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的“所谓”，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笔者落笔之先，想做一点挽狂澜于既倒的蠢事。《泰晤士报》，英语原文The Times，通译《时报》，全世界各处的《时报》都另加地名，名字都是套用这个创刊于1785年的《时报》。偏偏中国翻译史上最莫名其妙的误译，让穿越伦敦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淹没了《时报》，而且一个半世纪以讹传讹，无从改正。
必也正名乎？是的。《泰晤士报》毫无收摊前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来日方长。这个太丢脸的硬伤，对汉语的光荣正确毫无好处。
这家书评名刊，名义上属于《泰晤士报》旗下，但是单独出售，此谓《增刊》。《泰晤士报》本身有书评艺评影评，相当于中国的“副刊”，选评的书比较大众化。另有《泰晤士报教育增刊》，《泰晤士报高教增刊》二种，也有书评，多为教科书工具书。
1897年，《泰晤士报》首先出一个《文学》周刊，但是办得不好。次年《纽约时报》出版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专做书评，开了先例。20世纪初年，南非布尔战争引发议会激烈辩论，《时报》篇幅挤不过来。1902年初采取“临时措施”，书评单出一本《文学增刊》。该刊的出生日期，就定在一世纪前的今年。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并不是一帆风顺。战争期间，读书人少了，销路降到两万。60年代反叛代指责该刊是“文化权势”，必打倒而后快，成立了激进的《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阵势拉开，《伦敦书评》至今保持了对西方现代文化体制批评锋芒，但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似乎销路反而上升，最高达到4万多。80年代后，又遇到“后现代”时风，无知者开始有理论根据地炫耀不读书，而该刊不怕被人骂为“老气横秋”，坚持精英文化评论，甘愿做当代病的解毒剂。该刊的销路至今稳定在35万，一半发行在国外，主要是美国。现任主编自夸一直“稍有盈余”时，得意之状溢于言表。
当初的临时出版物，不料在风雨中活了100年。本来就是少年老成，至今似乎并无老态，而且精力充沛，看不到寿终正寝之日。在西方读书界，虽然不能说一语定评，也不能说得一赞词而身价百倍，但是能被此刊评一下，肯定是一个荣誉。《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成了“文化”的象征，在英国，在全世界，有了不少模仿者，不少人称之为世界书评刊物之首，《洛杉矶时报》纪念文章的标题竟然是：“书评之王万岁！”
百年之庆，从去年就开始，11月出版了厚本的《批评时代：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史》；年底，全部一百年的文章建库上网，供付款查阅；1月，在伦敦举行三场名家演讲会，在纽约举行文化界座谈会；2月出版专号。
一百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贯穿了几个特色，有的几乎是该刊专利，别人无法模仿，有的已经成为一些书评刊物的共同做法。
首先是主编负责制。主编以此任为一生光荣，无升官或发财之意，任期到退休为止。从1967年起，编刊一切独立，我行我素，连办公室都不在《泰晤士报》大楼里。此刊开头30年，主编里奇蒙(Bruce Richmond)，据说一贯作风是“不写，不说，不出面，不演讲”。从1959年起担任主编15年的克鲁克（Arthur Crook)，坚持不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不署名制”，认为这样评者才能“为文化立言”，公正评判，无所顾忌，也不会趁机卖弄。等到署名的压力已经顶不住，他干脆退休，让位给戈斯（J-Gosse)，请别人主持改版。近十年的主编蒙特(Ferdinand Mount)，20年前是撒切尔政策班子人物，这段政界历史，没有给他的目前工作任何好处，有背景就有偏向之嫌，有嫌就得避嫌，他巴不得文化界忘记此事。
从60年代末起，澳大利亚传媒大王默多克（Rupert Murdoch)步步进军英国，1981年收购《泰晤士报》。当时英国传媒界就担心默多克财团的全球利益，会迫使此人干预业务独立。果然《泰晤士报》与哈泼科林斯出版社，有时受到压力，不准刊登此文出版那书，常引起舆论大哗。但是默多克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确从未干预，也许他明白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马蜂窝，所有的刺都等着伺候他，最好不自找倒霉。蒙特在不让默多克染指这点上，得分不少。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评者阵容强大，百年来网罗着每代的一时之选。一开张就有亨利·詹姆士等大师，不久有22岁的青年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流落伦敦的美国青年艾略特，三四十年代，奥威尔是长期撰稿人，60年代起伯吉斯（Anthony Burgess)，艾米斯父子（Kingsley & Martin Amis)先后长期撰稿，当今则有伐德尔（Gore Vidal)，诺贝尔奖得主西尼等等。我这是挑中国读者知道的作家说说，在西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能夸耀的名单长得多，包括许多学科专家，国别文学专家。该刊经常有俄国，德国，法国文学专栏，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美术史，宗教史专栏，讨论法国文化，能让法国人注意，就是了不起的事。许多书评文字，后来成为文学史名篇，例如艾略特的“论玄学派”，原是格里厄森教授选本的书评。
不过，至今为止，讨论关于中国的书评，我觉得真知灼见不多，这是遗憾，记于此。
如此强大的阵容，稿费却从低。一百年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维持在千字稿费相当于今日的一百英镑，折算成人民币大致是一千中文字500人民币。在英国，许多报刊的书评远远超过这个稿酬。但是，为该刊写稿，每个知识分子都视为一种荣幸，尽心尽力，慎而又慎。如果想到1974年前，如此低稿酬，还不能署名，就不得不钦佩该刊引发知识分子敬业精神的力量了。
评家虽多，意见纷杂，《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书评依然能保持共同特色。第一条是标榜“常识”，重（写作）实践，反对过分理论化。该刊上很少见到“应用”什么理论来写书评，甚至很少评论排山倒海从出版社涌出的文学理论书籍。这些作者，认为时髦理论，多半是给少识见少文笔的教授提供饭碗，给大学生写作业提供现成公式。《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并非回避理论，但是情愿直接评论福柯，海德格尔，德勒兹，或任何新学科（例如网络文化），而不去评论套用之套用。现任主编蒙特宣称他不怕被骂为“粗劣的盎格鲁－萨克森经验主义”。“我们认罪，兴高采烈地认罪。”因为好书评只有三点内容：“此书写什么；是否写成了；最后，评者可以说说，本应当还写什么。”
第二条是标榜“费厄泼赖”。英国每年出书近10万种，假定一半是新出。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每期长短文章，能评50本书，一年不过2500本。20本新书，只有1本可望得到该刊评论。因此，评什么不评什么，就是一个重要选择，主编主要把关在于此，余下的问题，是让编辑部的10个工作人员，每周找到几名真正的专家。
当然该刊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英国知识界一般公认《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为中间偏右，《伦敦书评》为中左。但是，我在该刊的书评作者中经常看到一些著名左翼知识分子的名字。能够做到不排拒就算是公正的，毕竟，英国知识界还没有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
这样一家评论权威，当然逃不了成为好靶子，招来对手攻击。最严重的批评，是“漏评”。很少有人指责“错评”。对于这样一家经常说狠话的刊物，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可能这是因为读书者已经习惯听到不同意见，听到不相称的好话，反而会警惕。费厄泼赖的最重要结果，是赢得知识界的信任。“想要每书读，无法读每书”，于是我们在书评中找读什么的引导，也寻找每书读的替代。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书评，不是向读者介绍图书，而是“评者对作者说话”，也就是说，是文化圈子的内部对话，圈外人爱看不看无所谓。因此，该刊从来不登任何畅销书榜，不参与任何促销活动。
这种“不理睬大众”的做法，我个人认为是必要的。原因很简单：有无数刊物在狠追读者（默多克旗下的英国“小开张报”《太阳报》每天销行350万份，是该刊的100倍），总得有几家刊物做法不同，不然是否太单调了？这个“后现代文化”，有四个毛病（且不说无数好处）：即时享受，乱跟潮流，图像消费，数量崇拜。《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反其道而行之：细赏慢品，保持传统，敬惜文字，寻找质量。老派？或许是。但是难道一个自尊的文化，不需要保留几处言之有物的地方？
100年纪念专号，也编得奇怪：没有政界商界贺词，只有两篇回忆纪念，而实之以30名全套重量级人物的书评：斯坦纳（George Steiner）评海德格尔“四大高足”，艾米斯评《1917俄国纪实》，朱利安·贝尔（30年代武汉大学那位著名“英国情人”的同名侄子）评古画色彩。如此百年纪念，宠辱不惊，我行我素，极有《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