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孙中山由香港回到上海，发现各省都没有什么准备。李烈钧仍然滞留上海，陈炯明仍然没有上任，柏文蔚只说不干，握有兵权的人都不积极。南京第八师是革命党人的精锐部队，师旅长们也借口中下级军官意见不能一致而不赞成起兵讨袁。孙中山对于党内这种涣散的状况非常气愤，在上海召集军事会议，力促陈其美在上海独立，章梓在南京起义，又派朱卓文前往南京运动第八师的营连长赞成起兵，并且宴请李烈钧，动员他在江西发难。当时，孙中山为了起事真是不顾一切。因为将领们消极抵抗，他竟令朱卓文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弄得一些中下级军官情绪激昂，跃跃欲试，表示“我们不能等高级官长了，只有先动了”。（《仁斋文选》，525页。）7月13日，八师旅长王孝缜、黄恺元获悉这种情况，立即赴上海向黄兴报告，为了防止内讧，二人不得不表示愿意起兵。他们提出了条件：黄兴赴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行动期间不能让孙中山去南京。黄兴之所以改变最先的消极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第八师的自相残杀。（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207208页。）
就这样，黄兴万般无奈，亲往南京。后来，孙中山责怪黄兴没有死守，所以导致全盘失败。黄兴在7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说：“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后来黄兴与陈炯明在1915年2月25日的通电中又说过：“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瞩。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的确是这样，分析当时的情形，革命党人的军队要死守一城一地，也许能够做到，却无法完成讨袁的目的。既然如此，分裂国家，把百姓拖入战火之中，是有良知的军人所不愿做的。
可惜，黄兴发表这种声明时，为时已晚。早知如此，应有更坚决的抵制。
二
老革命党人大都不赞成二次革命，面对已经发生的问题，一些人选择了调停。
谭人凤和王芝祥一起，在中间派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有资历和名望的督抚，出面主持公道。在调停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的主张，也可以看到袁世凯的态度。
袁世凯的态度十分强硬。在见谭人凤时，他说：“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燕市燃犀录》，《民立报》，1913年6月2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反控黄兴违法。这是他在“宋案”中走的重要一着棋。但是，互相指责违法，这本身还是对法律的承认，所以，法律解决的路并没有被堵死。
5月21日，袁世凯对梁士诒等人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过，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专电》，《时报》，1913年5月24日。）
如果冷静考虑，革命党人以武力讨伐总统，自然缺少法律依据。而袁世凯举兵征伐，却是合法的“平叛”。这似乎很不公平，却正是革命党人不得不正视的处境。事实证明，正是孙为首的革命党人诉诸武力，给袁世凯提供了诉诸武力对付革命党人的借口。
7月15日，袁除下令褫夺李烈钧军职，拿办欧阳武、李纯。17日，袁世凯发表斥责欧阳武的通电，从政治上声明自己的立场：“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由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他谴责欧阳武“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但他对欧阳本人留有余地，认为“难保非佥壬挟持，假借名义”。《政府公报》，1913年7月19日。7月21日，袁世凯又正式发布“平叛”通令，宣布“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政府公报》，1913年7月22日。）
后人可以说袁世凯虚伪，也可以说他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但他紧紧抓住了“共和”、“国会”的旗帜，可以说头脑清醒，策略得当。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共和虽然落地生根不易，但公开破坏它，却还不得人心。
5月9日，黎元洪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督，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黎副总统政书》卷20，1516页。后来的历史叙述把它看作阴谋，是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想来侵蚀革命党人。
7月18日，陈炯明宣布独立之后，曾致电蔡锷，希望他起兵反袁。蔡锷复电说：“现在以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主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蔡松坡集》，720页。）
历史证明，蔡锷说得不错，黎元洪说得也不错。于革命之后再革命，真的是内部崩裂，天下大乱，秩序全无。法律的神圣性、民主共和的神圣性，正是从此才被弃置不顾的。
1913年的共和国制度还很脆弱，是真正的“纸老虎”。它只是模型，不是钢铁铸就，更没有装备维护其尊严的铁齿。但是，只要没人碰它，就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咬人。事实证明，在它面前，袁世凯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碰它。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不要去碰它，一旦有人戳破，被撕掉、踩碎是很容易的。
三
重访这段历史，上海地方司法机关是引人注目的。
“宋案”发生在上海，由于未能组成特别法庭，按常规应归上海地方办理。也就是说，要归江苏省属的一个县一级的上海地方审、检厅办理。由于上海厅的级别低，法律程序上自然会遇到更多的障碍。但是，上海司法机关的表现却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和敬佩。
当然，首先还是要提及那个时代的新闻自由。刺杀宋教仁的凶手落网后，查获的函电证据于4月25日得以在报刊上公布。如：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夔丞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可也。”
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章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夔丞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遯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致应夔丞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14日，应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18日，洪复应夔丞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不到四小时，应致洪述祖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23日，洪致应夔丞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1913年4月26日。）
据此，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开始预审应桂馨和嫌疑犯朱荫榛。6日，按司法程序向北京地检厅发出传票，请京厅传解嫌疑犯赵秉钧、程经世（内务部秘书）到沪候质。
一个小小的地方法院，传讯国务总理，在中国，这是空前的，到目前为止，也是绝后的。
在上海检察厅的催促之下，北京检察厅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虽然赵秉钧不愿意接受传讯，但他不能无视司法的尊严。他不敢抗拒，而只能称病逃避。在致京检厅的复函中，他说：“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时报》，1913年5月27日。）
据说，袁世凯曾叫人转告赵秉钧：“智庵（赵秉钧）放心住医院就是了。”（《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5月21日。）但在当时，无论总理还是总统，都还不敢在法律面前公然耍横。
由于“宋案”主要嫌疑人迟迟不能到庭，“宋案”的审判一拖再拖。但上海厅并不放弃，5月30日，在重要嫌疑人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泯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程、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他们要求上海厅发出提票，强行拘传赵、程、洪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则对法庭本身提出质疑：现任本庭法官未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庭的资格。既然如此，法官最后宣布退庭。一切都严格按照程序办理。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黄复生（就是与汪精卫一起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那一位）、参议员谢持和宋教仁的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为宋教仁报仇。但是，周予觉被侦探追踪，很快叛变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儆出面，编造了一份假供，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企图以此抵消“宋案”的影响。谢持也于5月17日在北京被捕。但谢持是议员，搜检他的住宅又未获证据，在国会抗议之下，很快予以释放。大概因为北京检察厅的司法独立的精神让袁世凯不满，5月29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改组后的京检厅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戏：上海不是传讯总理赵秉钧吗？北京就传讯黄兴。上海检厅秉公办理，黄兴于6月11日赴租界会审公廨，并且表示愿意赴京对质。上海会审却发现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拒绝送黄兴到案。
司法需要以强大的执法力量为依托，在缺少力量依托的情况下，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一个地方法院敢于维护法律尊严的精神，在中国现代司法史上，应该说是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