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有些已失佚不传；有些还遗存于地下，或密藏于洞窟山岩。可能有一天，它们将被发现而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一部分。
在古代，曾有两次文物典籍的发现，即汉代的孔壁古文和晋代的汲冢竹书，都与文化有极大的关系。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的典籍文物，又有几次大的发现，即河南安阳殷墟甲骨、西陲汉晋简册、明清两代的内阁大库档案、敦煌千佛洞文书。这些文物典籍的发现，尤其是敦煌文书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并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学科——敦煌学。
一、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距今尚不足百年。但由于现存记载相互矛盾，更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其发现时间及过程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据王道士墓志——《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记载，藏经洞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899年。王道士墓志是民国20年（1931年）赵玉明、方至福为其师、师爷道士王圆箓去世百年而立。墓志嵌于莫高窟对岸王圆箓墓塔上，为木质阴刻，面南，高174厘米，宽75厘米。碑首中央篆刻“功垂百世”四字，其两旁各刻一龙。墓志全文如下：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日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练。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官，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茸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壮严，洞宇於焉之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轮虽渺，道范长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子：赵玉明
千佛洞太清官徒 稽首谨志
孙：方至福
《墓志》所说的太清宫，俗称下寺，与藏经洞所在的16号窟，近在咫尺，东西毗邻，原为王道士的法堂及居室。
立《墓志》者乃王道士的徒子徒孙，并且距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已有30年之久。《墓志》中所述情节与实际情况又不完全相符，内有虚构、浮夸之词。所以此说虽有根据，但未必准确，学术界鲜有附会其说者。
另一说发现于光绪二十六年，是年为庚子年，即公元1900年，此说目前为学术界所公认。庚子发现说，最早见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日记》说：“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铺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
叶氏记此事之年，距发现藏经洞只有3年，比较可信。
1900年发现说也见于《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此碑为木质阴刻，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碑嵌于三层楼下层洞窟，今编16号窟甬道南壁。碑高230厘米，宽89厘米。《功德碑记》全文如下：
三危为敦煌望山，其西麓有千佛洞。稽诸志乘，即古雷音寺，未详创始何代。梵宇立唐时残碑尚云再修。历年邈远，迄今无考。但倚幽崖深谷间，疏岩凿石，缔造佛像万计。或装塑宝座，或绘画悬壁，色相庄严，灿然妙善，足征西域当年修佛之胜也。后经兵燹蹂躏，佛像屡遭毁废，龛亦沙压倾圯，梯级多断，攀缘莫逮。千百载而下，追溯古迹，每足动人感慨之思。然兴者不废，废者复兴，尤存乎其人而已。丁酉之岁，邑从九戴君奉钰倡首续修，聚众善之赀力，营艰大之工程，左提右挈，其运意为独挚矣！始构大雄之殿，继兴大士之宫，畴昔荒刹萧索，不蔽风雨，今则洞宇峥嵘、观瞻辄资景仰。苟非竭诚补茸，即阅五六年，殊难告厥蒇功。而鄂省羽流圆篆，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银座，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门洪誓立。参考正史，建中二年沙州沦陷吐蕃后，逾七十年，刺史张公义潮正于大中五年以瓜沙等十一州收复归唐。遂改沙州为归义军，以义潮作节度使。由大中而至于今，且千有余岁，是圆箓孤志劈画，吾乡人众创见千岁遗蕴之物，亦甚异。圆箓测度藏经佛龛，结造三层楼，仍属戴君奉钰提倡而振作之，庙貌焕乎维新。功既竣，请余援笔而付剞劂。谨略述其梗概。若夫润色鸿业可大可久，更于继起有厚望焉！是为记。
敕授文林郎、侯铨试用知县、丁酉科选拔联捷举入郭磷谨撰并书。
例授登仕佐郎、吏部候选巡政厅、从九品、经理社首戴奉钰督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即选儒学训导、岁贡生、社首习登瀛监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候选儒学训导、附贡生、社首马育江监修。
经理社首戴号公 陈正言 杨春洲殷善言 戴化勋 胡从义 住持王圆箓
徒：王明发 赵明裕 仝修。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岁次柔
兆敦孟夏之月上浣毂且
立
此碑所记“庚子孟夏”发现说，有可能源于王道士之口，因为王道士曾亲自参与三层楼修建之事，所以其说比较可信。
1900年发现说，还见于王道士的《催募经款草册》（又名《王道士荐疏》）。此件为梅红纸墨书，现存敦煌研究院。《草册》是以王道士名义写出，上报催拨经款的。《草册》说：
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伏俯叩恳
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磷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覆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二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
谨禀
《草册》对藏经洞的发现时间说得十分具体，即1900年6月22日，与庚子孟夏之说吻合。而且还提到贝希和、司代诺（即伯希和、斯坦因）二人“请”去佛经万卷之事，故此件应写于1908年之后不久，应当说是可信的。
此外，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都说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他们二人必亲闻之于王道士，所以与庚子发现说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即王圆箓做了道士，来到敦煌后，生活无着，投宿于莫高窟。此时的千佛洞寺院，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番经，惟独王圆箓能诵道经，说中原语言，所以人们大都求他礼忏。其生活因此渐渐好了起来，于是就雇一杨某写经。杨某在第16窟甬道中置一桌案，经常在此伏案写经。抄经休息时，常以芨芨草点旱烟吸之，也经常把燃余之草插在墙壁裂缝中。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杨某又在此伏案写经，这次他与往常一样，吸完烟后就把燃剩的芨芨草插在背后墙壁裂缝中。奇怪的是这次却草插而不可止，用手击之，发现内中是空的，因而甚感惊异。杨某把此事报告了王道士，王道士即与杨某合力破其壁，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人，用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则为一小甬道，人内为一复洞，由此发现了藏经洞。此说没有旁证，也近于传奇，聊备一说，仅供参考。
二、土地庙文书发现记
敦煌遗书，主要是指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大批遗书而言。除此之外，还应包括1944年土地庙残塑中发现的少量文书。
1944年7月初，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建职工宿舍，准备拆除中寺后院中的土地庙，先将庙内土地、山神、牛王、马王、药王等五尊残塑像搬出，放置在土地庙外西墙根下。8月30日上午11时许，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警长）窦占彪打破其中三尊残塑，发现残塑体内中心支柱上缠裹着一些经卷，当即由警长窦占彪和泥工秦司等将这些经卷持送到所长常书鸿同志的办公室。常书鸿同志让研究人员苏莹辉、刘荣曾共同检视包封。下午4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常书鸿、董希文、李浴、张琳英、陈芝秀、邵芳、苏莹辉、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等留所全体同志，在考古组启封检点，“并敦请中研院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夏作铭（鼐）、向觉明（达）、阎述祖（文儒）三先生莅场监视，以昭郑重”！由苏莹辉、李浴、刘荣曾记录登记。
关于土地庙文书的发现，最早最基本的记录是当时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之报告：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於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发现藏经初步检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