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参考消息》2004 年10 月22 日转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 认为中国在西班牙的鞋城被焚烧事件“并非种族歧视”，正是因为中国人太“勤劳”所致。西班牙一位店主对记者说：“中国人一天到晚地工作，从来不关门午休，也没有节假日或者周末。他们简直让我们没有生意可做。”该报认为这种过度的“勤劳”与西班牙人传统的价值观相违背，西班牙人认为，“家庭、朋友和休闲比赚钱更重要”。如此看来，“勤劳”过度有时也很可能是一种“贪欲”的表现。
当代学者于光远有一篇《闲、闲情与忙情》的散文，认为“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字眼”，因为“闲”是同“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字眼密切联系的事物。“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闲暇的生产和增长。他的结论就是：“闲” 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能不是一个大字眼吗？ 闲暇时间的长短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并行发展的。所以，“闲”，不只是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促进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因素。接着于光远举人类历史上的实际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够得上世界文明精华的那些文学作品，难道不大都是‘闲人’写的吗？ 同时世界上的哲学名著又有哪些不是‘闲’的产物？ 我对文学家的生平不熟悉，要举例就得查书，不过我相信我说的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准确性，陶渊明是个闲散的人，唐宋的那几位受贬的文人……一直到曹雪芹……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普希金……哲学家需要苦思冥想，急急忙忙的大哲学家是没有可能的。”自然科学也同样是需要有点闲空，在闲空里产生灵感。比如牛顿发现“变分法”、“二项式定理”的背景也是闲暇。有一年伦敦流行瘟疫，牛顿从剑桥三一学院回到伦敦自己家里休息时发现了这些原理。没听说哪一种创造性的伟大作品是奉命赶任务制作出来的。
于光远先生说“陶渊明是个闲散的人”，令我们想起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里对陶渊明田园诗的一句评语：“此景物虽在目前，然非至闲至静中则不能到”。的确，现代人再自嘘多么进步，有一点真正的“进步”对忙得七荤八素的现代人来讲却是永远也赶不古人了，那就是：古人的闲与静今人永难企及！ 当代作家程乃珊《现代化和蜗牛》一文说：“不记得是哪位智者讲过： 人类高一层次的时间体验， 就是悠闲。就这点讲，现代人的体验，远远不及古人，难怪近代中外，都很少出绝代艺术大师和思想家！ 幸好，现代人已开始觉醒。”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未来高度发展的社会” 应该是整个社会从“有闲阶级的社会”走向“普遍有闲的社会”。所以一个“理想的社会”在于光远看来就是“那是个劳动不只是‘谋生手段’而成了‘乐生要素’的社会。作为整个社会，一万年后也总有一部分时间是为了本身的生存而耗费的。但是对于每个个人，即便是为了取得人自身的生存而必须从事的劳动，如果更加自由及更富有创造性，他就会把它作为本人的乐生的要素，不感觉到是被迫从事的谋生手段”。
那种事事讲速度、讲效率的生活方式在西方社会已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20 世纪80 年代意大利发起了“慢餐运动”，这是一种提倡从慢慢吃饭开始享受悠闲生活的文化运动。并由此扩展到在全球36个国家设立分部， 它的标志就是一只穿行在现代和古代建筑物中的蜗牛！ 曾在一篇文章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以讲究生活情调与质量著称的法国人认为在半小时之内把饭吃完是一种“野蛮行径”！ 还有一个曾在《读者》上登载的故事更令人深思，一位中国游客在法国乘长途客车旅行至一乡村小店，进去看见一锅烧好的汤，打算买一份，可老板的回答令他十分诧异：不卖汤！ 老板的理由也是十足“法国式”的：
我的汤是世界上最美味的，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烧好的，而你是个匆匆赶路的游客，几分钟就把汤喝完了，这是对我的汤的不尊重，所以你买份汉堡之类的吃完上路罢，不卖汤！
如此我们就更可以明白在印度为什么普遍存在着“不守时间”的习惯。因为印度人的“时间理念”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所谓的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月、几年等等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必太在乎计较。印度人由此便有一种普遍喜欢悠闲甚至懒散的生活状态，这在东南亚一带的国家人们似乎都有这同样的“爱好”！ 这也从某种角度反衬出过于讲速度、讲效率倒可能恰恰是不懂享受生活的“恶俗的存在方式”！这很像是老子的精神。《老子》中有一大智慧是“反者道之动”，这种最高智慧是在反中求存，是有无相生，正负相成的。基于此，《老子》（四十一章）就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从而《老子》又指出宇宙人生中的那些“真理事实”存在的样态是：“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德若渝，大白若辱……”（四十一章）依此可以理解为，懂得道好像是愚昧，或光明的道看上去仿佛是暗昧不明，循道前进好像是后退，行道平易好像很崎岖，高上的德好似低下，广盛的德好似不足，刚健的德好似软弱懒散，质朴的德好似不坚定，最洁白的好似污黑。世俗眼中的男子汉都是刚健有力、生气勃发的，但老子认为男性之所以是男性或男性要想保持长久，必须有一种反向作用力阻止其向纯“男性”发展。在一个真正的男性的身上，必须时时有女性因素作为批评、制约、缓冲的力量来纠偏那种过于莽撞、粗鲁、破坏性的力量。表面似乎软弱、懒散了，但实际上无疑更加有力。因为这种“男女和谐”的因素，就可以真正达到永远的生生不息！ 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庸”的又一种表现！
美国的“陶渊明”梭罗在其《瓦尔登湖》中有一节文字可与陶渊明“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相印证：
第一年夏天，我没有读书；我种豆。不，我比干这个还好。有时候， 我不能把眼前的美好的时间牺牲在任何工作中， 无论是脑的或手的工作。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余地。有时候，在一个夏天的早晨里，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默不作声地疾飞而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 或者远处公路上传来一些旅行者的车辆的辚辚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我在这样的季节中生长，好像玉米生长在夜间一样， 这比任何手上的劳动好得不知多少了。这样做不是从我的生命中减去了时间，而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许多，还超产了许多。我明白了东方人的所谓沉思以及抛开工作的意思了。大体上，虚度岁月，我不在乎。白昼在前进，仿佛只是为了照亮我的某种工作；可是刚才还是黎明，你瞧，现在已经是晚上，我并没有完成什么值得纪念的工作。我也没有像鸣禽一般地歌唱，我只静静地微笑，笑我自己幸福无涯。正像那麻雀，蹲在我门前的山核桃树上，啁啾地叫着，我也窃窃笑着，或抑制了我的啁啾之声，怕它也许从我的巢中听到了。我的一天并不是一个个星期中的一天，它没有用任何异教的神祇来命名，也没有被切碎为小时的细末子，也没有因滴答的钟声而不安；因为我喜欢像印度的普里人，据说对于他们，“代表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是同一个字，而在表示不同的意义时，他们一面说这个字一面做手势，手指后面的算昨天、手指前面的算明天，手指头顶的便是今天。”在我的市民同胞们眼中，这纯粹是懒惰；可是，如果用飞鸟和繁花的标准来审判我的话，我想我是毫无缺点的。人必须从其自身中间找原由，这话极对。自然的日子很宁静，它也不责备他懒惰。
宋代理学家程颢有首《秋日偶成》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达到这种精神境界的人堪称是英雄，因为“无欲则刚”，所以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但他们不是通常的所谓“功利英雄”，而是“风流人豪”。所以冯友兰先生说：
“我们终算找到了中国式浪漫主义（风流）和古典主义（名教）结合的最美好的实例。”这也就是陶渊明“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生活。
最重要的是要同时玩味清代张潮《幽梦影》里的智慧：“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在这一点上，一个自由而超越的人是不会错位的人。
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传：这依然是一种“中庸”的生活方式。自然与文明在这里协调而不矛盾冲突，脑力与体力劳动在这里互补而能相得益彰。我们从当代一些智者的生活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平衡”的生活方式。比如作家韩少功从长沙到海口工作后， 又每年回到当年他插队的湖南汩罗江畔也过起了田园耕读生活。记者问他“为什么想到乡下去呢？ 您的生活环境怎么样？ 这种环境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韩少功说：“我只是阶段性地住在乡下，每年仍有一半时间回到海口，参予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