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河为一河，石羊河，在凉州汇聚成河，汇聚成一种辉煌。
武威与凉州，我不想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家乡。
我的理解，武威是一种武力的炫耀和征服，是耀武扬威，有着太多的血腥和悲壮，虽然发生在武威的土地上，但和武威没有太多的关系。而凉州，则有着太多的人文悲情，和地地道道的武威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沉淀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和文化，有着血浓于水的亲密和难舍难分。武威之所以被称为“凉州”，是与其地理气候特点相关联的。《地理风俗记》记载，“汉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为凉州，以金其行，土地寒凉故也”，意思是说因地处西方，常寒凉，故而得名。李栋梁先生在他编著的《甘肃气候》一书中说，从历史资料和人文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汉武帝的一段较短时间内（前131—前87），甘肃河西地区的气候的确处在一个相对寒冷期，而到了隋唐，气候则明显处于一个相对潮湿温暖期。凉州，不温不火，轻唤时，眼前就会晃动茂密的牧草，就会走过白云一样的羊群，而雄健的凉州大马，疾如雨点、声若惊雷的马蹄就会疾驶而来……
众多的专家提出，石羊河的乳汁，是一种融合剂，她是中西方文化交融最早的实验场，从西域引进的苜蓿、胡瓜和葡萄，就是在这里培植成功才传至中原。汉唐时期，凉州还是都城长安以西最大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自古以来，石羊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森林茂密，水资源充沛，出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美景；中下游绿洲自然条件优越，人口稠密，灌溉农业蓬勃发展。
从东部武威的长城乡到清源、金羊、金沙乡，直到永昌的清河、四坎水磨关一带，200公里长的弧线上涌泉处处，汩汩溪流汇成了红水河、白塔河、海藏河、南沙河、北沙河、金川河等泉水河流，灌溉着数万顷良田，成为农业的精华地带；下游民勤盆地和金川—昌宁盆地的西部、北部和东部，虽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其环绕绿洲区0．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布着白亭海、青土湖及绿洲内部的许多苇湖，碧波荡漾，青鸟游息，湖滨芦苇粗壮茂密。绿洲外围沙丘地上生长着沙枣、胡杨、红柳、梭梭等沙生乔灌林木，挡风固沙；还生长着甘草、锁阳、麻黄等沙生草科植被，形成了一片片绿色的地毯。农业兴旺发达，生活在这一带的人民过着“上耕下渔”的优裕生活。
武威，是石羊河河水浇灌出来的辉煌。
武威地处甘肃省中部和河西走廊东端，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新高原的交会地带。她南依逶迤连绵的祁连山，北邻茫茫无际的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可谓瀚海沙漠中的一块生命绿洲。巍巍乌鞘岭以她为界分割为内陆河系的石羊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境内荒漠区占总面积的44％，平原灌溉区占27％，山地林牧区占29％；南部山区是一座“天然水库”，灌溉中部平原和北部沙漠沿线地带。地势南高北低，海拔在1020至4874米之间，年降雨量为60~610毫米，蒸发量1400~3040毫米。石羊河流域为主要区域，土地平坦辽阔，物阜民丰，历史悠久，为古丝绸之路重镇，历史上素有“银武威”之美称。
二
石羊河流域处于干旱的西北腹地，是一块宜牧宜农的山谷绿洲，长期处于游牧民族的占据和包围之中，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部。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对垒、冲突和互补、融合，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全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水乳交融的过程，是各民族文化精髓相互兼容并举的过程。石羊河流域，为历史提供了这个平台。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石羊河流域的经济形式，已由延续已久的原始畋猎经济向原始农业过渡。当时的石羊河流域，植被完好，水资源丰富，一直是全国的富庶之地。《尚书·禹贡》云：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扬州“厥田惟下下，厥赋中下”。先秦时期凉州为西戎等游牧民族所占据，基本上过着“食畜肉、饮潼乳、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的游牧生活。其实这也是当时整个河西走廊和北方许多地区的基本经济形态。《汉书·地理志》载：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天下饶。可见畜牧业在当时的凉州社会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
汉开河西后，农耕经济开始起步和发展。首先是汉朝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无论是民屯还是军屯，都从畜牧业转为农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耕。在远古时代，凉州绿洲平原自然土壤主要是荒漠次生黄土和沼泽盐化潮土。两千年前，汉代军屯民垦开发时，采用了“引水灌田”的手段。因为这里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农作物生长所需水分几乎全靠灌溉供给。灌溉产生了淋浴作用，使次生黄土内的碳酸钙溶蚀、盐化潮土中的盐碱离子分解渗透，土壤慢慢向耕作土壤演变，更适宜农作物茁壮成长。春秋战国时期，武威的先人们已从一代代的耕作中领悟到了施粪肥田的道理。《荀子·富国》中说：“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这些来自中原内地的士兵以及迁移而来的百姓，将“多粪肥田”之法带到了凉州，用人畜粪便、碎草末柴与黄土混合堆沤熟化，称之为“土粪”，耕种时大量施与农田，年复一年的堆垒至今，才形成了今天的肥沃土地。长期的精耕细作，也是绿洲耕土形成的人为因素。传统的立垄歇地、深翻伏晒以及夏收后多次犁倒、压土，使土壤松软通透，微生物繁衍生长、有机物分解融合，再加上农民渐渐领悟到了农作物倒茬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了自然土壤向耕作土壤的转变。正如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说：“深耕细锄，厚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肥沃的绿洲灌耕土，就是两千年来“勉致人功”的结果。凉州人民用勤劳培育了绿洲土壤，绿洲沃土又以丰盛的硕果回报着凉州人民。
水是农业的命脉，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凉州来说，水更是农业生存的命脉。
境内仅有的西营、金塔、杂木、黄羊等几条内陆河，随着大气环流的变化，流量逐年减少，所以千百年来，凉州人民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自汉代以来，中原先进的水利技术就在这里推广，唐朝开元年间颁布了《水部条》，并在各渠和斗门设置了“渠长”和“斗门长”。明朝设立水利专门管理机构，境内形成了四大渠系。清代，对水利建设更为重视，在境内六条渠口各设立水闸，总渠下分支渠，并设立了“水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凉州人民为兴修水利更是作出了巨大努力，采取以治水改土为中心，蓄、引、提并举，开源与节流紧密结合，坚持兴建水库、修水渠、打机井、架电线、平田地、设配套等农田水利建设，提高了农田的保灌程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如今，在全区508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九座中小型水库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6000多公里长的干、支、斗、农渠交织于田畴阡陌之上，3300多眼机电井棋布于沃野良田之中，绿色林带伸向四方，构成渠、路、林、田配套的水利新体系，新增有效灌溉面积40余万亩，成为凉州区全面发展的命脉。
三
美丽的石羊河流域，恰恰因为她的美丽富饶，反而加速了它的衰老乃至贫瘠。
《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屯修于甘，两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苏矣。”说明屯田政策收效很大。《通典》记载：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收成的总数为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入700990石，占全国总数的37%。
37%的粮食，是以石羊河流域被毁的生态为代价的。在这个数字背后，随着大量农田的开发，是大片的森林逐渐消失的惨重代价。
由于连年丰收，当时的一匹绢可以换取几十斛麦子，所积军粮可支用几十年。农民除广种粮食外，还植桑养蚕，广种葡萄。当时武威所产的白绫、葡萄酒已成贡品。武威土沃物繁，水草丰美，可耕可牧。到隋唐时期，吐蕃、吐谷浑、突厥等民族长期活动，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汉人耕耘，蕃人畜牧，互为依靠、各得其所的局面。商业贸易盛极一时，唐太宗打败西突厥后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鼓励商人贩运。商人中最多的是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等国人。外商主要贩珠宝、香药，中国主要以丝绸、瓷器与外商交换。当时从京城长安到凉州一带，道路畅通无阻，驿馆和酒肆店铺随处可见，专门做买卖的西域客商到处都有，许多已定居并与当地居民通婚。
唐时，陇右33州，凉州最大，是河西节度使驻地，共7城，周长20里，足见凉州城当时规模之大。
关于凉州繁荣的景象，在唐人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大诗人岑参在武威时，以白描的手法，写下了著名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弯弯月出照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生动再现了与扬州、洛阳、益州并列为全国第一流城市的凉州繁华昌盛、人口众多的景象。元稹的《西凉伎》，更对凉州的繁华景象极尽铺张：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这种繁华生活，使五百年后的宋代大诗人陆游为之神往：“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王维、白居易、王昌龄等许多诗人也留了不少赞颂凉州的诗篇。正因为这里的富庶，安史之乱后，太监骆成休才建议唐玄宗迁居河陇。
四
国民党统治时期，水源林草被军阀践踏、砍伐、破坏几近半数，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水资源毁损很大，来水量呈逐年减少趋势，湖泊缺乏水源补充而干涸。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持续干旱少雨，冰川萎缩，雪线上移，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加之人口增多，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供需矛盾突出，过度开发，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质矿化严重，致使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抵御自然灾害能力降低。特别是水资源的严重不足，给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危机。
石羊河孕育的凉州，曾是西夏陪都、五凉古都。汉唐时期，她如一个忠诚的臣子，对中国北部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石羊河没有怨言，她无私地养育了河西走廊一半的人口，又为甘肃2000多万人口提供了70%的商品粮。
丰硕的数字背后，是来自石羊河幽怨的粗重叹息：水资源匮乏，致使生产用水严重挤占生态用水，失去水滋养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石羊河流域深居大陆腹地，年降水量仅150～300毫米，下游地区更小于150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1300～2600毫米，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干旱指数最高达52以上。近20年来，全流域人口增加了33％，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了30％，粮食产量增加了45％，国内生产总值翻了约6倍，而水资源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约1%，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锐。为了发展经济，人类过度开发水资源，最终导致流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下游民勤地区几十年来过量开垦耕地，严重超采地下水。据统计，民勤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县灌溉面积60多万亩，进入90年代，在“瓜子热”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耕地开荒处于无序状态，灌溉面积最高峰时期曾达到120万～130万亩。随着瓜子行情的低落，大量耕地被撂荒和弃耕，目前民勤县的灌溉面积维持在100万亩左右。现状超采地下水量维持在4亿立方米以上。地表水的供给严重不足、地下水的掠夺性开采、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和地下水水质的恶化，导致新一轮的土地撂荒，民勤绿洲已面临十分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和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