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以自己的创作精神与作品风采以及人格修养，感染了北朝的王公贵族，使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与传统诗学之魅力且为之心悦诚服。北周腾王宇文逌在为庾信写的《庾信集序》中接受了庾信的文学观念。他是庾信的至交，庾信也有意让他为自己的集子作序。作者自谓：“余与子山，风期款密，情均缟，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非有绚章，方当贻范绅，悬诸日月诸焉。”他在《庾信集序》一开始提出：
盖闻五声调应，则宫徵成其文；八音克谐，则弦管和其韵。所以《周南》、《召南》之篇，为风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实王政之由。复有《阳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弥高；秋风黄竹之词，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孝敬，叙人伦，移风俗，化天下。兼夫吟咏情性，沉郁文章者，可略而言也。
这种文学观念强调儒家的诗教精神，同时也兼顾文学的吟咏情性、沉郁文章，很显然是从庾信那里接受熏陶而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庾信的文学思想和人格修养以及他的儒学风范与六朝情采并重的审美观念，确乎已对北朝的赵滕诸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对话精神已在北朝生根发芽。宇文逌接着又对庾信的家世进行赞扬：“开府司宗中大夫、义城公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时，掌庾原其得姓；皇晋之代，太尉阐其宗谱。舄奕氤氲，布在方策，国史家牒，世世详焉。八世祖滔，散骑常侍、领大著作、遂昌县侯。祖易，征士，隐遁无闷，确乎不拔，宋终齐季，早擅英声。父肩吾，散骑常侍、中令书，文宗学府，智囊义窟，鸿名重誉，独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贵族华望，盛矣哉。”这一大段文字突出的是庾信的家世。作为六朝贵族，庾信有着其他士族不曾有的显要的儒学家风，特别是他的祖父庾易，是齐代的征士，在当时享有盛名，对庾信的精神影响至深。所谓“贵族华望，盛矣哉”。这句话道出了北朝王公对庾信所体现出来的六朝贵族风范的钦慕庾信通过其身体力行与卓越的文学才华而激活与彰显出六朝士族精神。序文中概要地叙述了庾信入北的种种符合儒学的风范：“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为五等，荣贵两朝。出为弘农郡守。职实剖符，寄深分竹……加以冥心资敬，笃信天伦，孝实人师，刑推士则，愠喜不形于色，忠恕不离于怀，矜简俨然，师心独往，似陆机之爱弟，若韩康之养甥，环堵之间，怡怡如也。屡聘上国，特为太祖所知，江陵名士，唯信而已。绸缪礼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王英主，弥相委寄，密勿王事，多历岁年。”庾信固然有着先世所养成的儒学风范，这一点在北朝尤其显得明显；另一方面也难免粉饰的成分，是为了在北朝韬光养晦，逃避政坛之祸。他之所以历三朝而得以全身，大约也与他的这种以儒学风范来自我保全的行为有关。北朝的王公贵族当然也看得很清楚，彼此心照不宣罢了。在互相赞美中成全对方，也不失为一种成人之美的行为。序文中接着叙述了庾信入北后受到的推崇与人望。通过一位地位显赫的北朝王公的眼中出现的庾信，更使人感到庾信“润物细无声”的精神传导作用与感染力量：
自梁朝筮仕周氏，驰驱至今，岁在屠维，龙居渊献，春秋六十有七。齿虽耆宿，文更新奇。才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名贵，尽为虚襟。信降山岳之隆，蕴烟霞之秀，器量侔瑚琏，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少而聪敏，绮年而播华誉，龆岁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独秀，忠为令德，言及文词，穿壁未勤，映萤逾甚。若乃德圣两礼，韩鲁四诗，九流七略之文，万卷百家之说。名山海上，金匮玉版之书，鲁壁卫坟，缥帙缃囊之记。莫不穷其枝叶，诵其篇简，岂止仲任一见之敏，世叔五行之速。
这里赞美庾信的人品与文品的一致，通过庾信在北朝受到各方面的称誉，也说出了庾信的人格与文学魅力，并且评论庾信作品的特点是“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这里面不仅说出了庾信作品的美学特点，而且对比了他与汉魏以来著名文学家的成就。这其中也渗透着滕王宇文逌的审美价值观念。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他评论庾信人品对作品的影响：“孝性自然，仁心独秀，忠为令德，言及文词，穿壁未勤，映萤逾甚。”这是他对庾信儒学精神熏陶下的人品与文品的互为关系的揭示与肯定。
而庾信也写了一篇《谢滕王集序启》作为回应，从思想交流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看做一种对话。庾信在启中除了照例的客套话之外，用悲抑的笔调写出了自己入北后为文缘于发愤著书：
某本乏材用，无多作述。加以建邺阳九，劣免儒硎；江陵百六，几从土陇。至如残编落简，并入尘埃；赤轴青箱，多从灰烬。比年疴恙弥留，光阴视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无秋气之悲，实有途穷之恨。是以精采瞀乱，颇同宋玉；言辞蹇吃，更甚杨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以弃笔；未见陆机之文，久同烧砚。至于凋零之后，残缺所余，又已杂用补袍，随时覆酱。圣慈怜愍，遂垂存录。始知揄扬过差，君子失辞；比拟从横，小人迷惑。荆玉抵鹊，正恐轻用重宝；龙渊削玉，岂不徒劳神虑。匠石回顾，巧材变于雕梁；孙阳一言，奔踶是成于骏马。故知假人延誉，重于连城；借人羽毛，荣于尺玉。溟池九万里，无逾此泽之深；华山五千仞，终愧斯恩之重。
文中直言自己晚年遭遇不幸，加之垂暮之年，疾病缠身，心绪不好，“不无秋气之悲，实有途穷之恨”。这与他在《伤心赋》、《竹杖赋》、《小园赋》、《枯树赋》、《哀江南赋》中的自序意思是一致的。他通过这篇文章，重申也发挥了穷者欲达其言的文学观念，也算是对于滕王的感谢与回应这种对话的过程，促进了南北文学思想的互动与融合。其中主导方面毫无疑问是庾信入北后所传导与影响的中原主流文化与文学的作用。当然，北朝的文化与学风也对庾信造成了许多影响，没有入北之后的陶染也不可能造就晚年的庾信。
§§§第三节颜之推与南北文学对话
颜之推（约531—590）是魏晋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的文人与学者。他的《颜氏家训》虽是隋灭陈之后所作，但其中反映与论述的问题却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人，也是受儒学熏染很深的学者。他的文学观点主要集中在《颜氏家训》中的《文章》中。
颜之推与庾信对于北朝文化的影响有着相同之处，这是由于二人都是出身儒学世家，在北朝坚持与弘扬儒学家风，感染北朝文坛，故而《北史·文苑传》将颜之推放到庾信之后。颜之推的家族在文风华丽的齐梁时代，具有特立独行之风操。《颜氏家训·文章》中提道：“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操行见于《梁史·文苑传》及孝元《怀旧志》。”《北史》与《北齐书》均有颜之推的传记，但《北史》作者突出了颜之推的光荣家世，特意提道：“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也。祖见远、父协，并以义烈称。世善《周官》、《左氏》学，俱《南史》有传。”其中颜见远在梁武帝禅齐时，发愤而死，一时传为义烈之举，《梁书》卷五〇《文学传》中记载：“高祖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高祖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协幼孤，养于舅氏。少以器局见称。博涉群书，工于草隶。”可见父祖辈的家风影响了颜之推的心灵世界与家族荣誉感，这与庾信有着相似之处。他的弟弟颜之仪也仕于北周，在北周大臣、后来的隋文帝杨坚欲代周时，坚持气节，不愿从命，险些被杨坚所杀，有乃祖颜见远的遗风。后来隋文帝杨坚代周后，称他“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北史·文苑传·颜之推传》附《颜之仪传》。）。颜之推虽然因为屈仕北朝深感对不起先人，但总的说来其与父祖辈的思想信仰是一致的。早期的颜之推与先人略有不同。《北史·文苑传》中记载：“之推年十二，遇梁湘东王自讲《庄》、《老》，之推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书史，无不该洽，辞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湘东王以为其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颜之推入北朝后谨慎行事，敏于文词，加之儒家修养深厚，在当时剧烈的政治斗争中能够全其天年。
颜之推虽在北朝，但一直坚持不忘故国，有乡关之思。《北史·文苑传》记载：“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深见礼重，寻以疾终。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训》二十篇，并行于世。之推在齐有二子，长曰思鲁，次曰敏楚，盖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鲁自为序。”《颜氏家训·教子》中记载：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颜之推有着强烈的儒家廉耻观念与道德风操。这种强烈的主体性是他入北后坚持为人与教子的根本，也是他写作著名的《颜氏家训》的精神动力。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教子与诫子之类的书很多，但是像颜之推那样以屈仕北朝的身份而写家训、坚持用儒学教育儿子的书典确实不多。此书中涉及文学批评的内容也是在这种总体性的道德与文化的条件下形成的，是他在对梁亡反思以及南北文化比较与对话基础之上写成的。他在《观我生赋》最后悲呼：
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夫有过而自讼，始发蒙于天真，远绝圣而弃智，妄锁义以羁仁，举世溺而欲拯，王道郁以求申。既衔石以填海，终荷戟以入榛，亡寿陵之故步，临大行以逡巡。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赋中表示父祖的道德教育既给他以精神养分，同时也造成他的道德负担，使他在宇宙中无地自容。这种巨大的负罪感与庾信《哀江南赋》中的自悔一致。可以说，《颜氏家训》与《哀江南赋》异曲同工，都是在进行南北交流的基础之上的反思与回顾，都已超出了一般的身世感叹的境界，因而都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