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向南，出民勤县城一直向南。
当我身后的县城消失在晨曦的白光之中，眼前的绿色越来越少。车子离开最后一点柏油路驶上了砂石路，颠簸的车身似乎在预示着我追寻海子的旅程并不坦荡。路边稀疏的白杨紧紧地收拢着自己的臂膀，抵御着风沙的侵袭。
白杨的那边是浩瀚的沙海，每一处坟起的沙丘上面，都扎满了沙生植物坚挺有力的根系，张扬的枝条迎风招展，展示着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过了这座不知名的沙山，眼前豁然开阔，这是一处很大的沙漠盆地，广袤而坦荡。车子一路下行，奔向盆地腹地。路边的沙海中开始有了绿色的生命和焦黑的土地，黄沙与黑土的界线愈渐明晰，一米见方的草格子一片连着一片，那是民勤人民50多年来与风沙抗争的缩影。
下山的路走了约半个小时，中午时分，我才赶到南湖乡政府所在地。时任副乡长闫向庆说，南湖现存的海子只剩下汤家海子、敖包海子、长海子三个，汤家海子在我们来的半道中，基本干涸，敖包海子和长海子在距离乡政府20多公里之外的沙漠中，前者长年有水，后者时涸时润。
车在松软的沙漠中艰难地走出10多公里，眼前出现了两处简易的土坯院落。闫副乡长称，这是原来的南湖乡政府和草原站的所在地，因沙进人退不得不搬走。绕过破旧的院落，车子再也无法行进，我们只好步行前往。走出不远，闫副乡长突然指着前方大声喊叫起来。我们抬眼望去，看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浅蓝色的湖泊，湖面平展如镜，碧水盈盈，水深约尺余，广约500平方米。
“这就是长海子，你们真的很幸运，我来了几次这里都是干涸的。”闫副乡长告诉我们，长海子这个地方很怪，谁也摸不清楚它有水的规律。有一年夏天，一批学生来到这里游玩时，海子里没有水，但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一片黑云突然罩在了长海子的上空，大雨倾盆而下。时间不长，海子里面就积满了雨水。突然而至的大雨，使学生们乘坐的两辆客车陷身泥泽，费了好大的劲才走了出来，奇怪的是，距离长海子不远的原南湖乡政府大院竟没有下一滴雨。
站在长海子的岸边，我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声响打破了这份宁静。蓝色的水面微波粼粼，稀疏的芦草绽放着一颗颗新芽，腾空而起的水鸟舞动着劲翅在水面上追逐嬉闹……眼前的这一切，让我似乎置身于江南水国一隅，猛然抬头将目光放得更远一点，长海子周围坟起的沙丘让我的思绪倏然回到了现实：这洼净水地处腾格里沙漠的腹地，它是民勤的最后一处地表水，最后一片湿地。
离开长海子后，我们又徒步前往东北方向的敖包海子。此时正值正午，沙漠里的阳光似乎更毒辣一点，烤得人汗流浃背。艰难地行进约半个小时，我们终于爬上了一道高高的沙梁。一阵风吹来，竟有几分凉意。放眼望去，我们又看到了一处不大的湖泊，周围还有几棵翠绿鲜亮的树木。“那就是敖包海子，别看这么远，在沙漠里，‘眼睛看得见，过去要半天’……”闫副乡长说。
好久没有这么看过天，好久没有看到过这么蓝的天：当我躺在沙梁上小憩的时候，第一次发现民勤的天空没有沙尘的时候也是这么的可爱。远处的敖包海子一如这湛蓝的天空，像颗宝石一样镶嵌于沙海，显得格外珍稀。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就这样远远地与敖包海子匆匆道别。
返回乡政府的路上，闫副乡长说，若要了解汤家海子，必须要找到盐池的“吴爷”，那是汤家海子的见证人。
简单午餐后，我们拿着闫副乡长写给吴爷的字条原路返回，找到了看护盐池的吴爷及其另外两个同伴。听我们说明来意，吴爷指着远处一大片龟裂的土洼地，不无遗憾地说：“干了，3年前就干了，现在地上到处干开了口，芦苇也枯死了，沙子正从四面慢慢向里涌。”
吴爷名叫吴玉片，今年70岁，30多年前受雇到这里看护附近的盐池。
“以前的汤家海子那可真叫个大，沿着湖边转一圈，要用大半天的时间。海子里的芦苇有几米高，水鸭子成群结队的……10多年前开始，水一年比一年少，到了前几年，一到夏天干旱时就整个没水了，完全没水是3年前的事。”吴爷用一个普通见证者的身份描述了汤家海子数十年间的嬗变。告别吴爷的时候，天空中突然起了风，继而尘土飞扬，狂飙的大风裹挟着松软的沙土，怪叫着扑向了汤家海子的深处，天地间一片昏黄。
望着车窗外肆虐的风沙，我神思难定。长海子、敖包海子、汤家海子，多么美丽的名字！闭目定神，很多年前海子那柔美的涛声似乎又传入耳鼓……眼前仅存的这处海子难道不是民勤绿洲的最后一滴眼泪吗？
二
民勤绿洲的历史，就是和风沙争夺天下的历史。在历史上，当地人民不堪风沙的侵凌，在夏天择日祭祀风伯。当地曾有一个叫卢生华的名士在祭风表中写道：“狂飕肆虐，阴霾为灾。黑雾滔天，刮尽田间子粒；黄沙卷地，飞来塞外丘山。鬻儿卖女，半是被灾之辈；离家荡产，尽为沙压之民。”
随着多处海子和湖泊的消失，缺水的民勤只能疯狂抽取地下水来弥补用水的不足。但又一次水危机突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打出两米左右的土井就能提水浇地；80年代中叶变成了10多米深的锅锥井；而在今天，地下水位下降到25米左右。
“但从25米处取上来的水，是连牛都不喝的苦水，也不能浇灌庄稼。”中渠乡村民罗河业说。
于是，机井被打到了地下300米，只有那里才有甜水涌出。这是史前古水呀！专家叹息到：“它形成于二叠纪、三叠纪，不可能再生，是我们最后的防线。”
民勤县环保局有关专家称，民勤地下水超量开采约为4．3亿立方米。身处大城市的人，很难想象民勤农民吃水的艰难。每月逢五的日子，他们才能从院中的管子里接一次水，但给水的时间绝不超过半个小时。他们待客的最高礼节是为客人打净水洗手，他们形容这里的水比油还贵。
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导致了生态急剧恶化。没有生命的源泉，再坚强的沙漠植物也不可能存活。首先消失的是胡杨。它被称为三百年不死的植物，在秋天，迷人的金黄色叶子会结满树梢，但是这个生命力极强的植物，最终因缺水而倒下。
最让人心痛的是民勤柴湾的消失。柴湾不是植物，而是一个群体，相当于城市的绿化带。
植物群落被栽种在农田边缘，曾是防风固沙最好的工具。只有在资料片中，才可以看到当年绿色的柴湾。那看守柴湾的老人们被称为柴夫，他们哼着小曲，用鞭子驱散着前来偷食的羊群。
连同柴湾一同消失的是民勤人民美好的家园。
三
民勤县东湖镇下润村六社，尽管在20多年的治沙奇迹中，用他们自己的双手改变了一个村庄的命运。但是就在我连续数天深入采访的过程中，包括该村五社，以及临近的往致村、调元村在内，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期，当地因受风沙侵害和严重缺水，导致村里青壮年劳力大量外流的情况十分严重，并由此引发了学生减员、学校撤并等。不少房屋空空无人，出现了农村老年独守“空巢”的凄凉情景！
一个中午，风沙呼啸着在下润村的上空肆虐。一些村民无法在田地里种棉花，就撤了回来。利用这个机会，我走访了不少人家。
60岁的村民李启校家，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一个大院子，就他们老两口。我敲门进去的时候，李启校正准备和老伴去东湖镇赶集。
“这几天忙农活，啥事情都顾不上想，农活干完了，就觉着特别寂寞！”
李启校的儿子早在六七年前到内蒙古打工去了，孩子和媳妇也都带走了，只有过年时才赶回来一趟。今年春节由于汽车票涨价，打工没有挣上多少钱，一家三口没有回来。大年三十，两个老人非常想念孙子，房子里空荡荡得听不到一点有生气的声音。这个春节，老两口忍受着无限的感慨，硬撑着过完了。在和李启校交谈的过程中，他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笑容，他说：“日子就这样，只能一天天推着过了！”
在下润村连续采访的几天里，我几乎没有见到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得知村里20多岁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只有两个人，26岁的李义文便是其中一位。
李义文的父亲李启棠说：“的确是这样，村里20多岁的小伙子就我儿子和另外一个小伙子，年龄比他们小的在上学，大些的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我希望和李义文聊聊，他父亲说：“孩子在家里待不住，刚吃完饭就跑出去了！”
村干部介绍，下润村六社原来有300多口人，多年来，人口流失一半多，剩下的也就在100人左右，将近一半携家带口到内蒙古打工去了。
距离下润村六社仅有3公里的五社，原名叫东日村。很早以前，这个村子因为水源充足，是远近闻名的大户村。但现在这里的情况更为悲惨。
一个下午，村民沈永胜用摩托车把我送到下润村五社社长家。社长种地去了，80岁的老母亲看家。老人是这个村子年龄最大的，她唠叨着告诉我：“我记忆中这是个大村子啊，过去，村里耍社火、唱戏，三个居民点，到处都是人，年轻人活泼得很，可现在人都走完了，就剩下一些老人了！”老人说，过去，她经常去串串门，但现在没有多少人了，门也不串了。五社的五保户聂有科一辈子打光棍，虽然他年龄不算太大，但对村上的历史多有所闻，侄子、侄媳正在帮他铺设地膜，他坐在地埂上就和我聊了起来。老人随口编出了顺口溜：“东日村，小北京，一转（圈）六棵大树长得黑咚咚（音）！”他说，小时候，东日村到处是水，他记得就有六棵合抱大树，是村里最壮观的景色，但后来都枯死了。
聂有科地头的北边两侧有两座用土夯成的高达丈许的城堡，保存完好，气势宏伟。他告诉我：“这两座大城堡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富户人家的大宅院，右边是付家，左边是李家，全村这样的大宅院就有12座！你想想，那时候，这里多富裕啊，主要是水多，能长庄稼！”现在付家的后裔大多数搬走了，就剩下一户了。
我在村里看到，这样保存完好的大宅院就有四座，付家宅院的正门呈拱形，虽然院内荒草丛生，孤零零的一户人家门房紧锁，但依然气势不凡，诉说着往昔的繁华。
水，改变了这里的历史，改变了这里人的命运。
下润村五社有三个居民点，有宽阔的村道，依次呈东西方向坐落在荒漠上。采访期间，我从时任社长王以贵家居住的居民点依次探寻走访，所见所闻让人倍感凄凉。
在第二居民点，我看到许多房子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有的大门紧锁，从门缝向里面望去，枯枝堆积，杂草丛生，四五十米长的村街，见不到一个人影。王以贵指着几家锁着大门的人家说：“这个居民点共有13户人家，现在就剩这3户了，他们都是老人，锁上门，下地去了！”第三居民点的情况和第二居民点差不多，我们数了一下，村街两侧的完整房屋，只有9户人家，夹杂在已经拆除或者只剩下空荡荡的墙壁的废墟里。“只剩下9户了。”王以贵心情沉重地说。
我寻访半天，意外地看到还有一家大门敞开着，王以贵说，“只有这家天天有人，我们进去看看”。
李培坚家顺着墙根支着两口盛水的大缸，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57岁的老李坐在椅子上，身子靠着桌子，显得十分虚弱，几乎不说话。老伴付玉珍在给我倒水的时候，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丈夫的表情，出门时她说：“我担心来了不熟悉的人，老李一说家里的事会容易激动！”丈夫患先天性风湿心脏病，已经七八年不能下地干活了，家里还有一位84岁的老母亲，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老大成了家，媳妇孩子也都在外面。付玉珍既要照顾丈夫养病，又要伺候婆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她一个人扛着。付玉珍年龄大了，干活慢，她早上起得很早，赶到地里，中午赶紧回来给婆婆和丈夫做饭。她下地时，84岁的婆婆，眨巴着昏花的眼睛，坐在床沿上，守着自己病恹恹的儿子，一直等着儿媳妇回来。这个院子寂静得让人害怕，老奶奶说：“她每天等着儿媳从外面回来，听见她进门叫妈的声音，才感觉有了人的气息！”
王以贵告诉我，六社原来居住十分分散，1981年左右，村里计划性地将所有村民集中起来，在这里修建了三个比较集中的居民点。当年村庄一派吉祥喜气，其他村子都很羡慕，但现在全村66户人家，外流和搬走的就有40多户。像他这样40岁左右的人只有7人留在村里。年龄小的在上学，“他们的将来在哪里，谁都说不上”。一个300多口人的村庄只有六七个中年男人，这让我们深感悲凉。
这几个中年村民，可能就是这个村子的最后守护者，他们守护的难道仅仅是生养他们的村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