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对于幸福来说，“人是什么”要比“人有什么”以及“他人的评价”重要得多。“人是什么”以及“人自身固有的东西”永远都是我们所要考虑的主要事情。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人的个性都伴随着他，使他的存在呈现出个人的色彩。所有的享受，如快乐主要取决于自己，特点是肉体的快乐，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而精神的快乐就更是这样了。英语“自得其乐”极其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我们知道，决不会有人说“他享受巴黎”，而是说“他在巴黎享乐”。对于病态的人，所有的快乐犹如口中的美酒，总带有一股胆汁的苦味。所以，人生的幸与不幸极少是因为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东西造成，而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待人生的方式，取决于我们一般的感受性的程度和性质。“人是什么”以及“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即人格，由它造成的一切，乃是我们的幸福和福祉惟一直接的源泉，其余的只是媒介和手段，因而不会对幸福产生根本的影响，但人格的影响就不同了。由个人品性所激发起来的嫉妒为何很难平息，其原因也就在此。嫉妒是人们隐藏得最为小心谨慎的一种情感。
此外，在我们的经历和磨难中，是一些持久而且永恒的东西形成我们意识；在我们活着的每一时刻个性或多或少都在左右着我们，其他方面的影响则是偶然的、转瞬即逝的，并且受到各种机遇和变故的制约。亚里士多德说：始终不渝者并非财富，而是品格（《欧德谟伦理学》第七卷第二章）。为此，人们宁愿忍受来自于外在的不幸，而不愿忍受来自于自身的不幸，因为运气会不断变化，而品格则不会。源自内心的福事——高尚的品性、杰出的才智、优雅的气质、开朗的心境和完美健全的体格，总之，健康身体内的健全的精神，乃是幸福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与看待外部财富和外在荣誉的态度比较，我们应当更加注意保护和促进上述内容。
所有这些，最能直接使我们获得幸福的，是愉快而美好的心境，这种良好的性格因为自身而直接受益。快乐惬意的人总是有很好的理由去快乐，其他任何东西决不会代替这种性格。小时候我读过的一本古书里有这样的话：“你若笑口常开，你便幸福；你若悲哀不已，你便不幸。”多简洁的格言。正因为简洁，我才一直没有忘记。所以，一旦快乐敲响了我们的大门，我们应主动为它敞开，因为快乐是不会贸然闯入家门的。但我们却常常为是否欢迎它踌躇不前。我们想确信，自己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满足，但我们又惟恐精神的欢乐与严肃的反省以及深沉的忧虑相抵触。快乐是一种直接的获取，它对于幸福好比实实在在的货币，而不是银行的支票。惟有快乐能使我们在此时此刻获得眼前的幸福，这是人的幸福，它处于两个永恒之间的那一瞬。促进这种快乐感并使之得到有效的保障，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最高目的。
的确，带来快乐最少的是财富，给予快乐最多的却是健康。我们正是在低等阶层那里，在所谓的工人阶级，特别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脸上，看到了欢乐和满足；而在那些富有的家庭，在上流社会，我们却发现了充满抑郁烦恼的面孔。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保持健康的体魄。快乐是盛开的健康之花。人们要保持健康就应避免一切过度、狂纵、不愉快的情感以及所有精神上的过度劳累，坚持每天在新鲜空气里锻炼、冷水浴，以及从事诸如此类的能够促进健康的活动。如果每天没有适量的锻炼，我们就无法保持健康。为了充分发挥身体各个部分的机能，生命的每个过程都需要运动，整个身体都需要运动。亚里士多德就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生命的真正本质。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有着持续不断地运动。心脏，由于其复杂的收缩和舒张，才会强劲有力而且不停地跳动。心脏每搏动28次，整个血液就会穿越动脉、静脉以及毛细血管运行一周；肺脏就像一台蒸汽机一样，在连续不断地呼吸；大小肠在不断地蠕动；各种腺体都在不断地吸收和分泌；甚至大脑也随着每一次脉膊的跳动和每一次呼吸，在进行着双倍的运动。人们一旦无法运动了，就会变得像无数被安置在不能活动的场景中的人们一样，由于外部无法活动，而内心又在进行着激烈的骚动，这就会产生一种眩目的、致命的不平衡。所以，连续不断地内部运动需要在外部有相应的运动，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压抑一些情绪。甚至树木，只要枝叶茂盛，也一定会在风中摇曳不定。我们可以用拉丁语简洁地表达一法则：物体运动的规律是，速度愈快动得愈厉害。
如果我们将这两种情况加以比较，即，将精神愉快、身体强壮时和因病痛而抑郁沮丧、烦恼苦闷时的外部环境和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精神，而精神又是何等依赖我们的健康状况。这并非是客观的“事物是什么”，以及“事物自身是什么”，而是以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使得我们幸福或不幸的事物是什么。正如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所说：“人不会为事物所左右，但会被他们对于事物的思想所左右。”概括地说，幸福十之八九依赖于健康，所有事物都会因为我们健康而令我们快乐，没有健康，什么都不会令人愉快；甚至伟大的心灵、快乐的性格，也都会因为没有健康而大为逊色。所以，人们在相遇时，首先就是相互间问候彼此的健康，表达自己对他人身体健康的关注与良好祝愿，这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良好的健康状况是幸福的首要条件。可见，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为了其他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健康，无论那是什么样的幸福，如利益、擢升、学问或荣誉，都是愚蠢的行为。为了转瞬即逝的肉体快乐而糟踏自己的健康的行为就更不必说了。任何东西都不如健康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
而且，健康能在极大程度上带给我们快乐的心情，这种心情乃是幸福的本质。不过，快乐的心情并不完全依赖于健康，一个人可能在体格上极其完美健全，但他可能仍旧多愁善感、忧郁悲哀，并且常常屈从于一些悲哀的念头。我们确实可以在天生的生理构成上，特别是在一个人的感受性和他的体力、肌肉力量的关系之中找到这种心情的最后根据，所以，它是无法改变的。感觉性不正常就会导致精神失去平衡，人们周期性地奔放纵情，会随之有规律地出现颓丧消沉的心理。天才是些坚强或者感觉性敏锐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在哲学、政治学、诗学或艺术方面有着杰出才能的人似乎全是些多愁善感的人。”西塞罗无疑也有同感，他说：“亚里士多德说过，智者多虑。”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说到人的两种天生的气质：
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塑造了一些奇怪的伙伴，
有些人不断地拿眼睛窥视打探，
就像苏格兰吹笛人的鹦鹉放声大笑；
有的人言辞尖酸苛刻，
他们从来笑不露齿，
尽管涅斯托尔发誓说滑稽令人捧腹。
这便是柏拉图区分性格温和快乐的人和性格抑郁难处的人的依据，柏拉图是根据人们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所表现出来的敏感性程度来划分的。所以，某个人感到悲观绝望的事情，会让另外的人感到乐观并充满了信心。一般来说，对不愉快印象的感受性愈强，对快乐印象的感受性愈弱。反之亦然。某事件既可能产生坏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对于性格抑郁难处的人来说，一旦结果不妙便悲观、失望、苦恼、忧伤，即便事件是令人快乐的，他也毫无快乐的兴致。相反，温和快乐的人既不会为不妙的结果担忧，也不会为此恼怒不安，一旦情况有了好转，他就会为此而高兴。有的人办事十次有九次成功，但他并不会为此高兴，他会对其中一次失败耿耿于怀。相反，有的人即使只有一次成功，他也会努力地从经验中找到安慰并保持快乐的心情。我们还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几乎没有什么灾祸是完全得不到补偿的，因为性格忧郁悲观的人所要克服的不幸和苦难，总的说来，多半是虚构出来的，因此不如那些无忧无虑乐观开朗的人所面临的困难和疾苦真实。总是看到事物的黑暗面，常常因害怕坏结果而采取相应行动的人，同总是看到事物的光明面的人一样，也不会经常失望。如果一个人神经不正常，或消化器官紊乱失调，再加上天生的多愁善感，这样由于长期的不安难受，就会使他厌倦人生，导致他产生自杀的愿望，甚至某件微不足道的令人不快的琐事也会令他自杀；而且，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坏的地步时，可能毫无理由也会自杀。一个人因为长期的不幸而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会冷静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决定。受难的人由于平常受到监护，所以他急切地等待着人们疏于防范的那时机，然后毫无内心的挣扎，无所畏惧或退缩，以极其自然随便的抗议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解脱。甚至最健康的人、最为乐观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执意去死。如当他的苦难，或对某一不可避免的灾难的恐惧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这样去做。惟一的区别是导致这种致命行为的必然性的苦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相对于快乐的人来说，这种程度要高得多；相对于抑郁的人来说，少许苦难便可导致自杀。人愈是多愁善感，便愈是容易自杀，甚至走到极端的人没有任何痛苦也会自杀。如果一个人乐观开朗，而且有着健康的身体作为精神的支柱，那么，不遇到灭顶之灾，他就不会去自杀。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之间，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的自杀行为，有仅因为天生的抑郁加剧而自杀，有健康乐观者的自杀，但他们是完全有实在的理由的。美，部分属于健康，它被认为是个人的优点；严格地说，它并不能直接给我们带来幸福。美只是间接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美是在相互引荐时帮助我们生辉的外在标志，使我们在心理上对英俊潇洒的人预先获得某种好感。荷马说，红颜丽质不可轻易丢掉，除上帝之外谁也无法给人以美貌。
只需作一下简单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痛苦与厌倦是幸福的两大劲敌。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有幸摆脱了其中之一，但另一方面则无法摆脱。人生一定程度上游移于这两者之间，其原因在于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双重的对立：外在的或客观的与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困境和贫穷使人痛苦，但境况太好又令人厌倦。换言之，处在社会底层的阶级在不断地为谋取生活必需品、为摆脱痛苦而疲于奔命，上流社会则不断地受到厌倦情绪的侵扰。这种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痛苦的感受性和对厌倦的感受性成反比，因为感受性是直接与心灵的力量相关的。这就像一条法则一样，晦暗麻痹的心灵与迟钝木讷的感觉，以及经受任何刺激也无法使之受到影响的神经，和对痛苦与忧虑的漠然无知的性格相联系，尽管这种痛苦也许很大。精神麻木，从根本上讲，是在许多人脸上反映出来的灵魂空虚，并且对外界各种无谓的琐事表现出持久而强烈的反映。厌倦就是根源于此——藉口充实心灵和精神而不断地追求刺激。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乞求于一些可耻卑鄙的娱乐，一心巴望着社交的乐趣，或依仗着一些“长舌妇”或作风懒散之人，这表明他们并非多么怪异。由于内心空虚，他们乐于与人交际，追求声色犬马穷奢极欲的生活，有多少人因此落了个颓废荒唐悲惨的下场。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再也没有什么比摆脱这种凄然悲伤之事更好的了。精神愈富有，便愈能免于厌倦。而思想的活力永远也不会枯竭！我们可以在自我和自然的各种现象之间找到使我们热衷的新材料，使自我和自然结合成新的联盟，这样，你就会不断激励自己，振奋精神，不懈怠，不使自己陷入烦恼。
另一方面，非凡才智根深于超常的感受性，意志的力量愈大，人的热情便愈高，两者结合起来，情感的能力便如虎添翼；不能忍受各种艰难困苦，对障碍的不满情绪便愈大。由于想像的力量以及在思想范围内所具有的鲜明生动的特性，加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痛苦忧虑的情绪还会被恣意夸大。这对于智商不同的人，从愚蠢至极到聪明绝顶的人全都适用。无论是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来看，人愈是接近于人生的某种苦难的根源，他离其他苦难之源便愈远。所以，人有一种尽可能使自己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符合一致的天性，也就是说，他将与最容易遭受到的苦难进行殊死的较量。聪明的人把追求自由闲适、避免痛苦和忧伤放在首位，他注重恬静闲适、质朴适度的生活，尽量避免各种遭遇。在和所谓的同仁有了一些交往后，他宁愿过隐士般的生活。如若他极富理智，他甚至愿意离群索居。因为一个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愈丰富，他便愈少求于人，同时，别人也很难再给他什么。智力超群的人何以自甘寂寞，其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单是从量上相加便可以使人聪明的话，那么生活在这个伟大的世界上也许是值得的；但不幸的是，成千上万的愚人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一个人聪明起来。
但是，对这个范围里另一种结局犹豫不决的个人，一旦没有了对日常必需品需求的痛苦，便会不惜一切，努力纵情岁月，与名流周旋，贪恋他对欲望中的一切事物。任何离群索居的人都会依靠自己的所有来谋求快乐，这时他的内在所有便会充分展露；而衣衫华丽的愚人则在低劣人格之重压下痛苦地呻吟。他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重负，而资质聪慧的人则会以其富有生气的思想而摆脱单调乏味的处境。塞涅卡指出：“愚蠢自身即是负担。”这与耶稣的话比较，真是千真万确的金玉良言。耶稣说：“愚人活着比死去还要糟糕。”通常我们发现，只有智商极其低下粗鄙的人才喜欢相互交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选择一方面并不过于孤独寂寞，另一方面也不会太过粗俗。可以说，黑人是最喜欢交际的，他们的智力水平最为低下。我记得曾经读过的一篇法文文章中这么说：“北美的黑人，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在最为狭小的场所里，大多数人都喜欢缄口不语，因为他们相互之间不可能有太多的塌鼻子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