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谈至此，令女事务员整备茶具，各饮杯茶，续言：“此二十四箱古书，后经培利奥氏调查，大体有完本三千，破烂本六千，合计约九千，五箱绘画工艺部，有描于绢本或麻布上绘画与绣佛约五百件，工艺品百五十件，此等价值，只合马蹄银四个，每个值十余元，合计约五十元，这一些价值，较任何便宜。”
在斯氏探险终了后十二三年，刻行庞大之五册报告书（Serindia）中，有其大部目录。例如古汉文写经中，有北魏正始元年之《胜鬘义记》等，是西历504年，日本武烈天皇时代，为千佛洞出品中之最古者，唐经等不足珍奇，从六朝至隋代者甚多，有后周保定元年年号之《大般若[经]》，有铭注隋开皇十三年之《大智度论》，就日本言，是推古天皇二年，为纪念初期日本佛教创建难波之四天王等，至于敦煌千佛洞，早已开放教学之花，而佛教大学之盛观，于此得以想象，此千佛洞之古写经中，所为逸经者甚多，曾收入最近完工之《新修大正藏经》中，其数甚多，有从来但知其名，未见实物之珍本，疑经伪经亦不少，这不单为佛典，就道教言，亦属很重要者。此外有唯一拓本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是渡列乙聂斯托里创立一种新基督教，唐代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基督教之一种景教，即景教之汉译经典，还有摩尼教、祆教，即拜火教之教典，四书五经及各方面之古书，因有唐及唐以前者，故对中国之研究，不得不于此一变，更有藏文、梵文、土耳古文及现在称做死语之西藏古代语，从此等研究上，始知东亚之历史上，必要几许之修正。由此意味，千佛洞石室之开放，在文化史的见地上，是极重要之大事件，此非斯氏一人之力，须俟后来培利奥[即伯希和，下同]氏之携来品，两者相合，始得完成。培利奥氏之去敦煌，在斯氏大收获之一年后。
“先生曾言，培利奥氏教授当年[年]龄极轻，究有多少年纪？”
“大约三十左右，正在盛年，更能笼络王道士，而有大收获，且斯氏对汉文是盲目，故须赖蒋氏之助。培利奥氏，育于印度支那半岛，为该地东洋学院出之教授，曾于清代留学北京，是一少壮的中国学者，自用中国的姓名。”“以培利奥为队长的法国探险队，专属于中亚探险联［盟］之法国部会事业，在多数法国的东洋学者中，起用此年龄仅三十之少壮学者，是非常的拔擢。汉地之探险，如此年轻，亦颇相宜，培利奥之于考古学、文学、言语学，此外之伟伊荣氏长于地图天文博物，诺爱脱氏则长于写真摄影，各自分担专门领域，几费一年的准备，于1906年六月中旬，由巴黎出发，相当于斯氏离印的二个月之后。”
“他们组织了七十四头大驼队，越过葱岭（Pamir），取道天山南路，向库车前进，英国探险家成向北对峙之形。”
“西域地方，在往古虽非常盛行佛教，然自中古****得势以来，几乎绝迹，欲寻觅佛教遗迹，非常困难。培利奥氏勇毅非凡，在上休加尔地方滞在一月，获得****侵略前之多少佛教资料，在托姆休克附近之一遗迹地方，发现小佛像，有雕刻之木片、货币、陶器、木简、神像等，有许多意外之收获，至翌年正月，抵达库车。”
“库车是古之龟兹国，即赫色勒，译经史上有不朽大名的罗什[鸠摩罗什]，即此地人，有名之法华经翻译，其原典并非取自梵本，传说是龟兹语重译，其后小乘有部之直系，玄奘所谓都货罗国之佛徒，奋然兴起，试于东方布教，在这龟兹，以大设计建立约一百个洞窟伽蓝，极轮奂之美，以此为中心，向东西活动，故在五世纪后，得发牵小乘有部之猛威，因此观其壁画，第一引人注目者，是西欧风之阴影法，女子之颜貌、衣饰，均有西欧之风，题材之本生谭，多数属于小乘。
“龟兹千佛洞的绘画与敦煌千佛洞之绘画，手法虽相似，而取材及情绪不同，是任何人所感觉的。敦煌有西藏作风，又有大胆的中国作风，完全不可比较。然龟兹千佛洞中，新描有八十种本生谭，约有二百幅壁画，由此知本生谭之全盛，是小乘佛教之特征。至敦煌之壁画，多净土变，地狱变，尤以观经变曼荼罗等居多，这是教义使然，白莲社之慧远法师，是敦煌出身。慧远在中国避暑有名的庐山，于虎丘上讲经义，即所谓虎丘讲经，顽石点头，是隋代高僧，中国净土教学之最初一人。总之培利奥亦说过，‘库车千佛洞之壁画，被七世纪至九世纪之壁画所蔽。’”“培利奥于此获得中亚梵语之文书，惜腐蚀已甚，不堪手触，因昔之高昌国，现在之吐鲁蕃[番]，已经德国探队一行之搜索，故培利奥氏决向敦煌，因鉴于库车之千佛洞，故更想走向敦煌千佛洞。”
“在迪化[乌鲁木齐]滞留中，照例与当地的大官及王家，酬外交礼仪交际，由构筑王城之端王招宴，是古耳大宴席。由此知沙漠之各町，皆由蒙古及土耳古王居住，端郡王很有新知识，对培利奥之博学钦仰，谈及敦煌，即赠以千佛洞出品有三界寺印之唐经一卷，是八世纪之写经，并谓自己曾二次参诣千佛洞，大约在十年前，住持发掘某灵窟之沙，无意中发见一密封已久之书库，藏有数万卷古写经，取出若干样本，送至兰州总督及各方官吏。
官之命令，是命他照旧封存，此唐经即在当时得到，其余的经卷，大体与此仿佛，英探险家到彼后，虽不知其详，据传闻，获得很多古书，然决非书库之全部，当然有所剩留，先生是大方家，请速到彼为是。”
“培利奥始终注意于斯坦因，现听此说，真是晴天霹雳，所幸在库车地方，自己已有相当收获，且听端郡王说来，敦煌书库之容积，相当之大，则斯氏食后所余，亦可想象，斯不能读汉文，他第一回在和阗的发掘，凡出土之汉文，全部赖大英博物馆东洋主任助手，始得有研究发表，则彼于边疆汉地之情状，自能想见，而有极多汉文古写经之千佛洞书库，或许正在等待我，万事必须早临其地，始得明白，而现乐天之法国人之个性。”
“此第二文化侵略者，继续前进，从事吐鲁番、哈密之探险、摄影，于二月之末，抵达敦煌千佛洞，离开第一个文化侵略者之最后露脸于此。大约十一个月之后，是1808年，培利奥在营幕中，从有三界寺之古写经，研究其纸质、笔法、变成自己脑中学识，住持王道士如例正向漠邑托钵中，因二个月后，即到每年大祭之期，故努力募化，且据说道力已进，有请去治病祈祷者，盖王道士已成该地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