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人生是很“自觉”的，这种“自觉”就是它不是一个“天然”的“混沌”，而是一个经过“极高明”修养的“后得混沌”。也就是说陶渊明的“自然”是经高度的文化教养之后，能够深明事理的极复杂、极有内涵的“自然”。因此，同样是写“静”的意境，陶渊明诗高于一般人者在于那是一种得人生“大清明” 之人的理性与感性融然为一的“纯静”，而非空摹“静”界，这一点清代钟秀曾在《陶靖节纪事诗品·宁静》中对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的分析中就指出过：
此诗纯是静字意境， 而程子诗有句云：“春深昼永簾垂地，庭院无风花自飞。”唐子西有句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亦道得静字，意境亦脱化。明王阳明《龙潭独坐》有句云：“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鸟山空时一鸣。”亦非静者不能见得静中境界。然此犹皆空摹静字意境，乃是既静之后，自然流露而出，究不若靖节之静察物理，似尤为靠实也。
“静察物理”是说陶渊明写“静”境是通过理性的思索观察而来，因此更有依据。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实际上，钟秀的“尤为靠实”可以理解为陶渊明的诗因为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 他极为“自觉” 而成功的人生实践最终体现的就是文化于人生的真正价值。
一般人只看到陶渊明是“自然”的，而若将这种“自然”目为丝毫不加“文化”雕饰的“纯天然”，那真是天大的误会。此不可不慎！ 陶渊明的诗充满感情， 在表面的平淡下有着真正的激情， 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越高亢的时候却很少。陶渊明将自己的激情与理性、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 呈现为一种前所未有且不易达到的清明淡远的意境。陶渊明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被王夫之称为“通首好诗，气和理匀”。这“前所未有且不易达到”的“气和理匀”美学意境绝不是“天然”而成。
无论读“后得混沌”的陶诗，还是仿习陶诗，亦须有一番“后得混沌”的心神宁静的修养。清代延君寿《老生常谈》感到：“读古人诗本来不许心粗气浮，我于陶尤觉心气要凝炼，方能入得进去。有看古人诗，略一披阅，便云不过尔尔，吾已了然于心口。此无论聪明人、钝汉子，皆自欺欺人也，断不可信。” 并且举例说：“如陶公《和郭主簿》云：
‘露凝无游氛，天高景物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一样写秋，迥与唐人不同，气味深静故耳。若工部之‘万壑树声满’，虽浅人亦知叫好矣。” “气味深静”是陶渊明之大本领，绝不易学。然读陶学陶者又须从此入门，否则将如孟浩然、王维、储光羲诗只得陶诗风味一二：
“读陶当从此得力，方能破前人，学陶藩篱。若只模仿其‘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等句，引入孟、王、储太祝一路去，自家便不能出头。” 同为“怀琼握兰”之深具美好品德之人，禀性澄静旷达的陶渊明其言其行却甚温雅平和于屈原。他们虽皆属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然当面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颓败时，其所反应的姿态会因禀性修养而大不同也。屈原与陶渊明就代表着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典型。清代蒋薰评《陶渊明诗集》于此指出两人有“静躁之分”：“篇中（指《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
澹然恬退，不露怼激，较之《楚骚》，有静躁之分。”当代学者高旭东从儒家所讲究的中和之美的境界分析屈原“发愤以抒情”不符合儒家“立于礼”所要求的以理节情、以道制欲。屈原的明志方式因此就不符合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些儒家对抒发感情的中和要求：
在艺术的审美理想上，屈原与儒家也是迥然不同的。孔子将诗看成是感发志意与宣泄主体情感的形式——“兴于诗”，但是，如果任凭情感无节制的发泄，就会冲毁社会的人伦秩序，因而就应该以理节情，以道制欲——“立于礼”。用《中庸》的话说，诗就是“喜怒哀乐”之发抒，礼就是“发而皆中节”，这样，才能达到儒家中和之美的境界——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群而有序。但是，屈原的极度哀愁和感伤，已经郁结为愤怒的情感，因而其“发愤以抒情”（《惜诵》） 的明志方式就打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其对信念的执著从儒家的眼光看也只能用一个“淫”字来加以概括。儒家自然并不排斥对怨情的抒发， 但是怨情——尤其是对君主及其统治之下的社会现实的怨情的抒发应该保持一个中和的度，但是屈原却打破了这个度，他大多数辞赋的矛头上指君主昏庸失察， 中指那些遮蔽光明而狼狈为奸的“党人”，下指混混沌沌、污浊不清的国人，于是整个社会现实就变成了一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黑暗图画。屈原辞赋的总体风格，那种上天入地、风驰电掣的想象力，与儒家推为经典的将情感纳入理性务实的框架的《诗经》也是极为不同的。
屈原大多数辞赋中将上至君王、中至“遮光蔽日”的党人、下至是非不清的国人进行了“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抨击。而同时我们看到的诗人本人形象则是内心高洁无比不说，外在的衣着装扮更是缀香草、佩鲜花，总之外美内美一人独占。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种人生态度只能说是“高尚的”而绝难是“高妙的”。清代钟秀对陶渊明的“定位”是“能介而和者”：“秀谓隐逸者流，多以绝物为高，如巢父、许由诸人，心如槁木，毫无生机，吾何取焉。又如老子知我者希，则亦视己太重，视人太轻，以为天壤间无一人能与己匹，是诚何心。今观靖节以上诸诗，情致缠绵，词语委婉，不侪俗，亦不绝俗，不徇人，亦不亵人，古人柳下惠而外，能介而和者，其先生乎。”这种“不侪俗，亦不绝俗，不徇人，亦不亵人”的“介而和”的精神与本领应是一种永恒的修养。
难怪后世正统的儒士会视屈原为一个“异端”，并对其颇多微辞，甚至谴责他“露才扬己”、“轻薄”乃至因过于执着于自己的个性而至于“不忠不孝”：
正因为屈原有这么多与儒家的格格不入， 所以尽管后世惊叹屈原文本的壮采， 但是正统的儒服之士大都觉得屈原是个异端。像朱熹那样不满于屈原“过于中庸”的正统的儒士，以儒家解诗的“后妃之德”解释屈原，还是比较温和的，而大多数正统儒士则对屈原的言行进行了谴责。班固以为屈赋“露才扬己”不合法度，指责屈原不应该“责数怀王，怨恶椒兰”。颜之推更是斥责屈原“轻薄”，认为他不应该“显暴君过”。孟郊的《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全面否定了屈原的言行。他以“死为不吊鬼，生为猜谤徒”来诅咒屈原，认为他不应该身处高位怨谤君主：
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 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 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 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忠孝”，而孟郊则以“天问”的形式直斥屈原执著于自己的个性而殉国是“不忠不孝”！ 屈原露才扬己，不合中庸之道，没能表现为中和之美。儒家经典《礼记》讲究“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这种“和德”才是中华文化的“至德”之所在。
如果我们的视野再开阔一些，从尼采所曾区分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来看陶渊明极具“文化自觉”性的“高尚而又高妙”的人生，将会使陶渊明的“后得混沌”的高妙价值显得更清晰一些：
美学家朱光潜更心仪尼采的日神精神， 认为中国审美传统中也有一个日神存在。“比起发扬蹈厉的酒神精神，朱光潜为何更器重日神精神？ 因为日神精神所表征的静观心境，和中国传统审美精神，诸如受制于先秦实践理性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内敛、含蓄、蕴藉、冲淡、含英咀华、优游涵泳，沉潜往复……委实契合。”显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陶渊明的中庸的“高尚而又高妙”的精神意趣与这种“日神精神”也是“委实契合”的。或者说，中国的“日神精神”最典型的代表者非陶渊明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