卞先生告诉我，1979年他访美时，洛杉矶是一站。伊舍伍德已经是75岁老翁，不良于行，未能如愿约见。
1981年11月，卞先生还有一次相当奇特的西欧之旅：美国青年诗人汉乐逸（Lloyd Haft），在西欧汉学中心莱顿大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目是卞之琳诗。他曾在1979年秋到北京请教卞先生。莱顿大学传统，博士生最后在论文委员会前答辩是公开的，因此要在一个礼堂进行。1981年11月，答辩在莱顿一座古老的房子举行，对卞之琳诗素有研究的专家，如旧金山大学的许芥昱教授（他曾是卞之琳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学生）等组成论文委员会。汉乐逸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入座的身穿黑袍神色庄严的委员中，竟然有“论主”卞之琳。汉乐逸后来回忆说，“我身边的人看到我脸色都变白了，但是我控制住自己，尽量不露声色，只是用眼神与卞之琳先生打了一个招呼。”
无怪乎汉乐逸吃惊，因为论主出席论文答辩，在欧洲学院史上，可能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几家莱顿的报纸，都报道了此学林逸事。卞之琳在荷兰住了一个星期，对论文的加工改进提出了一些意见。汉乐逸后来把此论文写成卞之琳研究的第一本英文专著，1983年出版。汉乐逸本人的诗作，语言精美而意寓言外，风格与卞先生有点神似，无怪乎在众多中国现代诗人中，他以卞之琳为他的研究课题。
卞之琳诗，以最能引起不同辈分的“大批评家”作针锋相对的“解读”著称。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唯有卞诗能让梁实秋、胡适、李健吾、李广田、朱自清等都加入解读争论的行列。孙玉石主编的《中国现代新诗导读》解诗100首，卞之琳诗竟占四分之一强，26首。此后则有一系列国外批评家介入解读者的行列。文学史家或许会认为某些现代诗人比卞之琳成就大，但若以能引发不同的解读，作为佳作的标准，那么卞之琳写出了中国现代诗一批最佳作。
我个人认为，卞之琳30年代的诗作，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一是中国传统的继承，二是西方现代诗学之吸收。不仅这两者，而更是这两者——婉约词与玄学诗——美妙的融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卞之琳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能做到让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最佳水平“取齐”，在20世纪上半期，只有两个人：30年代的卞之琳，40年代的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