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使陶渊明的一生既“高尚而又高妙”。
有人说，不只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写桃花源，事实上，他的许多诗文都在“写桃花源”生活。而当我们读了陶渊明的全部诗文后，我们更发现，陶渊明的许多诗文也都在说“不”，并且是心平气和、从容自在地以极优雅的、极艺术的方式说“不”。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户庭无尘杂， 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弱龄寄事外， 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 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等， 充分体现的是“高尚而又高妙”的行事与行文风格。让我们在这里主要以他的千古奇文《五柳先生传》为例来说明这种“高尚而又高妙”的人生境界：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
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五柳先生传》行文仿照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又超越了一般性的、比较“靠实”的生平事迹的常规叙述法，而重在表现较为“空灵”的传主的胸襟情趣，这是陶渊明的首创。文中“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蕴含着一个极有意义的中国古代安贫乐道的典故：黔娄及其妻与鲁子的故事。黔娄，曾是春秋时鲁国贤者，一生不求仕进，安贫乐道以终。汉代《列女传·黔娄妻》载，黔娄死后，鲁子往吊，当问及黔娄的“谥”时，回答谥“康”（安宁、安乐），当鲁子觉得一生穷愁潦倒的黔娄何来“安宁、安乐”时，其妻对鲁子发表了一番不愧为黔娄之妻的“觉悟”极高的真正高论：“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 ” 的确，人生还能有比达到这几种精神状态更“康乐、安宁”的吗？
据《列女传·黔娄妻》载，鲁子往吊黔娄时，上堂。发现黔娄先生之尸停在窗下，“枕墼席稿，縕袍不表”，头枕土坯，身下铺着草席，没有穿罩衣。最狼狈的是“复以布被，首足不尽敛，复头则足见，复足则头见”。看到这种景象，于是鲁子给黔娄的妻子出了一个绝对的“馊主意”：“邪引其被，则敛矣。”鲁子的意思是，既然被子短得遮头不遮脚，那就干脆把被子“邪”（斜）着盖。而黔娄之妻正色道：“邪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于此。” 黔娄的一生就这样证明了儒家《论语·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的人生观。陶渊明《扇上画赞》曾指出“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三五道邈，淳风日尽”后人们的普遍存在状态。而能如“仁者”黔娄“安贫”者，则正是“乐道”者“心有常准”的表现。
《五柳先生传》中提及的“无怀氏”、“葛天氏”，都是传说中上古淳朴之世的帝王。“无怀氏”之民类似老子“小国寡民”那样“甘其食，乐其俗，……老死不相往来”。而“葛天氏”之治则是“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陶渊明在这里借“无怀氏”、“葛天氏”表达自己高浑纯朴的“天民”之意趣！
钱钟书先生指出：“陶潜《五柳先生传》。按‘不’ 字为一篇眼目。” 意思是这个“不”字是理解《五柳先生传》的锁钥关键。钱先生还极深刻地点出了这个“不”字被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反复使用的高妙旨趣所在：
“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 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
应该指出的是，《五柳先生传》中“不”字的使用有“显性的不”与“隐性的不”两种方式。如“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家贫不能常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等等是“显性的‘不’”。而“闲静少言”、“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及“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等等则属于“隐性的‘不’”。字面上虽无“不”字，但实际上表达了“不”的意趣。
如“闲静少言”是对那些不能“闲静少言”而好夸夸其谈者的批判。“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是对那些著文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而非抒发真实情怀以自娱、且斤斤计较人生得失者的批判。当代诗人流沙河曾说“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其意趣正类此。
袁行霈先生在其《陶渊明集笺注·五柳先生传》“析义”中也认为：
文中关键乃在“不慕荣利”、“不求甚解”、“曾不吝情去留”、“忘怀得失”等语。全是不求身外之物，唯以自然自足自适为是，最能见渊明之人生态度。文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又可见渊明之创作态度，著文乃自娱，非为娱人，亦非祈誉。为人为文如此，非常人所及也。
所以陶渊明此文“不”言而喻其真。以“不”字贯通始终，大量使用否定词，意在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拘执，只是洒脱自由、任情率真地生活，以示狷者有所不为。酒之“不能常得”，宅之“不蔽风日”，正由于为乐道而“不慕荣利”而致“家贫”，此亦其《咏贫士》中“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之“不屑不洁”所致也。后世皆以此文为陶渊明自传，且后人仿效之作虽甚多，却于那种高浑超妙总无一似：“林西仲曰：昭明作陶公传，以此传叙入，则此传乃陶公实录也。看来此老胸中，浩浩落落，总无一点粘着。即好读书亦不知有章句，嗜饮酒亦不知有主客。无论富贵贫贱，非得孔颜乐处，岂易语此乎？ 赞末无怀葛天二句，即夷齐神农虞夏之思，暗寓不仕宋意。然以当身，即是上古人物，无采薇忽没之叹，更觉高浑也。后人效作甚多，总无一似。”我们一直所习惯并擅长的“批判”方式，都是表现为剑拔弩张、声色俱厉、面红耳赤乃至咄咄逼人式的。然而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却高妙地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极抒情、极优雅同时又极艺术地对世俗社会中那些专好“卖声名、夸门地者”们的批判。全篇以“不”字为眼目，从容平和而又幽默地在行文中以退却的姿态、以否定的用词这种典型的富有道家以退为进精神的方式， 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处事为人那种为“乐道”而“安贫”的超然趣味，另一方面又能够极微妙地、不温不火、从容淡定地针砭时弊。令人深深折服其中那几多悠然、几多平和的中国君子优雅的“高尚而又高妙”的素养。这种优雅的素养，其高妙的表现将是在生活中进退裕如，无论“独善”、“兼济”均可优游其间，两不相碍。清代毛庆蕃评选《古文学余》对陶渊明此文的评语是：
“萧然静逸，不愧天民，惟其不患得不患失，不怨天不尤人也。能如是，然后退可独善其身，达可兼善天下。” 《五柳先生传》天怀旷逸，一片神行之文！ 做人与作文趣味皆臻纯正之境，那种“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和之美于此至极矣！
清代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 这是着眼于最高境界对艺术家的最高要求。当代作家林斤澜曾说：“鲁迅先生论‘白描’，说出12 个字：‘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岂止‘白描’，是为文之道，其实也是为人的格言吧。” 陶渊明的诗文恰恰最擅胜于这种“白描”的“第一等真诗”，因其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
对于陶渊明人生的中庸品格， 朱光潜指出：“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乎算得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的人生是中庸的人生，也就是最自然的人生。于人生该严肃时严肃，该豁达时豁达，两不相害，两不相妨，岂不是最自然的状态？ 当然更是“高妙的人生”！
《五柳先生传》中“好读书，不求甚解”一句也典型地体现了陶渊明的“高妙”人生姿态。这也是在温雅悠然地说“不”，是对那些如汉儒之末流者们读书专好穿凿附会的“过度解释”习气的批判。对于“好读书， 不求甚解”， 记得当代作家王蒙先生曾指出其有三个潇洒义涵：
“安于不知，囫囵吞枣，得意忘言。”这就是“不求甚解”的高妙洒脱处。
但我们一定要指出的是“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的陶渊明并非一生读书全都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从其作品及个人文化素质的修养境界来看， 他实际上是先经过了一个对古代圣贤的经典之作进行认真地潜心涵泳、仔细玩味的阶段。这在其诗文中运用大量出自儒道经典的典故时那种纯熟、到位的化境可以看出。“实际上，渊明思维缜密，对于经史诗文之意义及训诂通达而精到。”而身值“魏晋风度”时代，生性又潇洒超然的陶渊明却并未使自己死于古人的句下，他并未泥执于此。当他吮吸了经典的“汁浆”后，他自可很自然地“安于不知”、“囫囵吞枣”乃至“得意忘言”了。“读书不求甚解”，所谓有“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之谓。杜甫《漫成》诗曰“读书难字过”，这不也是一种洒然的读书之乐？ 有时“不知为不知”，正乃智耳。
曾记得清代有位老者，一生阅书多矣，读文章却只读其中的虚字“之乎者也矣焉哉”于篇末，谓之读“气”也。因为文章中“实字其体骨也，虚字其性情也”。实字代表着文章的体格，而虚字所传达的是文章作者的性情气韵。由此看来，“好读书，不求甚解”之读书法，正可类于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这正是“魏晋风度”的“任心观书，不为章句之学”那种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的超级潇洒。陶诗有言：
“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陶渊明超然于世俗“形迹”之外，外在的一切行止皆呈现宽舒裕如的气象，读书当然亦绝不会效仿汉儒死于句下。
对于“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们可以有许多言说，后世有一些达道之士也在践履着这种高妙， 比如当代诗人姚振函先生就为我们提供了大学者俞平伯先生的相关故事：
关于俞平伯先生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唐宋诗词，我知道的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说，他在课堂上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闭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中，遗世而独立。然后他蓦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 好！ 好！ 就是好！ ”学生正在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
第二种说法虽然简略，却更令人惊讶。俞平伯先生在给学生吟诵诗词之后，也是连声说“好！ 好！ 好！ ”但学生问他怎么个好法时，他居然说：“不知道！ ”也只有如俞平伯先生这样的“大家”才敢如此坦然地说“不知道”。
姚先生将这种“不知道”与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联系了起来：
由此我想到陶渊明那句广为人知的话：“好读书， 不求甚解。”对这句话，人们都理解为这是陶渊明的谦虚、潇洒、超然甚或放浪。
窃以为这句话是说的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读诗的方法。
可以说，“不求甚解” 这四个字把读文学作品的要诀说到家了，这是真正知道文学为何物的人才能道出的四字真言，这是文学造诣登峰造极的人才敢于说出的看似顽劣不恭实则真诚朴素至极的阅读体验。说到此，我们不得不服膺《古文观止》选注者的内行和高明，他在这四个字下注曰：“是为善于读书者”。
也只有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那样的“真大学”才可容忍俞平伯这种“不求甚解”。姚先生将“不求甚解”上升为读文学作品的“要诀”的高度，确是行家只眼，亦是“善读书者”！
“不求甚解” 一词在陶渊明那里完全有着一种洒脱的人生意趣，而“不求甚解”一词在今天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值得深思的是，与“不求甚解”命运相同的还有“无中生有”一词。“无中生有”原来是道家哲学的一个命题，很具有形而上的思辨性，但不知从何时起，“无中生有”原来那种超然的哲学品质消失了，完全变成了一种“形而下”的世俗小人的品性。“不求甚解”与“无中生有”都是褒义词逆转为贬义词，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来自《庄子》的“相濡以沫”则是从贬义词转为褒义词。《庄子·大宗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的意思是最好不要出现那种我们需要相互用口水来救助的生存局面，应该像鱼得水那样大家“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在庄子“逍遥游”哲学中不是一件“好事”。从“不求甚解”与“无中生有”及“相濡以沫”词性的这种历史性逆转来看，让人悲慨的是，它们原来那种高妙的质素都已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了形而下的卑琐或无奈。是不是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这样的词也这样逆转了，这是极需要检索一番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是不是也在佐证着中国人在精神上越走越窄？ 我们民族“高妙”的精神传统是不是就是这样一块一块地坍塌掉的？
由于如此“高尚而又高妙”，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便成为一篇沾溉后世的杰作，仿作极多：
此文影响后世，王绩有《五斗先生传》，白居易有《醉吟先生传》，陆龟蒙有《甫里先生传》，欧阳修有《六一居士传》
等。此外，《晋书·瞿硎传》：“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为名焉。”袁粲有《妙德先生传》，见《宋书·袁粲传》：“愍孙（袁粲初名）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瞿硎与渊明同时，袁粲自称续嵇康《高士传》，亦可供参考。
“高尚而又高妙”的陶渊明还在于其所臻至的“静”界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所谓“静”，是一个人自足于内而无待他求的标识，这是最做作不来的。宋代汤汉于其《陶靖节先生诗》中说：“（《时运》三章）静之为言，谓其无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因此，《时运》一诗中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二句最是神异难摹。明代谭元春、钟伯敬《古诗归》的评语是：
（《时运》“有风自南”二句）谭元春曰：温甚，厚甚，“翼”字奇古之极。钟伯敬曰：“翼”字看得细极静极。譻訛此“翼”字极工于肖物，新苗因风而舞，若羽翼之状，然又非仅摹物，直写出作者虽遁离官场， 但其性情之静逸中有生机而非流于枯寂萧索的高妙意趣，浑朴生动不可言也。陶渊明真可当“静者有深致”一语。
既温且雅，便成就一闲远旷达之中庸人格，而非狂士、驰骤之人。
狂行易为，而温雅之性非润之以情深文明则难达矣。闲远旷达者若非具温雅蕴藉气格则只为一粗豪野士，其行将无足道，亦无可道也。因此钟伯敬特别指出：“千古高人旷士， 少此一静字不得”“（《时运》‘我爱其静’句）谭元春曰：从来说曾点为狂，不曾道破静字，今始拈出，深心体贴，俗人不知。钟伯敬曰：千古高人旷士，少此一静字不得，渊明自传神。” 目狂者以静，千古特识。此亦正“悠然见南山”，不悠然者难见南山；唯静者能识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