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极高明而道中庸:陶渊明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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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作为“经书”的陶渊明诗文(8)

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在如下几首诗中表现得较集中:

经: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其一)

传:人生如尘飘忽不定,有缘相聚即当视作兄弟而同欢共乐,不必计较骨肉同胞之亲。陶诗此句本《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中说:“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陶渊明曾告诉儿子应善待仆人,因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陶渊明的“安贫乐道”中有一大内容是“安贫且不失善待万物”,真正是“肝肠煦若春风,虽囊乏一文,还怜茕独。” “贫士肯济人,才是性天中惠泽。” 陶渊明那种阔落博大的胸怀口吻,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认为是释迦、耶稣一流“人物”才有的胸怀口吻。这又是一种“及时行乐”,情调同乎圣贤共深情博爱。此诗若无“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则仅为一普通“人生无常而当及时行乐并及时勉励”之慨叹,其气格襟怀便会差次减缓很多! 怵惕于“盛年不重来”,则盛年其可长恃耶? “一日难再晨”,则一日其可暂忽耶? 所以贵及时也。我们曾论述陶渊明是一个如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者”,而“自我实现者”的一大特点就是“他们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 或者说“自我实现者比其他成年人(当然不必与儿童相比),具有更深刻和深厚的人际关系。他们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融合、更崇高的爱,更完美的认同,以及更多的摆脱自我限制的能力。”而这就是陶渊明“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意义。

经: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

传:当凄凄风露之秋而至时,他哀感人生之劳与人生“皆有没”,而“中心焦”然痛苦。“何以称我情”? 况千载之后情形难以测知,姑且让这“浊酒且自陶”的时刻尽量长久一些。这是一种“及时行乐”,情怀与靡靡秋景俱凄清,却非放纵沉迷! 辛弃疾有首词亦可作此诗注脚:

“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百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名利奔驰,宠辱惊疑,旧家时都有些儿。而今老矣,识破机关,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经: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急,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九日闲居》)

传:此诗颇具汉代文人古诗的风韵。“乐生”而非“贪生”的旷达使诗人的心境亦如明澈的秋天气象, 因而能深情地享受自然之季节物候的美好。虽有菊而无酒,依然能“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将诗人平和的“安贫”之心与高雅的意趣恰到好处地点化出来,令人味之不尽。能在为“乐道”而“安贫”的生活中完成一种“诗意地栖居”,将物质性境况并不理想的生活升华成了诗意的境界,此何人耶?!

经: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传: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还是一种“感物愿及时”的人生智慧,它无关乎人生境遇之穷通,故随所遇而安,而能及时抓住享受生活中本已存在的种种意趣。士不逢时,如物不逢春,当自为其春也。亦当有儒家“无入而不自得”之“素位”(安于其素常所处的地位)之乐,如此“天地山川无不自我而成荣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一类诗,正显示陶渊明于世间一切直是无物不佳,亦无物不乐。

比如《读山海经》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迴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叶嘉莹先生《汉魏六朝诗讲录》分析此诗说:“这首诗中连用了好几个‘我’字,里边透露着诗人的一种欢欣喜悦之情。《圣经》中说:‘该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在这里,‘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等所表现的,也是与此类似的心情。而且,不但人的心情好,天气也很舒适。凉爽的风从东南吹来,还带着湿润的小雨。在这个时候,诗人便在自己的茅屋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这首诗就是“感物愿及时”的最好注解。陶渊明《游斜川》一诗也是写“感物愿及时”的: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节选)

气和天澄,二三佳友,依流班坐,文鲂戏水,鸥鸣闲谷……此时但觉人生安乐,孰知其他!

而明代洪应明《菜根谈》中有段佳妙文字却又可以作为《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一诗绝佳的注解。比如“‘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此是无彼无此之真机。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常与水相连,此是彻上彻下之真境。吾人时时以此景象注之心目,何患心思不活泼,气象不宽平?”其“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之谓也! 此亦陶渊明之大本领也。

对于“感物愿及时”,《菜根谈》里也有许多“英雄所见略同”处,如:“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又“席拥飞花落絮,坐林中锦绣团裀;炉烹白雪清冰,熬天上玲珑液髓。”重要的是在获得“感物愿及时”的智慧之前,还得先认同这样一个道理:“一场闲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失;百岁好光阴,忙忙过了,纵寿亦为夭。”经: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郁北墉,嘉穟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

传:《诗经·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似是陶诗中“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之句所本。陶渊明的“及时行乐”并非世俗之声色犬马一类,而是寄情于诗书琴酒、良日远游之雅趣,因此在其“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后面紧跟着的诗句是“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无此句,此诗之意旨意趣亦将大为简单狭隘,而堕入只知岩居穴处、餐霞饮露的“石隐之流”。

经: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 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

传:静思定虑唯觉田园美好,确实该辞别世俗官场了。人生壮年无多时,应放任情怀之所好归隐田园。圣人法天贵真,返天归真而不拘于俗者正在此也。惊奇喜异者,无远大之识;苦节独行者,非恒久之操。陶渊明的“无乐”之“至乐”及陶渊明式的“感物愿及时”的“及时行乐”都“高妙”地体现着一种人生的“远大之识”与“恒久之操”。陶渊明不妄求人生的丰功伟业,也不贪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只一个“静念园林好”,只一个“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再加一个“感物愿及时”便可完成法天贵真而返天归真矣!

经: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传:此句译成现代汉语,那就是:虽然世事变化有平顺与不平顺,我都要自由地伸展我精神的触角而不受生活窊隆的拘束与限制。陶渊明虽“委运任化”,但并非消极地一味地“顺化”,而是持定“精神的主宰”不使其随波逐流或放任自流。如此才真能于混俗中脱俗也! “谁懂得了为什么生活,谁就能承受任何一种生活。”这据说是尼采的名言。生活质量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健康,也就是在精神上他对生活的理解与定位如何。《菜根谈》说:“迷则乐境成苦海,如水凝为冰;悟则苦海为乐境,犹冰涣作水。可见苦乐无二境,迷悟非两心,只在一转念间耳。”人可以做到“人穷志不穷”,也可说是“由凡入圣”,因为在生存困境中依然活出了人性的美丽,正显示了人之为人的高贵与自由。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 就是这样高妙地实现着儒家“无入而不自得”的“素位之乐”。

(六)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的洒脱经: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自祭文》)

传:“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给我们的生命放假! 梁启超先生对这十六个字有极高的赞誉:“若文学家临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渊明外像没有第二位哩。我想把文中‘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十六个字,作为渊明先生人格的总赞。” “人格的总赞”就是人格的总评价。朱熹也看到:“晋、宋间诗多闲淡,杜工部等诗常忙了。” 那种“身有余劳,心无常闲”是一种人生的“非礼”状态。“礼”之建设性意义不正在于当言行举止皆合“礼”时,人生就将进入一种中庸的宽舒、从容、淡定的优雅境界。

“有余劳” 的生活很多时候是否意味着一种愚蠢的人生状态呢。

梭罗说:“人已在我所描写的几种方式下暖和了,其次他要干什么呢?

当然不会是同等样的更多的温暖。他不会要求更多更富足的食物,更大更光耀的房屋,更丰富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灼热的火炉等等了。他在得到了这些生命所必需的事物之后,就不会要过剩品而要有另一些东西;那就是免于卑微工作的假期开始了,现在他要向生命迈进了。” “简单的生活”就是将人生从无谓的“过劳”与“过度享受”中解救出来,直面真实的人生。因为“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 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陶渊明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所以他的琴是没有弦的,这是一种空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又是一种空灵。道法自然,故谓“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使其自己”就是从世俗喧闹中走向平复,从向外物驰骛中回归静寂,让心灵开敞出去,印合自然大化! 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的风流还可以概括为简约玄淡、不滞于物八个字。唯简约方无累,唯玄淡方超远,唯不滞于物心灵方能得到最大的自由。”陶渊明的许多生活态度实在颇为“现代”。比如他的“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等,几同于西方社会如今越来越风行的“挣有数的钱,过简单的生活”。此处的伟大超凡显示了陶渊明极大的生活能耐。我们已经提到过,陶渊明既不是一个“拿不动”锄头把儿的人,也不是一个拿起了又放不下的人。他是该拿起则毅然拿起,当放下则洒然放下,十分从容裕如。因此其诗中就可以轻松地说:“既耕亦已种, 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更令人钦然佩之的是他居然说:“晨出肆微勤。”(《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还能够“勤靡余劳,心有常闲”。(《自祭文》)南北朝时佚名者所著《莲社高贤传》中对陶渊明生活的描绘是:

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叩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常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而行。

其气象完全如虚闲之夏月、飒至之清风,直是羲皇以上之“天民”再世。

以前每读到陶渊明“勤靡余劳,心有常闲”、“晨出肆微勤”时,总觉得有种故作洒脱的矫情。田园农耕生活哪会如此轻松? 这绝不可能! 后来接触到一个日本农学家兼哲学家福岗正信的生活材料后,才发现这是可能的。这位日本人精通中国的《老子》思想,并将其“无为”智慧贯彻到自己的农耕实践中,大力倡导“自然农法”。他认为:“自然农法是自然之道,无主观的省力之道。‘什么也不要干’,这是自然农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手段,也是通向幸福之路的富民之道。‘什么也不要干’是稳操胜券的不败农法。不耕地、不施肥、不用农药、不除草,是自然农法的四大法则。” 而且“自然农法具有节能、省本、高产、无公害、土地越种越肥等优点,这一切都是科学农法无可比拟的。其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无’字,‘一切无用’论,即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不用农药。”福岗正信的“自然农法”理念的核心是“无为”,而“无为”作为中国道家思想的核心, 在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定义中是:“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福岗正信的“自然农法”的四大法则正是这种对人类所谓“科学”农耕这种“违反自然的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抑制”。由于人类采取了过多违反自然的行动, 非但粮食产量越来越依赖化肥、农药,还导致土壤地力越来越板结退化,自然秩序与生态被严重破坏。

更要命的是人类自己也陷于这种灾难性的混乱,越来越劳累、越来越徒劳,最终失去了生活的本有的乐趣,人生的意义也茫然若失。福岗先生是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进行极深刻的反省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现代农业是病态的农业,现代的生活方式是病态的。这使他反复思考“所谓人是什么? ”“人生价值是什么? ”也最终使他开始考虑实践“无为”的哲理,由此逐步产生了他的“自然农法”。

就拿“不耕地(免耕)论”来说,据葛荣晋先生《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一书介绍:“富岗先生所以提倡不耕地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用农机具耕地降低了地力(肥力)。在福岗先生看来,中耕固然可以起到一时松土透气的作用,但从大局看,中耕破坏了表土结构,加剧了水土流失,破坏了土壤团粒结构,不利于保水保肥。耕锄越勤,则土粒越细,孔隙越少,土壤越板结,降低了肥力。再加上耕锄破坏了草皮,致使土壤腐殖欠缺,封闭了微生物的通道。二是土壤本身具有自耕能力,无需人来干涉。人们在大自然中发现,未经耕地的森林长得挺拔高大而茂盛,而多次耕耘过的‘熟化土壤’却只能培育出矮小的农作物,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人类依靠农机具耕地深度只有10厘米~20 厘米,而绿肥和杂草的根深可达30 厘米~40 厘米以上,随着根系扎深,水、肥可渗进下层;根系死后,又增加了土壤的腐殖质,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和土壤结构的形成,土壤便变得松疏,使土壤越来越肥沃。自然界的森林土壤所以能够使幼苗长成巨木,主要靠自然力量本身, 靠土壤中的蚯蚓和鼹鼠等承担起改善土壤和耕耘土壤的重任,这比单靠人为手段不知要强多少倍。”遵循老子无为智慧的“自然农法”使福岗正信先生最后实现了亩产八百斤乃至千斤的产量。福岗正信先生师法道家“无为”智慧的“自然农法”有力地证明了陶渊明的“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及“晨出肆微勤”是一种可能的而且极其高妙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