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理智健全的人则只对仅仅与知识相关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不掺杂任何意志的成分，这便将他置于一种与痛苦不能相容的境界——那神圣的云霄，“神生活在那里，无比地安祥”。看看这样两幅画面吧——芸芸众生的生活，漫长难熬，晦暗单调的经历，为着个人的康乐，专事于微不足道的福利，而且为此苦苦奋斗，其实是十足的痛苦，那些目的一旦得到满足，人一旦必须依靠自己，生活便会为无尽的烦恼所困扰，因而惟有疯狂的热情才会鼓励他再去从事某种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力量极大的人则富于思想，生活充实多彩，意味无穷，一旦他自由自在地去从事这些工作，那些客观的对象便获得了价值，而且变得趣味横生，从他自身便会产生出最为惬意的快乐来，他所必需的外在激励来自于大自然的作品，产生于对人生的沉思以及伟大的时代和所有伟大国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惟有这样的人才能完全欣赏到这一切。就仿佛惟有他才真正理解和感知到了这些。无数的人只不过是为着他活着；他们向他提出呼吁，其他的人只不过偶然听到这个呼吁罢了，这些人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他们的追随者，都不过局限于一知半解而已。当然，理智的人的这种特性意味着他要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需要，他需要阅读、需要观察、需要研究、需要沉思冥想、需要实践，需要不受任何干扰的闲暇。这正如伏尔泰极其恰当的评说：“没有现实的需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快乐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另外的人来说则拒绝接受快乐，其原因就在于对这些事物的需要——大自然、艺术、文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好事物。如果有个人既不想得到这些快乐而且也无法欣赏这些快乐，那么即使将快乐在他周围堆了起来，也犹如期望垂死的老人陷入情网一样，是完全徒劳的；而人一旦超人一等，便会过着两种生活，即肉体的生活和理智的生活，后者逐渐被人看作是真正的生活，前者则被认为仅仅是达到后者的中介。另外有人完全把这种肤浅空虚、忧虑烦恼的生存方式当作目的。前者对于理智生活的偏爱甚于他的所有其他消遣。由于洞察力日益提高，知识不断增长，这种理智的生活就像一件慢慢形成的艺术品，变得愈来愈连贯一致，永远是那么强烈，并形成一个愈来愈完善的整体。与理智的生活比较，斤斤计较于肉体安逸舒适和范围宽泛而实质肤浅的生活，显得是多么可怜无聊。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人们把这种卑劣粗俗的生活方式当作目的。
在日常生活里，一旦没有激情来刺激，便会令人沉闷厌烦，枯燥乏味，有了激情，生活又很快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那些因自然赋予了超凡理智的人，因自然赋予了除必须听从其意志之命令的东西以外的某些事物的人，才是幸福的人；这能够使他们过理智的生活，过无痛苦的趣味横生的生活。仅仅只有闲暇自身，即只有意志的作用，而无理智，那是很不够的，必须有实在的超人的力量，要免于意志的作用而求助于理智；正如塞涅卡所说：无知者的闲暇莫过于死亡，等于生存的坟墓。由于心灵的生活随着实在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心灵的生活能够无止境地展开。它可能只是各种昆虫、鸟禽、矿石、硬币，或者诗歌与哲学的最高成就聚集起来的标记符号而已；心灵的生活不仅能抵御烦恼，而且能够防止烦恼的有害影响。它使我们免交坏朋友，避开许多危险、灾难以及奢侈浪费，而那些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建立在外部世界的人，则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一切。
凡人们以他们身外之物当作生活幸福的源泉，如财产、地位、妻室儿女、朋友、社交，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一旦他失去了这些，或者一旦这些使他失望，他的幸福的基础便全面崩溃了。他的重心并不在他自身。而因为各种愿望和奇怪的想法在不断地变化着，如果他是一位有资产的人，那么他的重心有时是他的乡间宅第，有时则是买马，或宴请友人，或旅行——简单地说，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也就是他从他的身外之物寻找快乐的原因。正如有些人，健康和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他试图用果子浆和药物来恢复健康和力量，而不去开发利用他自己的生命力，以及他所失去之物的真正源泉。在讨论相反情况以前，我们先比较一下在两个极端之中的这一类人，这种人并没有杰出的精神能力，但理智又多少比一般人要强一些。他对艺术的爱好只限于粗浅的涉猎，或者只对某个科学的分支有兴趣——如，植物学、或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并能在这种研究中找到极大的乐趣，有朝一日，那些导致幸福的外在推动力一旦枯竭，或者不再能够满足他，他便会靠这些研究来取悦于他自己。这样的人，可以说，其重心已经部分地存在于他自身之中了。但这种对于艺术一知半解的爱好与创造性的活动迥然有别；对科学的研究容易流于疏浅，而且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人不应当完全自己投身到这样的追求上来，或者让这些追求完全充满了整个的生活，以致于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惟有最高的理智能力，即我们称其为天资的东西，无论它把生活看作是诗的主题，还是看作为哲学的主题，它要研究所有的时代和一切存在，并力图表达它关于世界的独特的概念。所以，对天才来说，最为急需的乃是无任何干扰的职业，他自己的思想及其作品；他乐于孤寂，闲暇给他愉快，而其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他的重心完全存在于他自身之中；这就说明，这样的人——他们极其稀少，无论他们的性格多么优秀，他们都不会对朋友、家庭或一般说来的公众，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兴趣，而其他的人则常常这样。如果他们心里惟有自己，那么他们就不会为失去任何别的东西而沮丧。这就使得他们的性格有了孤寂的基础，由于其他人决不会使他们感到满意，因而这种孤寂对他们越发有效。总的说来，他们就像本性与别人不同的人，因为他们时刻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差别，所以他们就像外国人一样，习惯于流离转徙，浪迹天涯，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思考，用“他们”而非“我们”来指称人类。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自然赋予他以理智财富的人乃是最幸福的人。主观世界要比客观世界和我们的关系紧密得多；因为无论客观事物是什么，也只能间接地起作用，而且还必须以主观的东西为媒介。
卢西安说：灵魂富有才是惟一真正的富有，其他所有的财宝甚至会导致极大的毁灭。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但需要与之相反的宁静和闲暇，以发展和锻炼其理智的能力，即享受他的这种财富；简单地说，在他的整个一生中的每时每刻，他只需要表现他自己。如果他注定要以这种特殊的心灵影响整个民族，那么他只有一种方式来衡量是否幸福——是否能够使其能力臻于完美，并且是否完成了他的使命，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因此，所有时代最有才智的人都赋予干扰的闲暇以无限的价值，就仿佛它同人本身一样地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幸福由闲暇构成。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苏格拉底称颂闲暇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献身于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或者像他在《政治学》中所说的那样，无论什么能力，只要得到自由发挥，就是幸福；这和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所说的也完全一致，生而有天才并且要利用这种天才的人，在利用其天赋时会得到最大的幸福。
普通人的命运注定有困扰，而且它并不属于人的本性，一般人命中注定终生要为着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谋求生活必需品，他为求生存而与艰难相搏，不可能有过多的智力活动。所以，一般人很快就会对无干扰的闲暇感到厌倦，如若没有一些不真实不自然的目的来占有它，如玩乐、消遣，及所有癖好，人生便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些原因，它受到了种种可能性的威胁，正如这句格言所说的——一旦无所事事，最难的莫过于保持平静。另一方面，理智过于超常，便会同变态一样不自然。如果一个人拥有超常的理智，那他便是一位幸福的人，他所需要的无干扰的闲暇，正好是其他人认为的负担、有害；一旦缺少了闲暇，他便会成为套上缰绳的柏伽索斯，便会不幸。如若这两种情况，即外在的与内在的，无干扰的闲暇与极度的理智，碰巧在同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那将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如若结局一直令人满意，那么便会享有一种更高级的人生，一种免于痛苦和烦恼的人生，一种免于为着生存而作痛苦斗争的人生，能够享受闲暇的人生（这本身便是自由悠闲的存在）——只需相互中和抵消，不幸便会奔走他方。
当然有些观点和这种看法相反。理智过人意味着性格极度神经质，从而对任何形式的痛苦都极其敏感。这种天赋意味着性格狂热执著，想像更为夸张鲜明，这种想像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地伴随着超常的理智的能力，它会使具有这种想像的人产生程度相同的强烈情感，使他们的情感无比猛烈，而寻常的人对于更轻微的情感也深受其苦。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情比引起快乐的事情多。理智的天资使得有天资的人远远离开其他人；因为一个人自身愈丰富，他在其他人那里能得到的便愈少，别人所感兴趣的许多事物，在他看来肤浅而且乏味，这里也许存在着那无处不在的补偿法则的另一个例子。有人常常似是而非地说到，心灵狭隘的人实际上乃是最幸福的人，虽然他的幸运并不为人所羡慕。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在读者自己进行判断前道出我的看法。尤其因为索福克勒斯自己表明了两种完全相抵触的意见。他说：“思想乃是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在别的地方，他又说：“没有思想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旧约全书》的哲人们也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同样的矛盾。如《圣经外传》上写道：“愚昧无知的生活比死亡还可怕。”而在《旧约传道书》中又说：“有多少智慧便有多少不幸，创造了知识就等于创造了痛苦。”
我们说精神空虚贫乏的人因为其理智狭隘偏执平庸流俗，严格地说，只能称作“凡夫俗子”。我宁愿采取更为偏激的观点，用“凡夫俗子”这个词来指那些为着并不真实而自以为实在的现实忙忙碌碌的人；但这样的定义还只是一种抽象模糊的界说，所以并不十分容易理解，在这篇论文里出现这样的定义几乎是不合适的，因为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俗。如若我们能令人满意地提示辨别凡夫俗子的那些本质特征，那么我们便可能轻而易举地阐明其他的定义。我们可以把他们界说为缺少精神需要的人。由此可以得出，第一，相对于他自身，他没有理智上的快乐；如前所说，没有真实的需要，便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凡人们并非靠了获取知识的欲望，靠着为他们自身着想的远见卓识，也不是依靠那与他们极其接近的富于真正审美乐趣的体验，来给他们的生活灌注活力。如若这种快乐为上流社会所欢迎，那么这些凡夫俗子便会趋之若鹜，他强迫自己这样做，但他们所发现的兴趣只局限于在尽可能少的程度。他们惟一真正的快乐是感官的快乐，他们认为只有感官的快乐才能弥补其他方面的损失。在他们看来，牡蛎和香槟酒便是生活的最高目的。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获取能给他们带来物质福利的东西。他确实会为此感到幸福，虽然这会引起他们一些苦恼。即使他们沉浸在奢侈豪华的生活之中，他也不可避免地感到烦恼。为了解除苦恼，他使用大量的迷幻药物，玩玩球，看戏，跳舞，打牌，赌博，赛马，玩女人，饮酒作乐，旅行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使人免于烦恼，因为哪里没有理智的需要，哪里就不可能有理智的快乐。凡夫俗子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呆滞愚笨，麻木不仁，和牲畜极其相似。任何东西也无法使他高兴、激动或感兴趣，那种感官的快乐一旦衰竭，他们的社会交往会成为负担，有人也许就会厌倦打牌了。他们无法舍弃那些浮华虚荣的快乐，他可以通过这些虚荣来享受到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快乐，比如，他感受到自己在财产、地位相对予其他那些敬重他的人权势及力量，都高人一等；或者去追随那些富有而且权势的人，依靠着他们的光辉来荣耀自己——这就是英国人称之为“势利鬼”的家伙。
第二，从凡人的本性来看，由于他没有理智的需要，只有物质的需求，因而他会与那些能够满足他的物质需要而非精神需要的人进行交往。他把从朋友那里得到任何形式的理智能力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即使他碰巧遇上别人拥有这种能力，那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憎恶。原因很简单，因为除了令人不快的自卑感外，在他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愚蠢的妒意，他不得不把这种妒意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种妒忌有时会变成一种藏而不露的积怨。尽管如此，他也绝不会想到使自己的价值或财富观念与这样一些性质的标准符合。他不断地追求着地位、财富、力量和权势，在他眼里，只有这些东西才算是世界上真正一本万利的东西；他志在使自己擅长于谋取这些福利，这便是作为一个没有理智需要之人的结局。对理想毫无兴趣，这是所有庸夫们最大的苦恼，而且为免于苦恼，他们不断地需要实在的东西，而实在的东西既不能使人知足，也是危险的。当他们一旦对这些失去了兴趣，他们便会疲备不堪。相反，理想的世界是广阔无边的，平静如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