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所因修建职员宿舍，於八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在后园土地祠（该庙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残塑中发现六朝残经多卷，当经鸿召集全体职员并邀请现正在千佛洞工作之西北考察团考古组向达、夏鼐、阎文儒三先生参加检验，详细记录。计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其中有题记年号者，计北魏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写佛说灌顶章句拔除罪过生死得度经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丰国写孝经残页三种。此外尚有六朝职官名册残页，均甚名贵，现经匆促编造初次查验目录。该项残页现妥存本所，此次发现，实为史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闻，本所成立于盗窃俱空之际，有此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之“敦煌学”又增加若干研究资料，亦中国文化之幸也。
常书鸿谨志于莫高窟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
参加检验本所职员：
常书鸿
张琳英
刘荣曾
李 浴
陈延儒
苏莹辉
邵 芳
陈芝秀
董希文
辛普德
监验人：向 达
夏 鼐
阎文儒
纪 录：苏莹辉
李 浴
刘荣曾
另外，著名敦煌学家、当时作为监验人之一的向达先生，在同年就发表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对此也有简单记述：“难为王道士当时除隐匿不少外，并将经卷任意置于新塑佛像府（腹）中。最近国立敦煌研究所于八月三十日所经（得）六朝残经，即王道士藏于佛像腹中者也。
研究所后园原有一土地庙，中杂置土地及龙王像。研究所近将土地庙改为工人住室，工人遂于弃置外间之新塑二残像中发现残经一大捆。此间塑像，显以二木杆缚成十字，于木杆上缠以芦苇或芨芨草，然后再傅以泥土，加以搏捏。今此发现残经之塑像，即以经卷替代芦苇，是以外傅之泥土破裂，经卷即赫然外露。研究所予以初步点查，计编六十八号，凡七十余段。”
8月31日，窦占彪又持来经卷一包，说此乃研究所临时雇员泥瓦工马志华、秦志和将另两尊残塑打破，从土块夹缝中获得的。
1944年8月30日和3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五尊残塑中所获经卷，经过检查清点，计有佛家经、咒、疏等79件，编为61个目录号。孝经2件一个编号，诗经、记帐单、北朝幢将花名册、抄经起讫记录等各一件，各占一个编号。此外，尚有写卷碎片32件，分做两包，各占一个编号，由苏莹辉整理编目。
土地庙文书的发现，当时即引起了学术界重视。中央社为此发的《六朝藏经敦煌发现》的消息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八月三十日修建职员宿舍，于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六朝藏经杂文共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此种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学者之‘敦煌学’，更增加若干资料。”苏莹辉当即介绍了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始末，并很快发表了藏经目录。
土地庙发现的遗书，共68卷，除苏莹辉所编目录之第11号《诗经残卷》，1951年在首都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携至北京，一直为故宫博物院保存外，其余67卷均藏敦煌研究院。1977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公布了施娉婷、刘忠贵整理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该目录包括土地庙遗书。为了与藏经洞遗书相区别，在每卷卷名末尾注一“土”字，混编于院藏目录之中。
关于土地庙遗书的性质，即是否为藏经洞遗书的组成部分？由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敦煌遗书运送北京时，王道士私藏了一部分，1912年初，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曾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一些；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也从王道士手中骗购去600多卷。因此，当时一些学者即认为土地庙遗书是王道士藏匿的藏经洞出土文书。如前引向达先生文中即持此说。另外，当时西北考察团考古组成员、土地庙遗书监验人阎文儒先生也说：“1944年8月30日，我们在莫高窟住的时候，国立敦煌文物研究所（应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因建职工宿舍，在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像内，发现了六朝残经六十七卷，残片一包……这像是王道士所造的，在塑像时为修功德，他特将许多石室中的卷子，缠在像的中心柱内。在百劫之余，又出现于人世。”傅振伦先生在《敦煌千佛洞文物发现的经过》一文中也持同样的看法，即1944年“还在清末王道士所造的泥塑佛像身中，发现了六十九卷的写经”。从上引向达、阎文儒、傅振伦先生的论述可知，他们都认为出土经卷的土地庙残塑像，乃是王道士所造，由此便意味着土地庙文书原为藏经洞旧物，是藏经洞遗书的组成部分。
到了80年代，随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伴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土地庙遗书性质的探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为探明这一疑案，专门走访了土地庙遗书出土时的两位当事人——窦占彪和常书鸿。
窦占彪告诉笔者，他听当年上寺主持喇嘛易昌恕和中寺主持杨和尚说，他们的师祖师父讲，土地庙的五尊塑像，原在今莫高窟画店西侧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庙里，此庙年久倾圯，清代修建中寺才把那五尊塑像搬到中寺后园，另建土地庙予以安置供养。常书鸿先生告诉笔者，他听易喇嘛说土地庙是道光十七年修建的。
李正宇先生根据访问的有关情况总结：“参酌窦、常二位先生转述的口碑资料，我们大概知道，土地庙建于道光间，而土地庙中的五尊残塑，则是从别处搬来的，其塑造的时间又当在道光十七年之前很久。”并结合有关材料判断：“土地庙不是王道士所修，五尊残塑中所出经卷也不是王道士藏纳的。当然这宗遗书也不是藏经洞散出之物。”
对敦煌遗书研究有素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也对土地庙遗书进行了详细探讨，他认为土地庙遗书皆属5世纪中叶，其内容多样而全为断片。如果王道士要挑选数十件残卷装入塑像的话，为什么他只挑选北魏中期的卷子，而且还都是零碎断片呢？因此，池田温先生“断定土地庙遗书之来源一定不由藏经洞遗书”。并根据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推测：“五世纪写经之类，除敦煌以外吐鲁番及龟兹地方均曾有发现。其内容及形式大概相似，并无明记钞写人地之跋文，弁别颇为困难。土地庙遗书之制作地，固然敦煌地方可能性大，但是未得明证以前，尚应考虑其他地域为妥。”
既然土地庙遗书并非藏经洞旧物，那么作为整个敦煌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藏经洞遗书相比，有何特点呢？
根据学者们对土地庙遗书的考察、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1）时代：土地庙遗书都是唐以前的早期写本，它上起北魏，下至隋代，绝大部分属北魏中叶。而藏经洞遗书则以唐五代写本为主，北魏的资料比较缺乏，因此从时代上看，土地庙遗书具有较大的价值。
（2）内容：土地庙遗书中没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经典，意味着这批遗书收藏之日，道教、景教、摩尼教在敦煌尚未盛行，表明在北朝时期莫高窟还仅仅是一座佛教圣地。到了唐代，莫高窟不仅是佛教圣地，而且还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各种学术文化荟萃之地。因此，土地庙遗书品种单调、范围有限，不像藏经洞遗书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另外，土地庙遗书全是汉文文书，没有一件西域文字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写卷。而藏经洞遗书除以汉文文书为主外，还有梵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吐蕃文等各种民族文字的写卷。
（3）形式：藏经洞遗书除写卷外，还有印本、拓本，而土地庙遗书无一印本、拓本，装帧形式单一，它表明在北魏时代，拓印、印刷和装帧尚不发达，至少表明新的装帧技术尚未传到敦煌。
三、大胆的推测
除了藏经洞遗书和土地庙遗书外，敦煌是否还有其他的批量遗书发现？早在伯希和的敦煌笔记中，就已经对此作了初步探讨。在伯编181号窟，即敦编464号窟中，伯希和有这样的记录：
该洞部分地被废物碎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了。我们于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文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在元代可能于该洞中有一个刊经厂。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4部不同的书籍，1本几乎是完整的蒙文小册子，写有从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从而使人联想到了我在163号洞（敦编第16号窟，作为藏经洞的17号窟即开在16号窟的甬道上）中于经捆之外而发现的那个本子，我曾怀疑它是蒙古文而不是回鹘文的。如果它是回鹘文的，那么它就应该是自1900年以来才后放入第163号洞中的。这些书籍都已遭虫蛀和被撕毁了。
从伯希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考察笔记可以看出，当时就已在敦编464窟中发现了部分文书。但由于伯希和笔记一直没有公布，因此，伯希和的这一记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464窟中出土的文书却已流散开来。
1974年10月，日本龙谷大学百济康义先生曾赴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回鹘文写本，对该馆所藏回鹘文写本进行了编目、定名等整理研究。此后百济先生又几次访学斯德哥尔摩，并对日本各家所藏回鹘文写本与瑞典藏本进行了对比，从中发现一些写本出自敦煌，但并非藏经洞（即第17号窟）所出，因为它晚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
1982年，百济先生又根据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181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464窟）出土资料，得知一批写本（主要是回鹘文写本）确实出在464窟，而且其中一部分与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为同一写本。这批回鹘文写本有：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藏41件；日本藤井有邻馆藏西域古语资料27件；羽田亨氏藏西域古语摄影资料75件（下落不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均收藏若干件。由此推断，这批写本估计同出于敦煌蒙古期（元代）建造的窟中，书写年代在13世纪至14世纪。由于伯希和在资料中明确说得自他编号的181窟，从而可知，这批资料出自敦编第464窟。
这批回鹘文经典既有写本，也有印刷本，时间在13世纪至14世纪间。其书写者是蒙古人，而使用的语言却仍是沙州回鹘语。其中继速来蛮西宁王之后，其子阿速歹、速丹沙、养阿沙仍崇信佛教，书写印刷佛典。速来蛮西宁王之后坐镇沙州的后继人史无明载，从这批资料可知为速丹沙，从而证明西宁王之王统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
464窟为元代重修，其东壁门南、北有回鹘文题记。该窟的封闭时间，从回鹘文文献年代看，最早应是明代初年。这批写本的发现和开始流失应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斯坦因到敦煌时，伯希和也劫走了464窟的一些回鹘文文献。其后，瑞典人似亦涉足敦煌，窃走一部分回鹘文写本，至于日本各家所藏，除天理图书馆的藏品乃张大干先生赠送外，其他情况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