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把大脑看作是有机体的寄生物，好像它就是寄居在身体里的佣人。一个人充分享受自己意识和人格的时间，乃是生存得以休息的产物。一般而论，生存只是为了操持劳作和奋斗。但人们极度闲暇会导致什么呢？——烦恼和沉闷单调。当然，当闲暇为感官的快乐和愚蠢所占据时则会例外。从人们度过闲暇的方式，我们看到，有价值的闲暇是何其的少。如阿里奥斯托评价：虚度时光的无知者是多么悲哀啊！——凡夫俗子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打发他们的时光，而天才则力图利用它。智力有局限的人之所以容易烦恼，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智力不过就是意志的原动力借此得以发生作用的中介而已。无论何时，导致意志运动的东西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意志停滞不动，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便会告假歇息。因为与意志同步平行，所以它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使其活动起来。其结果便是人所具有的一切能力都变得停滞迟钝——一句话，烦恼。为了消除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便去从事一些琐事以求得片刻的快乐。为了使人的能力活动起来而寄望于意志，亦以此推动智力的活动。这些活动与真实自然的运动相比，就像纸币和硬通货的关系一样；因为它们的价值不过是随意的而已——玩牌以及诸如此类的把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出来的。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他们就会玩弄自己的大拇指或不断敲击桌子，亦或以雪茄来作为锻炼其智力的代用品。所以，在所有的国家，社交场合主要的消遣方式便是打牌。打牌是衡量一个人思想是否空虚的标准和外在标志，因为人们不去想着从事其他事情，而去打牌，试图去赢得别人的钱财。所以我认为，要给打牌找藉口的话，可以说打牌为进入大千世界以及从事商业活动做好了准备，因为人们可以藉此学会如何巧妙地利用那些偶然而又不可改变的情况，以及如何从其中获取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尽可能多的东西。为此，他必须学会迷人眼目，学会如何用漂亮的装潢来掩盖商品的低劣。但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打牌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径，因为它的整个目的就在于用各种诡计和机巧来赢得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在牌桌上所学会的这种习性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就会逐渐把我的和你的财产权利看得和牌戏一样轻巧，并认为，一旦他不受法权的制约，他便可以尽可能地利用他拥有的一切有利条件，我这里所说的例子是指商业活动中的日常事件。因为，闲暇乃是生活之花，亦或生存之果，闲暇使人回归自我。的确，只有那些自身拥有某些真正的东西的人才是幸福的人。但你会从绝大多数人的闲暇中得到什么呢？——惟有毫无价值的伙伴。他们对自己感到极其烦恼并认为自己是个包袱。
没有什么国家比很少输入商品或根本无须进口的国家生活得更美好的了，同样，最幸福的人乃是精神富有的人，对外在的生活条件需求极少或无所需求的人，因为舶来品的价格昂贵，如果对进口货的需求具有依赖性，会导致危机，引起人们的烦恼，实际上它们不过是国产品粗劣的代用品而已。人们不应当从别人那里期待过多，或对外部世界要求过多，一个人能给予别人的东西并不多，每个人最终都得各自为政，重要的是各自为政者是谁。所以，这里有另外一条真理，歌德在《诗和真》中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人们在一切事情上最终都不得不求助于自己，或像哥尔德斯密斯（Goidsmith）在《旅客》一书中写的那样：
无论何地，我们把自己托付给自己。
自己的运气要靠自己创造或发现。
“自我”是人们所能获取的最美好事物的最伟大的源泉。愈是这样——即人们从自身发现其快乐的源泉——他便愈幸福。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到这样一条伟大的真理：“自足者常乐”。因为幸福的其他源泉，在其本性上都是不可靠、不确定、转瞬即逝和偶然巧合的。所以，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它们也容易耗尽一空，而且这是不可避免地，因为我们并不总是能轻易达到它们。在老年，这些产生幸福的源泉必然会枯竭干涸——爱情、才智、旅行的渴望、马背上的欢乐以及社交的能力都会远离我们，连亲戚朋友都会被死神从我们身边夺走。这就愈加要依仗一个人内在的东西，因为只有它才会长久地伴随着他；只有这种它才是终身相依的幸福的真正持久的来源。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得到更多的东西了。世界充满了悲哀和痛苦，如果有人能摆脱悲哀和痛苦，无处不有的烦恼则在等待着他，别无选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愚行发生了最大的喧嚣。命运残酷无情，人类孱弱可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内心富有的人才像圣诞节明亮温暖、充满幸福的房子，而外面则是数九寒天黑夜里的冰天雪地。所以，毋庸置疑，谁拥有这种杰出而丰富的人格，谁便能获得世界上最为幸福的命运，特别是具有天才的人更是如此；这就是最幸福的命运，虽然它并不光辉夺目。
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在十九岁时对笛卡尔有过这样一次聪明之极的议论，抛开道听途说，当她从一篇文章中得知笛卡尔在荷兰极其孤独地生活了二十年之久后，她说：笛卡尔先生是一位最幸福的人，他的处境真是太令我妒忌了。当然，要像笛卡尔这样，一个人还必须要有足够有利的外部条件，使他能够成为自己生活和幸福的主人；或者正如我们在《传道书》里所看见的——“智慧加上遗产是美好的，对活着的人是有用的。在天性和命运中已被赋予了智慧的人，最为关注和渴望的、是维护他固有的幸福的基础。为此，必须能够独立自主并享有闲暇。必须甘心情愿地克制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娱乐消遣。因为他的愉悦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局限在外部世界。所以，你不会因渴求加官进爵、牟取钱财、贪恋名声或同伙的赞誉而误入歧途，也不会为满足低俗的欲望和粗鄙的趣味而放纵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听从贺拉斯在给乌其纳斯（Maeccnas）的书笺中所作的劝告：舍弃其内而求诸于外，为着荣华富贵而放弃心灵的平静以及闲暇和独立，不啻为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即我时而赞美牲畜之饱食，时而倾向阿拉伯人的富有悠闲和自然奔放。而这正是歌德所做的，其乐趣则来自于另外不同的方向。
我在始终秉持不渝的真理，人的幸福主要来自于内在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极为精当的评说。他认为，一切快乐皆以某种活动、某种能力的作用为先决条件，离开了这种活动或作用，就不可能有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就在于自由地发挥他的最高能力。斯托饱乌斯（Stobaeus）在诠释逍遥派哲学时对这一思想也进行了确切的阐明，他说，幸福意味着在所从事的一切事情上，行动具有魄力且富于成果。他解释说，他用的“活力”（arete）这个词，是指驾驭一切事物的能力，不管这是什么样的事情。自然赋予人力量最初的目的是使他有能力去和那些全面困扰他的难题进行抗争，抗争一旦停止，那些没有被动用发挥的力量便成为他的负担；他除了依靠这些力量来引起别的痛苦和烦恼的原因外，使用这些能力根本就没有任何别的目的。正是上层的富人们，他们才是受烦恼折磨最深的牺牲品。卢克莱修在很早以前就对富人们的可怜样子作过描述，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认为他的描述包含着真理：
“那些厌倦于呆在自己家里的人，
常常离开他的大厦到外面去了，
但他立刻又转回来，
因为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
他骑着马疾驰而去，
疯狂地奔往他的别墅……
就像赶去帮忙救一座燃烧着的房子。
当他双脚一迈进门槛的时候，
就立刻打起呵欠来，
或者昏昏沉沉地，
寻求着把一切都忘却，
或者急急忙忙地再赶回城里。”
这种人在年轻时一定体力过剩并且精力充沛——那不同于心灵能力的力量，这些力量并不能使充沛的活力长久得以维系。到了晚年，他们在精神土的力量就荡然无存，也不会再有想发挥这些能力的思想，所以他们处境困窘，但他们还有意志，因为这是他们惟一的没有枯竭的力量，他们用容易使人激动的兴奋剂，来刺激他们的意志，诸如给靠运气取胜的游戏下大赌注——毫无疑义，这是一种最堕落的恶习。也许有人会泛泛而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发觉自己无事可干，他必须选择某种他所擅长的、合适的娱乐——如玩球、下棋、打猎、绘画、骑马或听音乐；打牌或写诗，研究文章或哲学；或对于其他科学和艺术的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我们可以把这些爱好还原为三种基本的能力或因素。即，这些能力或因素形成了人的生理构造，而且，我们可撇开这些能力自身任何有益的明确的目的，把这些能力自身看作是引起潜在快乐的三种根源，并且每个人根据他在某一方面或别的方面的特长，从中选择对他合适的东西。
首先是由于旺盛精力而产生的快乐，对于食物、美酒、休息和睡眠的快乐。听说，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这些快乐有不同的特点和民族特色。其次是由于具有强健的体力而产生的快乐，如散步、跑步、跳舞、击剑、骑马以及类似的休闲，有时这种需求采取运动的形式，有时则采取军事生活及战争的形式。第三，是由敏感性引起的快乐，如观察、思想、感觉，或对于诗歌或文化的鉴赏力、音乐、学习、阅读、沉思、发明、哲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至于每种快乐的意义，相对的价值以及持续的时间，也许可以谈论许多，但是我想还是让读者自己填补这个空白好了。然而所有的人将会看到，所发挥的能力愈杰出，那么它所产生的快乐便愈多；因为快乐总是包含着使用自己的能力，经常更新的快乐，才能构成幸福。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人否定：敏感性的快乐要比其他两种基本的快乐更为重要些。因为这两种快乐也一样地存在于野兽之中，只是在程度上更高一些罢了。敏感性的优势便将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精神的力量乃是敏感性的形式，所以敏感性的优势能够使我们获得与心灵相关的快乐，所谓的理智的快乐，敏感性愈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么便能获得愈多的理智的快乐。
寻常之辈只对能使他的意志激动起来的事物特别感兴趣，就是说，对那种让他个人高兴的材料感兴趣。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不断地刺激意志决不是一件纯粹的美事；它包含着痛苦。纸牌游戏这种无处不有的“优雅社交”的一般娱乐，便是为着提供这类刺激而发明出来的，而它的乐趣是如此短促并且微不足道，因此所产生的结果反倒是真正的不尽的痛苦。实际上，纸牌游戏只不过能激动意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