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轮我去守灵，和其他两个堂叔和一个堂兄。四个人，一边两个分坐在棺材前，屁股底下是麦秸做瓤的蒲团。棺材前烧着长明灯，还有一只火盆，隔一段时间就要烧几张火纸。烧纸的事由那位本家堂兄干，我怕烧纸。我念小学的时候，大爷去世，按规矩我该在大爷火化之前给他老人家烧一刀纸，任爸妈拖着我把火纸塞到我手里我也不干。不是不愿意，而是恐惧，我大爷爷特别疼我，好东西在被窝里能藏上好几天专等着我来吃，可我就是没去给他烧那刀纸。多少年我也没明白恐惧何来，只记得当时沉重灰暗的现场，大爷一身黑衣躺在地铺上，一张纸遮住脸，那也是秋天，那个下午在我记忆里是冷的，想起来就不自主地打哆嗦。不烧纸的习惯倒是留了下来。
现在，堂兄烧纸，一个堂叔对着火盆念念有词。外面是浩大的鼓乐声，风掀起门帘，各种乐器的声音一一进到棺材前，盆里火光摇荡。脱衣舞是不敢再跳了，竞争还在，人群的吆喝此起彼伏。我只听到了一曲《十面埋伏》，应该是小头的独奏，此后就被各种西洋乐器和土洋结合的歌声淹没了。
我们面对面聊天。先是两位上了年纪的堂叔历数这两年死去的人，慢慢就说到了鬼故事。谁谁晚上插秧见了鬼，谁谁走亲戚回来遇上鬼打墙，谁谁照镜子看见一张鲜血淋漓的脸，谁谁半夜里醒来，发现男人不在了，从此丈夫消失不见了，谁谁听见路对面有人叫他，他跑过去，对方没了，却发现自己走入了水里，膝盖一下都是凉的。后来堂兄听怕了，让说点别的，就聊到了北京。他们要听我说。其实我对北京也陌生，大白天常常迷路。但一位堂叔说，就说国家领导人，你常看见，你说，我们都信。搞得我像一天三顿饭都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吃似的。我真诚地告诉他们，领导人我还真一个都没照过面，说不了。
“那就说说中南海、故宫、长城，实在不行，烤鸭吧。”
烤鸭。说真的，我不爱吃那东西。“还是下次带几只回来，你们自己尝尝吧，”我说。别的我也说不来，关键是这种地方说这些我有心理障碍。头一次给长辈守灵，我觉得坐在这里应该一声不吭。他们不同意，守灵不是把祖宗冷清清地晾着，而要让他们知道，谁都没忘记他们，有新鲜的、热闹的、好玩的，一例也让他们分享。这规矩我的确不懂。
堂兄说：“斗地主吧。”顺手从孝服底下摸出两副扑克牌，打开了摊在手心里在我们面前巡游一圈，“从南方带来的！”每张扑克牌上有一个只穿内裤和皮靴的金发女郎，现在的整容和染发技术很高，我也分不清这些风骚的女孩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一位堂叔抽出几张歪着头看了看，说：“老了，这东西看不动了。”
堂兄说：“斗不起来？来点彩头呢？”
另一位堂叔咳嗽一声坐直了，“这倒可以试一试。”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时，堂兄已经把牌洗好了，齐唰唰放在一个空蒲团上。
一位堂叔说：“三婶儿年轻时就爱玩牌，听说一晚上挣过五十块大洋。”他说的是棺材里的三奶奶。
“那会儿还没有‘斗地主’这一说，”另一位堂叔说，“都是粘黑纸绺子，像麻将那样玩法。”
“听说三奶奶过去是地主婆？”堂兄说。
“小点儿声，”堂叔敲了他一个指头，“别让三婶儿听见了，她最烦人家说她是地主婆，谁说跟谁急。”
我身上没带钱，堂兄说无所谓，记帐，赢了拿走，输了就带两只烤鸭给他们尝尝鲜。他把第一张牌都帮我抓好了。四个人就在三奶奶的灵前赌起钱，长明灯忽悠忽悠地闪，火盆里也冷了。鼓乐声越飘越远。
很久没斗地主，我竟然还赢了，三奶奶当年赢了五十个大洋，我赢了五十块钱，这已经是后半夜了。定下的彩头本来就少，五十块因此变得扎眼，堂叔和堂兄不太高兴，他们多少都输了一点。赌钱就这样，赢再多也不痛快，输再少也不舒服。我想去趟厕所，堂兄说不行，打完这一局再说。大家附和，打完一局再说。这一局起码要一个小时，我觉得膀胱突然开始胀痛。他们的精神很好。来之前我爸说，守灵最易犯困，让我看好眼皮。我爸多虑了。
我说：“要么到此为止？”
堂叔不愿意了，“不打牌干吗？哪天熬到天亮？”
我把钱分成三份，推到他们跟前，我没打算赢谁的钱，赶鸭子上架陪兄弟爷儿们逗逗乐而已。堂叔和堂兄都不高兴了，堂叔一把将钱摔我跟前，说：“哪有赢了钱退回来的道理，我们又不是输不起！”堂兄说：“二叔说的是，就是找点事干，打发时间，谁还输不起这点钱？”
“那好，”我说，看看表，凌晨两点。“要接着打下去，我更得去趟厕所了。”
他们一下子愣了。说到底还是那点钱的事。我把钱放在蒲团前，站起来时骨节咯嘣咯嘣乱响，屁股都坐麻了。
外面鼓乐声喧嚣，间以谁的歌声。一首耳熟的流行歌曲，唱得不好。那泡尿够长，我站着差点睡着了，有人在厕所外喊我名字才清醒过来。风经过头顶的树梢，撕扯声不断。我回过头，看见三象大哥的儿子小象站在黑暗里。
“我妈让你去一趟，”小象说，“急事。”
“什么急事？”
“去了就知道了。”
他都不让我回一趟灵堂，孝服也不让脱，拽着我就跑。经过鼓乐班子时，我看见小头拿起了唢呐。又听不到了。我们在风里跑了一阵，天上落下了雨。快到他家，小象终于开口了，他说：“顾小天跟婶儿睡觉，被抓了。”