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小寿夭”，都是在有限的时空中比较得来的，若从无穷的时空观点看来，所有性质的差别都只有相对的意义。庄子从认识主体的局限性，说到事物的相对性，进而取消质的差别。因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并生，人类妄自分离割裂，使自己的心灵萎缩而矮小化。庄子打开了一个无穷的时空系统，在时间上作无限的绵延，在空间上作无限的扩展，其目的在于打破现象界的层层界限，突破形而下器物界的重重界限，而后从宇宙的大规模上，来打通个我与外界间的隔阂，来提升个我的精神。此即取消天地万物与我——客体与主体——的对立关系，而臻至主客一体的境界，这境界也是和谐的艺术精神的境界。
当代学者汪丁丁说：“我始终觉得人类太渺小，简直微不足道，从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放在渺小的位置上——像山水画那样，把山川大地放在伟大的位置上，在我看来，这样的世界观比西方人的世界观来得更切实也更具智慧。”比如明朝沈周的《仿大痴山水图》，画中的两个人物需要仔细搜寻才能找到， 而这是宋元以来中国山水画的独特传统。这便是中国文化为“人”确定的真正位置。关于这一点，当代哲学家赵鑫珊也曾指出：“在中国山水画的画面上，人的位置很不显眼。大自然景物在画面上则占很大比重。——这表明了画家的世界观：人仅仅是大自然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主人。近现代西方城市文明则处处鼓吹人是大自然的主人，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明代张岱《湖心亭看雪》有一小段文字十分妙绝地写道：“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直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山水画那种“把‘人’放在渺小的位置上，把山川大地放在伟大的位置上”的文字描画。虽然“人”只是“两三粒”状的渺小，但“人”是融进无穷大化流行中的，这里无所谓大小、无所谓寿夭、无所谓贵贱，这是一个万物各得其所、各是其所是的世界，因而人也是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上的，人并不渺小、也不孤独，却已感“万物皆备于我”，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天人合一”在自然中安顿生命、提升生命的旨趣所在。的确，我们的祖先早已很“到位”地为自己的存在进行了“定位”，而这个传统后来被欲望所主宰而自我无限膨胀的我们丢弃了。
“中国士大夫的仕宦生活多为当时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中国山水画则以其气象萧疏、烟林清旷和峰峦浑厚的境界，荡涤文人们的大脑，唤醒其脑羡慕、向往渔樵隐逸生涯的反都市情结，寻找一种既入世又出世的生存方式。于是爱好山水画在士大夫阶层之间成为一种风气或时尚。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偏爱它， 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庄子的“齐物”思想不是快刀斩乱麻地将不齐的事物斩齐，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也就是“道”的角度让我们看那“不齐”的事物也就齐了。他事实上是深情地教导人类智慧地生存，一要具备接受万物平等的多元价值观，承认万物存在的多样性。二要抛弃“实用”的狭隘观念，习惯用非功利、非物质的审美眼光去看待大自然的万草千木、湖山河海。超越占有式的生存态度与生存方式，在更高的自觉层面去“器范自然、师友造化”，从而“与梅同瘦，与竹同清，与柳同眠，与桃李同笑，居然花里神仙。与莺同声，与燕同语，与鹤同唳，与鹦鹉同言，如此话中知己。” 所以中国古人一直视浩乎茫茫中的天地万物为良友：
天清地旷，浩乎茫茫，皆我友也。如太空无言，照人心目，辄增玄妙，此禅友也；夕风怒号，击竹碎荷，败叶飕飕，助我悲啸，此豪友也；眉月一弯，悄然步庭外，影姗姗如欲语，清光投我怀抱，此闺中友也；墙根寒蛩，啾啾草露中，如一部清商乐，佐西窗闲话，此言愁友也。审是天地自然良友，悉集堂中，莫乐此矣。
陶渊明采菊东篱，景与意会，人与自然相遇相待。与自然“欣然有会意”，然而不“欲辨”，只求与自然默契相安，而不求对自然的沉思和彻悟。中国文人与自然山水“默契訢合”，他们在自然山水中“托身得所”。自然山水不仅是他们欣赏的对象，而且成为他们的慰藉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苏轼是“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因为虽“无肉令人瘦”，但“无竹令人俗”。这种意趣来自《世说新语》中王徽之风流蕴藉的故事：“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 ’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谢灵运说：“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 说的是“山水”是我们精神生命之能够宽快悦适、能够安顿提升的依托。一个由生命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宇宙，才是、也就是一个洋溢着审美意味的宇宙。故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如果世界上有所谓美的话，那就没有比磅礴于天地之间的盎然生意更伟大的美了。所以庄子面对“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的生命洪流，会产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 的感受。
可以说，有了明代学者罗汝芳所说的“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始有“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始有“天地之大德”，始有“天地之大美”。
“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的网络。在每一系统中，较小部分（它们远不能提供所有的解释）只有置身于他们发挥作用的较大的统一体中才是清晰明了的。” 把宇宙自然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大生命体”应是人类一切观念行为的前提，是我们追求真善美的根本出发点， 也就是我们安顿生命、提升生命的根基：
可以想见， 生态学的宇宙观也会赋予宇宙以善和美的义涵：“生态系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相互依赖和统一的特性。
价值存在于这个完整的体系之中， 而不是存在于每一个单个的造物中。个体是作为这个整体的一员存在的，只有它们投身于整体的复杂的关系网中才是有价值的。顺从这个整体，一种强烈的神圣感会油然而生。若背离这个整体，便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岩石、泥土、海洋、星辰用宇宙间上万种的语言诉说着它们的故事，它们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情感、精神、思想和肉体之中。”中国古人天才地将雷电风雪雨雹等等的存在看作是天地化育、万物生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不是“简单朴素地”、就事论事地将这一切看作是外在于我们生命的“狰狞邪恶”的、需要征服的存在。
刘小枫极熟练地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话语方式立场上批判着陶渊明的人生选择：
面临世界的恶，陶渊明寻求的出路是：放弃价值关切，以换取个我灵魂的安泰和清虚的石头世界。中国诗人能否在这个无情的石头世界中适性得意呢？ 也许，陶渊明在适性得意中有难言的无聊？ 刘小枫草草几句话就把陶渊明骂得“体无完肤”，全然不顾陶渊明那种“即世间而出世间”卓越的“超世而不绝俗”的超越与解脱方式所产生的伟大而永恒的积极意义， 根本无视陶渊明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对世界本就存在的“华严”一面的智慧揭示与深情执著，而想当然地断言陶渊明一定是“在适性得意中有难言的无聊”。让我们看看陶渊明“适性逍遥”在朱光潜先生眼中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 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普运周流，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如庄子所说的“鱼相与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互映增辉。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 触目成趣。渊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这样深广的同情；他没有由苦闷而落到颓唐放诞者，也正以此。
同时重要的是，朱先生指出古今歌咏自然的诗人们“写来写去，自然诗终让渊明独步”。原因是其他诗人们“缺乏物我的混化与情趣的流注”，而“只知雕绘声色”。这也是心中只有“上帝”的刘小枫所不能明白的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的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