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对文艺批评的启悟与促进，源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发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族群和文化向往与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人人相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国远古时代通过原始部落的聚合与形成的宗法社会和阶级社会，造成了人民喜欢“和而不同”的习惯与礼教。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开始，中国思想文化就奠定了在对话中求得思想交流、促进学术发展的态势。嗣后，虽然经过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但是这种自孔孟老庄开始形成的文化传统与学术规律，却一直曲折地得到了延续。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社会中，不仅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与思想学说通过对话得以延展，而且外来的思想文化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也不否定，中国自古以来党同伐异的事件时常发生，曾经造成恶劣的影响，这些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竭力要反对的旧传统，但是，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核心观念来看，注重思想对话与“和而不同”，是使中国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与动力，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这一点不可否定。如果没有这种好的传统，中国文化不可能历经沧桑而绵延生长直至当今，很可能也像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又灭亡的一些文化一样，永远定格在了过去。
中国人民对待思想文化善于吸纳、吞吐自如的胆魄与能力，如果要追根溯源，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与价值观上找到答案。中国文化将天地人置于一体之中，这种宇宙又是以“道”作为存在依据的。道既是和谐完满的，又是变动不定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通变的功能。对外来的事物，儒家不言“怪力乱神”，但对许多超验的现象却也并不一概否决。《礼记·中庸》以恢弘的气势提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话表明孔子之道是博大雄浑、参天地、并万物的学说，对各种学说可以兼容并包。《中庸》的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开放性的体现，它说明封建统治者在处于上升时期对待各种文化的气度与心胸。等到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学术文化的生命受到了压制。越是到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狭隘的文化心态就越集中体现为党同伐异、独尊一家。这与儒家的包容思想背道而驰。在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中，道家主张万物的存在与运动的依据是自然之道，而自然之道是由自然物内在矛盾阴阳交感而推动产生的，因此，万物终极的意义就在于运动之中，这样就使文化处于开放融通的境界之中。秦汉年间的思想家融合儒家的人生观与道家的宇宙观，将自然之道与儒家的道德信仰相调和，再吸收阴阳家的五行学说，创建了天人合一的五行图式宇宙论，将天道与社会人事置于完满的宇宙大系统之中这个系统既具有保守的一面，同时也有开放变动的一面。至魏晋南北朝年间，玄学兴起，主张以无统有，在变动中去认识事物，把握人生，认识宇宙。这种开放的文化观使得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中国文化显现出兼收并蓄自由思考的风度。
从思想文化的内在结构来说，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是精神文化内部的良性互动与必然结果。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对话，显然是在宗法封建社会与****形态下进行的，不同于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因而它的空间有限。但是在封建农业社会中，我们也要看到，人们因为没有受到现代工业文明与商业文化的掣肘，有着很大的感性与生命精神，那个时代思想的张力是现代社会与商业文明所没有的。我们时常慨叹的魏晋风度与盛唐精神即是明证。而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不仅仅涉及文艺批评领域，而且关乎后来人生的方方面面，比如当时的玄谈“声无哀乐”、“言不尽意”、“养生论”，也是现代人常常感受与讨论的人生哲学与美学话题。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对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情境与语境中，能够达到这样的深度与广度，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叹。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宗白华先生一再慨叹魏晋风度在解放思想与升华人格方面的光采。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与文艺批评所获得的成就，特别是通过思想对话融合不同流派与民族的思想，汇成巨流，对唐代多元思想文化与文艺精神的建构发生了至大至深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毫无疑问，它对于今天文艺精神的生成，也不乏其意义所在。
当然，面对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形成的巨大不同与反差，特别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讲究创新的年代，人们往往会问，那时的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互动的机制与精神，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可以融入我们的视野与真实的存在之中？我们认为，就中国古代社会与体制及思想文化的性质来说，当然与现代社会有异，是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社会毕竟不可能重回当时的情境与语境，对此毋庸置疑。但是中华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延续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具有生生不息之品格，它缘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思维方式，故能历经冲撞而走向未来。近代国学人物章太炎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7年第15期上有一篇《中华民国解》，其中提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章太炎在这里将中华民族的内在血脉定为文化传统，而外在的种族是变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与变化。作为一种包括审美意识与观念在内的文化，它具有很强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生命力。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指出：“古典的美以自由的、独立的意义为它的内在的东西，即是说，它不是以随便某种东西所具有的一种意义为它内在的东西，而是以自己给自身以意义的东西，从而也自己解释自身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精神的东西，精神的东西一般以它自身为对象。”（黑格尔：《美学》，157页。）依照黑格尔的观点，古典传统之美中体现出来的理想境界，是时间性与无时间性的统一，是非可逝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古典的东西在这样的辩证统一中发生、发展和解体，在这样的统一中展示自己的命运。他的这番话对我们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很有启发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最深层的意蕴来说，是中国民族历史地形成与发展的审美心理的体现，因此，只要中华民族存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经典性与理想性就会在解体中再生，在扬弃中发展，因为它具有内在的永恒性与超越性。而其表层的政治体制与道德说教，都是黑格尔所说的“随便某种东西”，即某种暂时的意识形态，它是变动不定的，转瞬即逝的，而唯有那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才是可以永存的，为后代所接续（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因此，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的这种传统，在今天完全可以融入我们的现代性中，成为建构思想文化的历史资料。当然，这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正是有鉴于此，本书才作些许微薄的努力，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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