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虽然怀念故国，但是对于梁亡有过深刻的反省。这一点与庾信《哀江南赋》中的反思有着相同之处。他首先批评梁代士大夫的精神委靡不振，继而谈到当时的文风。颜之推反思梁代士大夫由于家族优越、门阀森严，造成一些人从小不劳而获，对于民间疾苦一无所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提出：“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许多士大夫深居简出，足不出户，行同寄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以奚落嘲讽的笔调写道：“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颜之推写出这些情状的目的是揭示出梁亡的原因在于士人精神的颓废，而当时的文风正是受此浸润。
颜之推很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很受两汉儒学的影响。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种文章原出五经的观点在六朝时代已不多见。颜之推提出这一观点，一方面表明他恪守儒学的文章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矫正齐梁时代一些士族文人在鼓吹“吟咏情性”的同时完全否定文学教化功能的观念。而北朝重视文章教化的观念使得颜之推产生了共鸣。颜之推一方面强调文学“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的政教功能，同时也承认文学的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他提出：“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在《颜氏家训·杂艺》中他也说：“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他对书法有相当的研究，对王羲之等书法名家的作品亦赏爱有加，同时告诫儿子对这些琴棋书画不能沉溺其中，以免玩物丧志。与此同时，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对文学的本质态度鲜明地作了规定：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颜之推强调，文章的主体应是理志、气调，而事义与华丽则是形式。这一观点同《文心雕龙·附会》所云“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的说法大致相同，其目的都是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反对当时重形式而忽视实质的文风。颜之推虽深感于南朝文风的绮靡，但是也清醒地看到自己回天无力，只好要求他的儿子去泰去甚、折中调和。同时他希望能够有人来从事改革，调和南北。他的希望在初唐的陈子昂身上得到了响应。初唐文风与中唐兴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可以说是颜之推的这种文学理想的实践。
在《颜氏家训·文章》中，颜之推一会儿教训儿子要树立以儒学为本的文学观念，一会儿也对儿子谈起文坛的一些逸事，说了不少关于文章创作的技巧。这说明他并非不喜欢文学与艺术，而是将其视为雕虫小技，不愿儿子们为此而忽弃大道，更不愿他们为此而招惹祸端。汉末魏晋以来，文士们罹祸而亡的事例比比皆是。颜之推对此深有了解。在《文章》中，他列举了从屈原、宋玉、东方朔、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到孔融、嵇康、谢灵运等文人“凌物凶终”的故事，慨叹：“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操守，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颜之推说的这番话是从汉魏以来文人们的惨痛人生遭遇中得出来的结论，同时，也是他从儒学至尊的观念中推导出关于文学作用的想法。他的文学观明显地带有折中调和的味道。同时，他也不愿意儿子做一个空头文学家。他说：“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薄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可见他从骨子里继承了儒家对文士的看法。
当时南方趋新而北方守旧，颜之推主张南北文风对话与调和，而不是冲突与对抗、互相替代。他提出：“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从这些方面来看，颜之推对古今持折中的看法。当时的古今之争也表现在南北之争上。一般说来，北方的文学观念较为守旧而南方趋新。在这些问题上，颜之推并不一味趋于保守，而是兼顾南北与古今。这与他为人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有关。早期的颜之推虽是儒学出身，但毕竟生于南朝齐梁年代，新潮的一套他也兼有。他沾染了魏晋名士风习，“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因此，他在文学观念上，有许多地方是很有南方趣味的。特别是在一些欣赏趣味上面，他认为北朝太过于简古质朴，以致不能欣赏南方有韵外之致的好诗。《颜氏家训·文章》中记载的两则逸事便说明了这一点（《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南北两种审美趣味与标准。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反映了南方自魏晋以来玄学影响下的诗风，追求一种意在言外的境界。这在钟嵘的《诗品》中有着专门的论述，即所谓“文已尽而意余”。而北朝的诗风过于质实，因此，对这样的诗歌境界与技巧不能认同。卢思道这样的北朝著名文士尚且对此否定，更何况颜之推。在第二则逸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颜之推对于当时在梁代不能为人所赏鉴的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的秋诗赏爱有加，可见他有着许多南方文士的风习与爱好，并不像嘴上说的那样一本正经。而他对卢思道等人的迟钝很瞧不起。他认为南方的审美眼光总的说来大大超过北方，对北朝的卢思道那样的文坛大人物，很不以为然。他最不满意的是南朝重视批评而北朝不喜批评。颜之推认为这是南北文风很大的不同之处。而他鲜明地提出这一点南方要优于北方：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曹道衡先生曾指出：“南方的文人和学者在建康做官，互相结识和交友，交流切磋的现象十分普遍，那时像乌衣巷的王、谢二姓第宅中和瓦官寺这样的佛教寺院都是文人学士经常聚会之地。我国古代的文人学者，本有互相讨论和批评的好习惯。”（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14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北方文化落后于南方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不喜欢批评，这是在游牧战争中发展的北方统治者一个难于改正的毛病。所以颜之推告诫儿子深宜防备，不能随便批评。
颜之推对北朝有些官员鄙视文学的做派也是不同意的。《颜氏家训·文章》中记载：“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这里可以看出北方的许多官员心胸狭隘，他们尚武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对文化与文学的看法。颜之推作为来自南方文化之地、家学渊源深厚的冠冕人物，自然是对此不屑一顾。他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提道：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
这里虽然说的是南北语言的不同，但是从中亦可看到，颜之推视野中南北风尚的异同，“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他的家族优越感在北朝依然强烈。他不得已而仕于北朝，表面上也不得不与北朝统治者周旋，但是骨子里却瞧不上这些北方侉子。当然，颜之推并不是那种盲目自大之人，他的雍容大度表现在了南北对话与比较上面。所以他最终还是认为二者可以取长补短。《颜氏家训·文章》中还提道：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南方的文学到了沈约等人的时候，提倡声律、用事、练字，但同时也强调自然流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魏晋南朝文学进化的自然结果。因此，它为北朝文士所叹服也是很自然的事。而北朝文学所以能够日益发展与进化，与北朝文士勇于学习南方的心胸直接有关，通过对话与交流，北方的文学在汲取南方文学优秀成果的同时，也在不断充实自我，使南北文学走向不断融合与进步。至于到了北朝的后期，南方文学中的不良因素影响北朝，引起统治者的警惕与纠偏，则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